罗婷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国家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请相信，阴霾会散尽，山河将无恙，人间春暖花开。我们能安心走上街头，沐浴阳光，见想见之人，赏漫天樱花。到时候，记得向每个挺身而出的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千万别忘了感谢身边滚烫的平凡人，也谢谢坚持熬过苦难的自己。

愿这一天，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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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是我们在金银潭医院正式下临床的第一天。我们负责的病区，在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的五层、六层、七层，是收治最危重病人的病区。

进到病房前，光穿衣服就要花快半个小时——先在更衣室换工作服，换完会经过医生办公室，进入一个缓冲间，这个缓冲间里也有医生们在配药、写文书，我们就在这里洗手，洗完手戴口罩、戴帽子，再洗手，穿防护服。再进入一个缓冲间，在这里再穿一层防水服，穿两层鞋套。接下来还是一个缓冲间，是平常外围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递东西的地方。最后就到病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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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进到监护室的感觉，不是别的，是真没想到，监护室的条件那么艰苦。因为这次是临时把病房改成了监护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有病人的病情达到了监护室的要求，病房的条件没达到。真正的监护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能一目了然地看到病人的所有情况。床上的设施也可以做到串联，比如我现在在看一号床的病人，如果二号床的病人生命体征不好了，我在一号床也能看得到，床边有个红灯会一直闪烁，告诉我二号床出了什么问题。而这个监护室，是一个个的病房，每个病房里有两到三个病人，都要靠自己发现。你要时刻走来走去，观察、巡视，病房之间还是会有距离，你就担心哪个病人没观察到位。心里慌，没谱。

对病人来讲，条件也比较艰辛。这里的氧气不是中心给氧，需要我们自己推氧气罐，氧气罐好大、好高，我们要用尽全力。

监护室里，患者基本年龄都偏大，主要集中在50岁到70岁，基本的肺部情况本身就不是很好。也碰到过29岁的、40多岁的，但他们的病情相对没那么重。

我们觉得很不忍心的一点是，他们是两到三个人一个病房，中间是没有遮挡的。三分之二的病人用了镇静镇痛，一直在睡觉，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清醒的、有意识的。他们肯定会目睹同病房的病人抢救的过程。有时候病人呼吸实在太难受了，无创呼吸机没办法支持呼吸了，我们就要搞人工气道，从病人嘴里插一根管子，有时候还要做胸部按压。被抢救的病人难受，同病房的病人看到了，我们想应该也挺难受的吧。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个抢救过程，但在这里做不到，没有帘子可以给他们隔开。

那些病人是清醒的，只是呼吸很费力，给他们氧浓度打高一点，他们就会呼吸得舒畅一些。他们很安静，不是真的有事不会喊我们，跟我们说话说得最多的就是“谢谢”，“对不起”，“麻烦了”。

有一次碰见一个病人，40多岁，因为没有家人在身边，大便小便都是靠我们清理。每给他搞一回大便，倒一回尿，他都会跟你说“对不起”。听了这个话，都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了。他觉得什么脏活都给你干了，但对我们重症监护室的人来说，这是职责内的事情，我一般都回答“没关系的”。就算在这个时候，你也能看到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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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天上完班，我们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朱恋）哭了。

一是环境比较陌生，我们在湘雅医院单纯做重症监护，其实很少接触这种需要隔离的传染病人，大批呼吸衰竭的病人，可能这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的工作跟原来的工作，节奏不一样，更重一些。

另外你的搭档又是第一天来的，你们之前不认识，你说话的那个点，对方也不一定知道。比如在抢救的时候，谁负责按压，谁负责喷药，谁来记录抢救时间，谁下医嘱，一个团队的人分工都应该很明确。但是现在大家都穿着防护服，谁也不认识谁，你刚过来，也不清楚抢救物资在哪里，又要喊人帮忙，但是别人也要管六七个病人，她们自己的病人可能状况也不是很好。整个人在慌乱和盲目中做这些事情，压力真的很大。

那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10个小时的班，我（朱恋）从来没有穿着防护服、戴着n95口罩，这么长时间地工作过。全身都汗湿了，身体其实很不舒服，最危险的是，口罩被汗打湿了，防护作用就没那么大了。我给病人喂饭喝水的时候，呼吸机里吹出来的风刮在我脸上，口罩又湿了，暴露风险很大，我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回去就哭了，哭完就好了点，第二天慢慢适应了，现在心情已经挺平稳了。

说真心话，我们是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来上战场，但也都是别人的女儿，都是普通人，都怕被感染，也都经历过一些比较惊险的时刻。

也是第一天上班，当时我（张春艳）戴着眼镜和口罩，没有戴面罩，只是做了常规的防护。在里面时间一长，口罩全部汗湿了，眼镜就容易起雾。起雾是一个标志——说明你的口罩密封性不好，气体会跑出来。我们有规定，眼镜一旦起雾就必须立即去更换口罩。

但那天我刚好在帮一个病人插管，眼镜一直在起雾，那种情况下你是根本不可能拿你的手去调节的，因为你的手一直在被污染。我也没想过去更换，再说，更换的话更没有物资，你也不想浪费。本来防护服就少，你一更换，就是从头到尾，面屏、防护服、n95口罩。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壓着，从来没讲出来过，但是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了这边之后，我们都剪短了头发，但也不能剪太短，要能绑起来，帽子才能遮得住。如果太短了，会露出来，扎到眼睛，其实也是一种污染。

从病房出来，整个流程也很烦琐。穿隔离衣其实还好，脱比较麻烦，每脱一层，都要洗一次手。每一个洗手的动作大于15秒，洗手的过程要达到3分钟，这些天洗了多少次手，早就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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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来金银潭医院，我们都是自愿报名。当时护士长在群里发了个消息，说国家卫健委需要5位有重症护理经验，又能够做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护士，我们就马上报名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报满了。到了医院就马上培训，怎么穿脱防护服。虽然说我们都在湘雅的重症医学科工作了快十年，但是真是没有这么长时间地穿过防护服。晚上培训完，第二天坐高铁到了武汉，第三天就上班了。

离开长沙的时候，我们匆忙打包了行李，预计待上一个月。但现在，我们其实不知道会待多久。最大的愿望有两个，一个就是防护物资充足。前两天上夜班，他们告诉我防护服不够了，夜里不能出来，我当时就拿了两大条士力架，立马塞了下去，好腻好甜，但是我必须吃一点，士力架热量高，经得起熬，我怕在里面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赶快研发出药物，或者有效的疗法，治好他们的病。

原来我们一直想来武汉看樱花，一直没来成，现在再过一个多月，樱花就要开了。希望到时候疫情也过去了，看完樱花，我们都可以回家。这是最好的。

（彼岸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图/HH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