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铁祥 郭文倩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高校教师、科研机构人员从高校或科研机构离职进入企业谋求发展，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文人下海”现象(Du，1998)[1]。据本文统计，在2010-2018年期间有高管学术经历的样本约占全部样本的35.5%，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术人才选择加入企业，成为企业管理的主力军。传统高阶梯队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决策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现有研究发现除高管年龄、性别等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外，早期经历也会通过影响高管的价值观念和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

目前，有关高管早期经历的研究主要关注高管的从军经历、海外经历、财务经历、贫困经历和学术经历等。其中，在高管学术经历方面，学者们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与融资成本、审计费用、企业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及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目的而利用真实业务活动操控企业盈余，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具有更强的隐蔽性。随着会计准则的完善及监管力度的加强，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管理者的青睐。Graham等(2005)[2]研究发现，虽然长期来看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不利于企业发展，但管理者为实现短期盈余目标仍有可能操控真实交易活动，如削减研发费用、推迟新项目的启动时间等。这意味着真实盈余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者调节盈余的一种普遍方式(蔡春等，2011)[3]。那么作为早期经历之一的学术经历是否会通过影响高管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呢?现有研究并未给出合理解释。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往文献主要聚焦于内部控制、审计质量和媒体关注等内外部治理因素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少有文献从高管早期经历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高管学术经历这一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其如何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丰富了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目前有关高管学术经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成本、审计费用、企业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和税收规避等领域，而本文较为系统地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为其经济后果提供了有益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既有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Hambrick和Mason，1984)[4]。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等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外，学术经历等早期经历也会通过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和认知能力的形成，进而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如周楷唐等(2017)[5]发现学者型高管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沈华玉等(2018)[6]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够提高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张晓亮等(2019)[7]认为学术经历通过增强CEO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进而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姜付秀等(2019)[8]发现学者型CEO更具社会责任感，能够推动企业实施更多的慈善捐赠行为。随着学者们开始关注高管学术经历的经济后果，相关研究逐渐延伸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和行为，研究其是否受到高管学术经历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拓展性地考察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学者型高管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第一，学者型高管普遍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相较于无学术经历高管而言，可能面临着更高的盈余目标。刘泽双(2010)[9]、杨浩等(2015)[10]认为，高管的受教育水平及曾经的就职经历会从知识和经验的角度有助于其能力的塑造。学者型高管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任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由此塑造了较强的个人能力。在企业中，股东通常期望高能力的管理者创造更多的收益(郝艳、李秉祥，2011)[11]，因而学者型高管可能面临更高的盈余目标，而盈余目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盈余管理的程度(王福胜等，2014)[12]。因此，在面临实现更高盈余目标的压力下，学者型高管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第二，相比于无学术经历高管，学者型高管可能更加注重职业安全。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13]认为低风险偏好的管理者会对其职业安全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学者型高管而言，他们在企业管理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周楷唐等，2017)[5]，从而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职业安全，更在乎职业的稳定发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如果企业业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会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相关人员被解雇。丁友刚和宋献中(2011)[14]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在业绩表现不佳时往往面临着被强制更换的可能。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高管通常会利用盈余管理手段实现业绩目标以规避解雇风险(Hazarika等，2012[15]；Ali和Zhang，2015[16])。因此，为了保证自身职业安全，学者型高管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管理者采用的盈余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不同于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操控盈余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主要通过构造真实业务活动来操控盈余，如放宽信用条件增加销售收入(销售操控)、削减研发支出等酌量性费用增加利润(费用操控)和扩大生产降低销售成本(生产操控)等。赖黎等(2016)[17]认为高管决策不仅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还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因此，对于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学者型高管而言，其可能会依据个人特质和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环境的变化，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从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看，学者型高管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思维逻辑方面更为严谨，在行为选择方面更加谨慎(Francis等，2015)[18]，由此形成的审慎、保守个性使其在企业管理中更具风险规避倾向。已有研究表明，应计盈余管理更容易被监管部门和审计人员所察觉，从而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法律监管风险。而真实盈余管理主要通过构造真实业务活动来操控盈余，监管部门和审计人员很难将其与正常业务活动区分开来，隐蔽性更强。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13]发现女性CFO普遍更加厌恶风险，因而通常会选择法律监管风险较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同样地，更具风险规避倾向的学者型高管也有可能偏好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从外部监管环境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及监管力度的加强，应计盈余管理的操控空间不断缩小。已有研究表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龚启辉等，2015)[19]，当会计弹性不足时，管理者会进行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作为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如Cohen等(2008)[20]研究发现SOX法案颁布后，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使得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有所减少，但相应的真实盈余管理却显著增加。因此，在应计盈余管理空间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学者型高管可能更倾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当高管具有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ST、∗ST类公司；(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7792个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真实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21]的研究，将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作为销售操控、生产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的代理变量。估算模型如下:

其中，CFOt为第t年的经营现金净流量，PRODt为第t年的生产成本①第 t年的生产成本等于当期营业成本与存货变动之和。，DISEXPt为第t年的酌量性费用②酌量性费用包括研发费用、广告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但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中并未单独披露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因此，本文中酌量性费用仅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At-1为第t年的期初资产总额，ΔSt为第t年的营业收入变动额，ΔSt-1为第t-1年的营业收入变动额。对式(1)、式(2)和式(3)进行回归后，所得残差项εt即为异常经营现金流(Rem＿cfo)、异常生产成本(Rem＿prod)和异常酌量性费用(Rem＿exp)。在此基础上，通过式(4)计算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Rem(李增幅等，2011)[22]。此外，当管理者通过真实交易活动操控盈余时，通常会导致异常低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高的生产成本和异常低的酌量性费用(王福胜等，2014)[12]，因而为了便于后续对实证结果进行直观分析，分别对Rem＿cfo和Rem＿exp取负值。

2.解释变量:高管学术经历。本文参考周楷唐等(2017)[5]的研究，将高管定义为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如果高管曾在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协会从事研究，即认定其为具有学术经历。构建如下指标变量:一是虚拟变量(Acade＿dum)，当高管团队中有成员具有学术经历时，Acade＿dum取值为1，否则为0；二是有学术经历高管的占比(Acade＿r)，等于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账面市值比(Bm)、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女性高管占比(Female＿r)、高管年龄(Age)、高管薪酬(Pay)、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en＿r)、现金持有水平(Cash)、审计意见(Opinion)、是否由国内“十大”审计(Big10)、产权性质(SOE)，具体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考察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Rem及三个分项指标Rem＿cfo、Rem＿prod和Rem＿exp；解释变量为高管学术经历Acade，分别用 Acade＿dum 和 Acade＿r度量。若系数β1显著为正，说明当高管具有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更高，支持假设H1。此外，本文对稳健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cluster)，并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Rem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12和-0.872，反映出不同企业之间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Acade＿dum的均值为0.355，表明约有35.5%的样本中至少有一名高管有学术背景。Acade＿r的均值为0.076，说明平均而言高管团队中有学术经历高管的占比达到7.6%。Female＿r的均值为0.151，说明相比于男性高管，女性高管的占比相对较低。Age的均值为47.152，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约为47岁。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未报告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学术经历代理变量Acade＿dum、Acade＿r与真实盈余管理Rem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6、-0.041，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并未获得支持假设H1的初步证据，但由于相关性分析仅考虑了两个变量之间简单的相关关系，为了更准确地检验本文的假设，还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除账面市值比(Bm)与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5外，其余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且各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说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不大。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Acade＿dum、Acade＿r与Rem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将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分解为销售操控(Rem＿cfo)、生产操控(Rem＿prod)和酌量性费用操控(Rem＿exp)进行回归，结果如列(2)-(4)和列(6)-(8)所示，Acade＿dum、Acade＿r均与Rem＿cfo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对 Rem＿prod和Rem＿exp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学者型高管主要通过放宽信用条件等销售操控手段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在经济意义上，相比于无学术经历高管，学者型高管能够提升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约1.65%个标准差(0.008×0.479/0.231)，即Acade＿dum变动一个标准差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em提高1.65%个标准差，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无学术经历高管所在企业，学者型高管所在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更高，支持了假设H1。

续表3

(四)进一步研究

1.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刘大志(2011)[23]认为产权性质引起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因而，高管学术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在我国特有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所有者缺位”及“政绩锦标赛”的存在，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同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盈余调整(蒋建湘，2012)[24]。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虽然享有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政府扶持，但相应面临着来自市场和相关政府部门更加严格的监管，从而导致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边际成本相对较高(李增幅等，2011)[22]。因此，在所处监管环境更为严格的国有企业中，学者型高管更有可能进行隐蔽性较强的真实盈余管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当高管学术经历由Acade＿dum度量时，Acade＿dum的系数在“国有”组中显著为正，而在“非国有”组中不显著。同样，当高管学术经历由Acade＿r度量时，得到一致的结果。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高管学术经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表4 高管学术经历、产权性质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2.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审计质量是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蔡春等，2005)[25]。因而，高管学术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受到审计质量的影响。根据“深口袋”理论，与国内“非十大”相比，国内“十大”一旦审计失败，其被审计客户起诉的可能性更大以及承担的赔偿金额更多(丁方飞等，2019)[26]。为了避免诉讼风险，国内“十大”在执行审计业务时会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的规定，从而保证了较高的审计质量。此时，管理者进行应计盈余管理更容易被发现，从而可能转向进行更多的、隐蔽性较强的真实盈余管理(李江涛、何苦，2012)[27]。因此，在国内“十大”审计的企业中学者型高管可能更多地进行真实盈余管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按照是否由国内“十大”审计将样本分为国内“十大”组和国内“非十大”组，进一步探讨审计质量对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当高管学术经历由Acade＿dum度量时，Acade＿dum的系数在国内“十大”组中显著为正，而在国内“非十大”组中不显著。同样，当高管学术经历由Acade＿r度量时，得到一致的结果。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国内“非十大”审计的企业，高管学术经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在国内“十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表5 高管学术经历、审计质量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五)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可能存在着如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固定效应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首先，采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参考周楷唐等(2017)[5]的做法，将上一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拥有学者型高管的比例(L.mean＿Acade＿r)作为Heckman两阶段中的工具变量进行第一阶段估计，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并将其加入第二阶段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1)-列(3)所示，第一阶段中L.mean＿Acade＿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一年度同行业其他公司拥有学者型高管的比例的确会影响该企业聘请学者型高管的可能性。第二阶段中Acade＿dum、Acade＿r均与Rem显著正相关，前文结论仍然成立。

其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借鉴Giannetti等(2015)[28]的研究，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高管年龄(Age)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等作为匹配变量。利用高管学术经历虚拟变量(Acade＿dum)对上述匹配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各个观测值的倾向得分，基于倾向得分进行1对2最近邻匹配。回归结果如表6列(4)所示，Acade＿dum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最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Acade＿dum、Acade＿r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保持不变。

表6 Heckman两阶段估计和倾向得分匹配(PSM)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进行如下检验:(1)借鉴Cohen和Zarowin(2010)[29]的做法，采用Rem＿1＝-Rem＿cfo-Rem＿exp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水平。改变真实盈余管理综合指标度量方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黄灿等(2019)[30]认为董事长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者也应包含在高管范围中，因而重新定义高管范围，将其界定为董事长及高管团队成员。改变高管范围后进行回归，主要结论依然成立。(3)参照周楷唐等(2017)[5]、沈华玉等(2018)[6]的做法，进一步控制高管的其他个人特征如海外背景后进行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表7 公司固定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高管具有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更高。采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的分组检验表明，高管学术经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国内“十大”审计和“非十大”审计的分组检验表明，高管学术经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在国内“十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以及高管学术经历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长期来看真实盈余管理不利于企业发展，会对企业的长期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而企业应注意到高管学术经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显著影响，在考核管理者业绩时，可以考虑将真实盈余管理因素纳入考察监督范围，以此遏制学者型高管为实现其短期目标进行过多的有损企业长期价值的真实盈余管理。第二，高管学术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这表明外部监管力度的增强导致真实盈余管理这一更为隐蔽的盈余操控行为增加。建议监管机构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完善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特别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第三，在国内“十大”审计的企业中，学者型高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这表明高质量审计并未有效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建议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第三方审计时除了关注可操控应计项目，同时也应关注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操控盈余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