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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中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解读

2020-11-19李静

湘潮(上半月) 2020年10期
关键词:土地革命机会主义大革命

★ 李静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陷入严重危机。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全党党员书》)等,为党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总结教训辟新路

《告全党党员书》共9个部分:绪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共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结论。《告全党党员书》主要反思检讨了过去尤其是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的错误,并确定了此后党的路线,指明了汪精卫背叛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是反革命派勾结起来以血腥手段削弱革命力量、压制革命运动,号召广大党员与革命群众继续战斗,“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秋收起义》(油画),何孔德、高泉等创作

《告全党党员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告全党党员书》从5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

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机会主义。

第二,在工人运动上,《告全党党员书》认为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党的任务是组织工人群众、指导他们的斗争,力争提高其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争得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由此原则出发,批评了中共中央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行动中采取的消极政策,指明为维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限制工人运动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实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

第三,在土地革命上,《告全党党员书》认识到,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并对长期忽视土地问题的态度予以批评:由于尚未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如对国民党土地政策予以妥协、压制湖南等地土地革命、不支持农村革命政权建设等行为,使得中共中央与下层党组织、基层党员以及群众在土地革命这一问题上分裂开来,土地革命“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

第四,在国共关系上,《告全党党员书》提出,中央同样犯了妥协主义的错误。中共在国共合作时对待国民党的态度上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为指导原则,“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的组织,增加对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但在实践上,中共中央的所有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在国共合作中只注重上层领导、不注重下层群众,只强调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却不努力保持自己政治、组织、思想上的独立性,只对国民党一步步妥协而不争取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第五,在武装问题上,《告全党党员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在对武汉政府军队的处理上,中共中央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士兵之中没有开展任何工作,并且也没有丝毫尝试;在党的五大上未能对十分重要的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已经叛变的唐生智之流却仍存侥幸之心处处维护,“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而在对待武装工农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同样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对一般的党员进行军事训练、给工农群众以武器进行武装、使工农武装成为团结统一的集体,反而为维护与国民党军队领导关系的“大局”而自动解除工农武装。

《告全党党员书》深刻批判了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此作出检讨:我们很坚决地承认过去中共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在此基础上,《告全党党员书》对党下一阶段的工作做了部署: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必须将全党工作都按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要求检查一遍;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多帮助其工作。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图

此外,《告全党党员书》还对党内民主不足、党外监督缺失的情况进行了检讨:中共中央以前不向群众报告工作,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由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领袖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是过去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之一。对此,《告全党党员书》提出,今后必须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加以讨论,在下级党组织进行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

总之,《告全党党员书》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检讨了过去工作的缺点,坚决要求全党清除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对党以后的工作做了部署,使党在危机之中找到新的出路。

助推革命迎曙光

《告全党党员书》反映了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是党在紧急时刻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全党统一思想、摆脱右倾错误、实现思想转变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一,为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依据。《告全党党员书》反映了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对当时最关键问题的解决,即纠正旧的错误,明确新的方向。党的八七会议前,党在大革命时期萌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党的事业因为这一错误思想而陷入困境的危急时刻,肃清错误思想迫在眉睫,而党的八七会议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全面总结了过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全党衡量过去工作的得失提供了一个标准,为全党肃清机会主义提供了依据。

第二,为党摆脱右倾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遭受巨大打击,在思想和组织上陷入混乱之中,为使全党能够振作精神继续革命,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全党首先必须认识到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并坚决地纠正这些错误,只有摆脱旧的错误思想,党才能重新确立新的正确思想方针。《告全党党员书》对过去党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有利于全党审视过去自身工作的错误并依此进行改正。此外,《告全党党员书》在批判过去错误基础上纠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党适应现实环境的新的政策方针,对全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告全党党员书》既对旧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又指出了新的正确的政策方针,这为全党摆脱过去右倾错误的影响做出了贡献,有利于全党实现思想的转变。

第三,为绝境中的党找到了新的出路。《告全党党员书》对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强调,有利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党的八七会议后,全党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会议精神,以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为指导,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全国多个地区规模各异的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尽管在中共中央试图通过城市暴动来夺取革命胜利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许多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但这些经历证明了通过城市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是不适合中国的。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起义过程中,根据中国实际及时转变思想、放弃大城市暴动,转向适于革命力量生长的偏远农村地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既保存了当时所剩无几的革命力量,又奠定了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最初的基础。

《告全党党员书》产生于党的八七会议,带有党的八七会议的印记。党的八七会议受到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影响,同时出现了“左”的错误。故而《告全党党员书》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方面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这种超越革命阶段的认识为之后党内“左”倾错误的滋长埋下了隐患;二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各阶级的认识存在片面性,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成为反革命阵营的一部分;三是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党内尤其是领导机关知识分子比重太高,因此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四是将重点放在了批判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错误上,却并未认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以及对于中共并不恰当的领导;五是虽然对新的阶段党在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正确的部署,但并未对如何进行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提出有效措施等。

总之,《告全党党员书》对右倾错误的批判,有利于全党纠正思想;对土地革命、武装运动的强调,有利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它为党找到了新的出路。它表现了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决心,面对绝境毫不退缩、勇敢斗争的信心,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标志。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姿态,继续承担着中国革命的责任和使命,带领党员、群众不断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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