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鸣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回首21世纪的头10年，最有影响的国际大事莫过于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9.11”事件不仅直接导致美国的历史、文化裂变为所谓的“前9.11”时代与“后9.11”时代，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也因此成了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但是小说追踪这一时代大事的步伐不仅远远落后于各色传媒，也跟不上其它文学门类。

迟至今天，很多人对“9.11”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的情感层面，并未对这一事件获得清晰透彻的认知。小说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时事问题进行消化、反刍和新陈代谢。很多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至今不敢涉足“9.11”，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认知存在错误，或不够完整，难免导致错误的或不完美的再现，写出蹩脚的作品。

尽管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仍有几十位功成名就或初出茅庐的小说家铤而走险。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便是一部广受赞誉的后“9.11”小说。福尔在书中运用了语言符号以及多种多样的图片，彩笔涂鸦等非语言文字符号，构建了具有多重意义维度的小说空间。

本文将从符号叙述学角度出发，从叙述主体和叙述接受者两个维度研究福尔的小说是如何叙述和如何为阅读者所“二次叙述”的。在符号文本叙述和符号文本接受的张力中，小说又是如何参与到“9.11”历史事件书写当中去的。

一、符号与符号叙述学

1.何为符号。

著名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整个世界是淹没在符号之中的。这句著名的论断指出了符号在人类认识和表征世界方面的重要作用。

符号是什么？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1）。文化学者霍尔则认为“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词语、声音或形象的总的术语是符号”（霍尔24）。对此赵毅衡又进一步做出了补充说明；“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赵毅衡2）。赵毅衡在这里想表达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符号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与载体，而且符号还是意义的条件。有了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德里达也说过，“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能有无所指的能指”（德里达20）。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想要了解符号，我们必须了解定义“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至此意义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赵毅衡2）。当然这个定义也可以进一步推导，即“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受（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符号与意义的环环相扣，是符号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2.符号文本与解释。

了解了符号与意义锁合关系之后，如何将符号用于到“文本”阐释中去是符号研究者要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中文中的“文本”一词是由英文翻译而来。在文学理论中，“文本”是任何可以“阅读”的对象，无论该对象是文学作品，路牌，城市街区的建筑物排列还是服装样式。它是一组连贯的符号，可以传递某种信息。这组符号是根据信息性消息的内容来考虑的，而不是根据其物理形式或表示它的介质来考虑的。“文本”是符号的组合，是符号用以表征的一种形式。符号与意义是环环相扣的，“文本”也是如此。“文本”的创立在于表意，而意义也凭借“文本”，这一更具效率的符号表意形式，解释事物，影响认知。艾柯看出了“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循环。他认为“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艾柯78）。也就是说，文本是解释是为了自圆其说而建立起来的，它的意义原来并不具有充分性。艾柯认为这是一个解释的循环，因为“被证明的东西成为了证明的前提”（艾柯78）。赵毅衡对此得出的结论是“有了意义的追求，才有意义；有解释，才能构成符号文本”（赵毅衡4）。简单来说就是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人类自觉地通过符号表达意义，传递意义。而在解释意义的过程中，符号相应的建立起一个阐释意义的文本空间。以此类推，文学文本也是文本的一种，因此考察文学文本的意义需要从文学文本中的诸符号着手。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传统语言符号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作家们开始使用多种不同的符号，例如：图片，数字等来追求意义的表达。在这样一个意义的追求过程，又构建了多维符号组成的丰富文本空间。丰富的文本空间又为意义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福尔同样运用了多种形式的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大量非语言符号，试图在一个后“9.11”时代构建起一个对“9.11”历史事件的阐意空间。

3.叙述转向与符号叙述。

叙述转向的大潮，始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推动用叙述研究改造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运动。此后，闵克、格林布拉特、丹图等人进一步加以哲理化。闵克1987年的著作《历史理解》清晰地总结了新历史主义的叙述观，使整个运动的影响溢出历史学，冲击了整个人文学科。

在符号学领域内同样也出现了“叙述转向”。一些以往不认为是叙述的符号文本，现在被认为是具有叙述性。因此对于叙述文本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对于叙述学界的混乱局面，赵毅衡提出将叙述成立的条件归结为“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1)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

赵毅衡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任何一个叙述文本必须包含特定的叙述主体和接收者”（赵毅衡7）。具有叙述性质的符号文本必定是由某个主体有意图组成的文本，该文本携带了各种意义，需要接收者的理解和重构加以实现。在这里赵毅衡强调了叙述的双向建构，即叙述主体的建构和叙述接收者的建构。两者的互相配合，共同建构了文本的叙述性。

二、《特别响.非常近》中叙述主体对文本的建构

1.叙述主体之争。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使得刚进入21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9.11”是继二战中珍珠港被日军偷袭后美国本土首次遭遇的外敌袭击。该事件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随后，美国社会和第三世界国家对“9.11”事件都有很多反思，作家们试图从多方面对这一事件及其对各自社会和文化的冲击进行描述，从而涌现出大量反映“9.11”事件的作品，被称为“9.11”文学，或后“9.11”文学。如果按照虚构性和记实性划分叙述文本，历史学家对于“9.11”的叙述属于记实性文本，而以福尔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为代表的“9.11”小说则属于虚构性文本。但是符号文本的底线是“事实性”，不然符号接收者没有接受的理由。

赵毅衡认为，“虚构文本必须在文本主体之外，构筑另一对文本主体，它们之间能做一个事实性文本的传递”（赵毅衡323）。小说的作者只是引录一个特殊发送者（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一个特殊人物（听故事的人，即“受述者”）所讲的“代理事实的故事”。

这样符号文本的发送者产生了分裂。一个是作者，一个是代理的符号发送者即小说中的叙述者。在小说中，我们一般将代理的符号发送者称为叙述主体。这是将符号发送者置于虚构文本情景下的考虑。如果我们将小说《特别响.非常近》视为一个携带意义的符号叙述文本的话，那么该文本发送者不是作者福尔，而是小说中的叙述主体，即奥斯卡、奥斯卡的爷爷和奥斯卡的奶奶。作者借由他们之口，讲述了一个在战争和“9.11”事件中饱受摧残的创伤故事。

2.叙述主体对文本的建构。

在文本层面，作者将叙述的大旗交给了叙述主体，由叙述主体代为行使叙述之职。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叙述主体显然不止一个。从章节目录可以看出来，有几个标题重复出现，即“我的情感”和“为何我不在你身边”。在以“为何我不在你身边”为题的章节中，叙述主体为奥斯卡的爷爷老托马斯，是第一人称叙述。在“我的情感”为标题的章节中，叙述主体是奥斯卡的奶奶，也是第一人称叙述。其余章节均由奥斯卡担任叙事行为的主体。

在奥斯卡叙述的部分，叙述主体奥斯卡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回溯“9.11”事件中如何失去父亲，如何与自己和解的心路历程。在奥斯卡的叙述部分，作者与叙述主体之间的分裂是最为明显的。福尔作为一名成年作家与小说主人公奥斯卡之间的身份差异无疑是巨大的。许多评论家因此质疑福尔小说叙述的可靠性。事实上作家有权利选择任何他认为合适的代理叙述者，这是小说这一虚构文本赋予作者的权力与自由。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叙述主体所传递的信息是否准确真实。

奥斯卡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独特的叙述主体，他对于“9.11”事件和在事件中失去父亲的经历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小说开篇就是奥斯卡的一段类似“白日梦”的内心独白：“要不要发明一种茶壶？茶壶嘴在冒热气的时候可以张开，合上，所以它能变成一张嘴……”（福尔1）这段“白日梦”般的内心独白似乎和小说整体的叙述无关。但是叙述主体发送的信息应与叙述主体自身相符合。奥斯卡是一位未成年的儿童，他的生活阅历和他的知识水平，让他无法深入表述“9.11”事件的意义。奥斯卡以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从而打造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展现不易被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奥斯卡天马行空的想象，朦胧的性意识，符合一个8岁儿童的心理世界。作者借由奥斯卡这个儿童叙述主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儿童的视角。通过孩子另一种眼光的观察和透视，表现与儿童感知发生联系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景观，揭示了成人所难以体察到的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

小说的另外两个叙述主体是奥斯卡的爷爷和奶奶。这两个叙述主体分别从男女两性的不同角度叙述德累斯顿轰炸和“9.11”事件，叙述视角互为补充。

奥斯卡的爷爷老托马斯在德累斯顿轰炸之后得了失语症。他只能通过手上纹出的“是”和“否”两个字和记有简单日常用语的记事本和他人进行最基本的沟通。他会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人交流，但他会选择英语而非母语德语交流，试图与过去的经历隔绝。在由奥斯卡爷爷为叙述主体的部分，他选择通过信件的形式进行叙述。不同与以往的书信体小说，在《特别响.非常近》中，书信是小说叙述形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形式，使小说具有多重文体特征。书信在书写之初就有明确的信息接受对象。在小说文本中，信件的接收者是奥斯卡的爸爸，但小说自始至终奥斯卡的爸爸都没有收到那些信。叙述主体借由书信这一叙述形式进行的叙述文本缺少了信息的接收对象，信件这一文体所预设的双向交流被无限搁置，叙述主体的交流对象重新指向了叙述主体自身。这样，书信这一叙述形式成了一个空壳，它所预设的交流方式并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叙述主体所建构的叙述文本成为了一种类似自我忏悔式的叙述文本。在小说267页上，只有区区几个字“我不能说话，对不起”（福尔267）。叙述主体老托马斯通过写信这一叙述行为，摆脱了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逐渐打开心扉。叙述主体托马斯给小说文本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的视角，从德累斯顿轰炸和“9.11”事件亲历者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创伤与救赎的故事。

奥斯卡的奶奶是老托马斯昔日恋人安娜的妹妹。对于老托马斯而言，她更像是安娜的替代品。奥斯卡的奶奶在叙述中采用了左对齐排版。左对齐排版并不符合常人的阅读习惯，但是却和叙述主体的认知和表达习惯相符合。在奥斯卡的叙述部分，奥斯卡的奶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守护着孙子。她住在孙子的对楼，他们之间会通过对讲机交流，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距离感。她织毛衣时会把毛线的一头栓在奥斯卡身上，生怕孙子丢失。战争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虽然没有带来像老托马斯那样严重的失语症，但在奶奶的世界中，她努力的拼接出一个完整的认识世界，最显著的体现就在她的左对齐排版上。左对齐排版是奶奶这个叙述主体基于自身认知和表达方式的选择，符合人物的经历和表达习惯。

在小说中福尔借由不同的叙述主体，用符合叙述主体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形式构建叙述文本，丰富了“9.11”的创伤表达，构建了富有多层意蕴的叙述文本空间。

三、《特别响.非常近》的叙述接收者对文本的建构

1.二次叙述化和能动的叙述接收者。

一次叙述化，简称叙述化，发生于叙述主体对文本的建构过程中。二次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接受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不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情节的意义”（赵毅衡106）。

《特别响.非常近》中繁复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组成了一个符号文本，叙述主体叙述的情节和人物使得符号文本经历了第一次叙述化。这只能说明该叙述文本具有可以被理解为叙述的潜力，也就是被“读出故事”的潜力。小说中同时还存在许多非语言符号，例如涂鸦和排列混乱的图片等。这些非语言符号似乎无情节的进展。赵毅衡认为“单个的接受者是一个充分的主体，一个充分的主体有自主的自由”（赵毅衡12）。因此，单幅图像不能叙述情节的观点事实上忽略了“叙述接收者构筑情节的能力”（赵毅衡11）。在这里，符号的接收者和符号的发送者处于平等的位置，符号的接收者也积极地参与到了信息传递和意义表达的活动中。

2.创造式二次叙述与“9.11”事件书写。

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各种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交织缠绕。小说内部的时间呈非线性发展，叙述因果和逻辑链也很混乱。小说的阅读者无法按照常规逻辑对文本进行建构，可能会中断二次叙述。但是没有接受环节，符号文本就不能成立。这时，阅读者必须凭借文本提供的少量线索，给予文本以创造空间。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式二次叙述。

对于福尔小说的阅读者来说，小说中的突然出现的图片和杂乱的涂鸦令人费解。图片符号并不能主动叙述情节，所以依靠信息接收者的二次叙述赋予图片以叙述性。我们在进行创造式二次叙述的时候要将非语言文本和语言文本比较对照，要从整个叙述文本的角度来考察。

在小说中，奥斯卡有一本题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图片剪贴簿，里面装有各种各样的图片，有的是他收集的，有的是用他爷爷的相机拍摄的。翻开小说，这些看似杂乱的图片跃然纸上：霍金的照片、哈姆雷特剧照、乌龟交配图、宝石盒、坠落的人、纽约与中央公园俯瞰图、空中飞鸟、钥匙、门锁、门把手、挂在墙上密密麻麻的钥匙、各种标有编号的指纹印、裸体猿人情侣、流泪的大象、人头的后脑像、空中坠落的猫、过山车、彩笔书写的英文字母、写有“是”与“否”的左右手、旋转门、以及公寓外墙等，共计有60张之多。这些图片符号散落在小说的语言符号文本之中，与语言符号叙述的文本相呼应。

图片符号记录了奥斯卡的生活，是奥斯卡用于认知、接触世界的途径与方式。当奥斯卡在翻阅自己制作的剪贴簿的时候，小说的读者实际上也跟他一起浏览这些图片。在这个能动的图片符号接收过程中，阅读者在浏览阅读中阐释那些图片，逐步了解奥斯卡的内心世界。这样零散的图片符号就形成了一个有意义且松散叙述文本，读者通过零散的图片文本，还原了主人公奥斯卡天马行空的内心世界。

在创造式二次叙述中，不同形式的符号并没有从属关系。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共同构筑了叙述性的符号文本。

与此同时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重复的图像符号。在老托马斯的信件中钥匙、门锁、门把手的图片反复出现。“锁”意味着封闭的内心，开“锁”意味着打开封闭的内心。语言符号文本中主人公封闭的内心与图片符号中的“锁”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对于读者来说，门锁的图片也可以看成是语言符号中叙述情节的实体化，甚至比语言符号更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阅读者在阅读中，自觉将图片符号与语言符号结合起来。图片文本因此也参与到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锁”不仅是奥斯卡的寻“锁”之旅，更暗示了爷爷的寻“锁”之旅。对于阅读者来说，他们也参与到了这场寻“锁”之旅中去。

“9.11”是一个极限事件，它粉碎了文化中的象征之源，打垮了意义生成和语义学的正常过程，因此被认为是“语言边界之外的”创伤性事件。但“9.11事件”的创伤效果一方面阻隔了语言的意指功能，另一方面个体却需要凭借叙述和指号过程来寻求创伤的治愈。所以，“9.11小说”的创伤叙事就不仅仅是一种再现，而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文本，它旨在通过讲述来缓解焦虑，甚至修复创伤所导致的语言断链。而且，作为一次被全球见证和分享的间接“9.11事件”所导致的创伤亦是全球性的，所有人都需要去理解、去解释和去恢复。

对于《特别响，非常近》的读者来说，他们积极参与到了符号文本的二次叙述之中去，并对符号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建构。在这个创造性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得以潜文本底部，与遭受“9.11”重创的主人公一起体会灾难降临之后的生活，深入他们的内心，治愈灾难过后的心灵重创。

四、结语

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作者福尔别出心裁，采用了多种不同形式的符号，叙述了一个在“9.11”事件中饱受心灵创伤的故事。小说中的叙述主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一个多重意蕴的“9.11”小说文本。对于阅读者来说，他们根据图片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隐秘联系，对文本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建构。在建构过程中，他们与人物一起重新回顾了“9.11”事件，试图在这个创伤文本中，寻找自我疗愈的可能。福尔放弃了传统作者高高在上的叙述权威，邀请阅读者进入文本的建构和释义环节。这种拥抱平等的对话姿态让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