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分析

2020-11-19饶力铭陆军边海防学院

长江丛刊 2020年4期

■饶力铭/陆军边海防学院

一、前言

历史研读，是了解社会进步方式和渠道的主要手段，它不仅记载了人类文明成长的历史，更是社会发展规律总结的主要方法。为了将中国传统文明延续下去，就必须要对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了解和分析。而关于中国古史的探究，也将为东方历史文明的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二、中国古史氏族时代发展

氏族时代，也称为新石器时代，它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基层单位，是人类文明演进中重要的历史跨度阶段［1］。依据氏族时代纵向发展的顺序，可将其分为前期、发展阶段、后期、以及铜石并用四个部分。其中前期阶段、发展阶段，主要是指神农时期，这一阶段在历史上也称为母系氏族阶段。即，氏族部落中女性地位较高，而男性则是女性的附属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的文化形式为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后期阶段，氏族部落的核心逐步从女性转移到男性身上来，这一时期男性在炎帝、黄帝时期，主要从事外耕田，其劳作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女性，进而男性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其中较具代表的为龙山文化。铜石并用的时代，也称为部落联盟时期，此时的氏族社会发展不再是单纯的氏族内部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体化演变趋势。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齐家文化［2］。

三、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发展核心

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发展核心为：

（一）经济形式的转变

1、经济形式转变表现

氏族社会的产生，是人类逐步从动物演变为过程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发生较大的历史变化，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形式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此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从狩猎、采集向着农业、畜牧业的趋向转变。也就是说，氏族社会得以持续性演进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物质性条件基本实现了持续性的供应。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母系氏族发展时期，黄河流域、汉水上游等地区的农业已经在此时开始进行发展，并且农业整体发展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比如，西安半坡遗址，就是典型的仰韶文化的代表。该遗址位于汉河东岸，占地面积在3—3.5万平方米。从其氏族历史遗址的规模和完整度来说，母系氏族时期，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特征逐步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构成条件，它在某些层面上直接体现了我国氏族时代的发展开发趋向。

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工具的开发与革新。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可知，早在河姆渡文化阶段，氏族社会中就出现了磨制石铲，榫卯建筑结构。这些历史文物的展示，均证明了随着社会文化体系的变革调节，与社会经济结构体系相互对应的生产条件也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是一种关联性经济文化展示的主要方法。

2、经济形式转变启示

经济条件的开发与运用，始终都是历史文明进步的重要阶梯，在母系氏族时代中，人类文明从最初的长期游走类生活，到定居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为氏族社会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社会，这种原始型文化艺术形态同样适用。比如，社会进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在把握国家发展经济命脉的基础上，给予对应的经济资源管理条件，有序进行经济生产条件的规制与安排，这样方可实现促进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目的。同时，在未来进行经济条件把握与分析过程中，善于结合时代发展的基本需求，综合进行农业、商业、以及、第三服务业的开发，也是对于古史氏族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研究的重要性条件［3］。

（二）社会文化结构的发展

1、社会文化结构发展的展示

社会文化结构的发展，在氏族社会的变革上也有所体现，随着氏族社会时期县蒂的物质生存基础基本实现循环供应，氏族部落中的文化意识和生产意识开始得到重视。其一，生产工具的材质上发生转变。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技术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对比变化。由于此时主要是母系氏族时期，在石器到瓷器的转变中，器材的细腻性特征逐步被展示出来。而其中最代表的陶瓷品，要数红陶釜、陶灶最具代表。也就是说，陶瓷的出现是对氏族社会中人的审美意识进行启发和诱导，它是一种艺术审美展示形式。其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也体现为陶瓷上的艺术装饰花纹。即，氏族社会的产生阶段、发展过程中，逐步从审美意识的开化到审美绘画的创作，将社会文化转变为一种直观性的装饰形态，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产生与发展的源头，也是人类文明创作的最基础形式。

2、社会文化结构发展的启示

从艺术形式深入性探索的把握过程中，善于在生存发展条件相对完备的状态下，实行相应的文化发展条件的深入性探究，也是社会文化结构发展展示的主要方式。在当今社会之中，在把握社会文化传统优秀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征，不断的进行延伸和探索，是当代文化传承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形式。比如，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当的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优秀文化”特征，这些都是社会文化结构发展探索的直接表现形式。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在新的历史发展状态下，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需求，适当的进行社会文化结构体系的变革与更新，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生产条件的模板化调节，这样的社会文化结构发展体系变革方式，才是有序的产业结构最优化调节渠道。

（三）社会规制条件的变革

1、社会规制条件变革表现

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的发展，也与社会发展的规模与条件之间的关系密切的关联。氏族时期经历了母系时代、父系时代的演变后，逐步开始从独立的群体生活向着群居的生活趋向转变，此时最具代表的就是陕西临潼姜寨氏族模型规划形态。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群体生活特征中，有了明显的集体性概念，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决策、生活管理规制的分析上，也开始从群体的需求视角上进行问题探究。比如，在后期、以及铜石并用阶段时期，氏族群体的内在管理结构中，开始出现了氏族之间的合作联盟性质的管理。或者，在氏族女性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陪葬物品，这些在氏族时代中出现，都说明了此时的氏族文化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繁衍后代、种族传承，向着等级化、群体化的特点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后期、以及铜石并用时期的发展，是社会规制条件向着文明化趋向变化的表现。比如，相关研究发现，在我国古史中的部分部落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伦理概念，为对于氏族之间的联盟合作条件的遵守，成为氏族部落联盟的重要性条件，这些都是社会规制条件在氏族时代变化发展的体现。

2、社会规制条件变革启示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言，社会规制条件的变化，可以说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主导性条件，在进行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分析的过程中，借助历史反思当今时代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得以长效性进步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社会文化规制的变化，最根本的影响条件是时代发展的阶段。如果历史发展的规制条件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则与其相互对应的社会规制性因素也必须要随之进行变化。比如，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中，单层次的氏族形态向着群居部落的形式发生转变，氏族部落中开始出现了“盟约”的概念，这些都是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在发展中相应发生改变的具体形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变化过程中，适当的进行社会发展趋向的探索，并在把握其基本规律之上不断进行创新，也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依据。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变化与解析，也应在把握关键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对应转变与创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