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游海/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公认的“新学之花”，其代表作《为诗辩护》是英国文学评论史上的核心文本之一，因其重要地位一直以来都为学界所重视。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也较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篇文论就被我国学者称为“英国人文主义的美学宣言”。而《为诗辩护》中的人文主义因素，追本溯源，有几个方面值得去探讨：首先是对古希腊罗马诗学传统的继承，其次是受到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三为其所处伊丽莎白时期各种思想交锋的必然结果。

一、古希腊罗马诗学传统的继承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作品极度推崇，锡德尼受古希腊罗马诗学传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可以在《为诗辩护》中随处找到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贺拉斯的影子。哈泽德·亚当斯就直接指出，锡德尼文论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涉及到的那个时代的某些意大利文论和他所熟谙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对锡德尼的影响。根据亚瑟· 金尼的观点，锡德尼拥有1578 年出版的由亨利· 史蒂芬纳斯（Henri Stephanvs）翻译的三卷对开本《柏拉图集》 。在《为诗辩护》中，仅柏拉图的名字就被锡德尼直接提到二十次。这篇文论为诗歌辩护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这一观点，这正是当时反诗歌潮流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通过苏格拉底表达了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主张，认为“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由于柏拉图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任何为诗歌进行的辩护都无法回避柏拉图这一观点。对于柏拉图的观点，锡德尼不是直接反对：“关于他的权威主张，我确是宁可公正的解说而不愿故意拒绝”；对于柏拉图的权威，锡德尼也是极力维护：“我确是宁可揭露人家误解柏拉图……而不是推翻他的权威”。通过一番巧妙的论述，锡德尼带领读者认清柏拉图观点的实质：柏拉图所反对的并不是诗歌，而是诗歌的滥用；柏拉图应当被尊为诗歌的保护者而非反对者。通过厘清柏拉图的观点，锡德尼为论文后部分能成功为诗歌辩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从道德层面为诗歌正名，为他对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阐述铺平了道路。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也在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中被加以继承和深入阐释。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是模仿的艺术。锡德尼对诗歌如此定义，“诗，因此是个模仿的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mimesis 一字所称它的” ，而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是：“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模仿者”，两者相比较，观点何其相似！

另外，贺拉斯的《诗艺》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文学评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为诗辩护》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诗辩护》中五次提到贺拉斯的名字，对《诗艺》诗句的直接引用更不用提。贺拉斯对人文主义诗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有三：诗歌的人文教育作用；歌最终目的为实用和愉悦；对文学典范的重视。而这三个观点都在《为诗辩护》中找到相应的论述。锡德尼认为诗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而贺拉斯认为诗歌应当“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锡德尼继承了贺拉斯文学具有愉悦和教育功能的的观点。

一直有评论家认为，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大多是引用柏拉图、贺拉斯等人的诗学观点，自己并没有多少创新，如哈泽德· 亚当斯就直言不讳，“锡德尼是一个不怎么具有原创性的评论家”。而其他一些评论家却充分肯定锡德尼诗论的创新性。迈克尔· 麦克就极力推崇锡德尼诗学成就和创新精神，他指出，锡德尼不仅是在诗歌理论上极具创新，而且同时创造性的发展了人性的概念，对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也提出了新的思考，其理论具有现代性思辨的萌芽。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来说，要做到观点独创非常困难，但是不论牵涉到哪位先哲的观点，锡德尼都进行了自己的再创造，而不是像二流作家一样照搬前人的观点。

二、欧洲大陆人文主思潮的影响

14 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马上在英国得到蓬勃发展，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对滞后。而到了锡德尼所处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中后期，随着英国国力的逐渐强盛，文学艺术创作也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锡德尼之后，迎来了英国文学史上最繁荣的一个黄金时期。锡德尼作为英国政坛的年轻血液，必然受到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其中，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的思想对当时整个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伊拉斯谟在讨论人的自由意志时提出了人的责任的这一视角，他反对人在救赎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主动性，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是上帝赐予的神圣力量，坚信个人乃至全人类都能够通过一种正当的、练就的意志向更高的德行发展。锡德尼在讨论诗歌的功能时，提到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去达到一种我们这样带有惰性的、为其泥质的居宅污染了的灵魂能够达到的尽可能高的完美。”在这里，锡德尼无疑是为伊拉斯谟的观点做了注解。锡德尼认为，诗歌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激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灵魂摆脱世俗的桎梏，在道德层面上达到至善的境界。

伊拉斯谟的另一观点，也对锡德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伊拉斯谟认为，促进人道的不二法门就是教育，通过教育和书籍才能高扬人身上的人性。锡德尼强调诗歌的教育功能，与伊拉斯谟对教育的重视不谋而合：“要凭知识来把心灵从身体的牢狱中提出来，使享其神圣的本质。”他所主张的是通过诗歌的教育，人们获得知识，从而获得灵魂的自由，达到至善。

而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对锡德尼的最直接影响，来自于其精神导师，法国人文主义学者休伯特·朗盖，以一个忘年知己的身份对锡德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们往来的书信中对“友谊”的定义，便可窥豹一斑，足见锡德尼受其人文主义熏陶之深。“锡德尼和朗盖似乎主要受到西塞罗《论友谊》中的经典论述的影响。他们书信对话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真正的友谊，不在于年纪的相仿，而只能建立在对美德的热爱之上。”

三、同时代各种思想交锋的结果

在锡德尼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除了席卷全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清教主义者对诗歌和戏剧所进行的讨伐。他们认为诗歌和戏剧使得人们道德沦丧，而高森的檄文《罪恶学堂》最具代表性。在这部献给锡德尼本人的作品中，高森认为，诗歌和戏剧容易误导和引诱听众，使他们道德沦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因而对整个社会具有破坏性的作用，所以应当将他们驱逐出联邦。高森将社会的堕落完全归因于世俗文艺，对诗歌和戏剧进行道德教化的可能性加以否定。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可以说或多或少是在这篇小册子的刺激下写出来的。与高森的观点针锋相对，锡德尼提出，正如“有了一把剑，你固然可以杀死你的父亲，但是，你也可以保卫你的君王和国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把剑，而是如何正确使用剑的人。不是诗歌催生了罪恶，而是对诗歌的滥用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不但不会使人们道德沦丧，反而是引人向善的最好的方式，“诗，它在传授德行方面是最通俗的，在吸引人向往德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正如著名的锡德尼研究学者邓肯-琼斯所总结的，锡德尼“作为一位天生的诗人……他所读之书，所阅之人，所览之景，均为其文思添彩。”正是因为锡德尼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使得这篇文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以磅礴的气势，为文学正名，替诗歌立传，成为英美文学评论史上的一篇核心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