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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与“神游”
——读张敏华诗集《沉香荡》

2020-11-19

海燕 2020年7期
关键词:神游西塘归隐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这句诗的阐释曾让我无比动容。他没有从“人”开始阐释,而是从“栖居”开始。而我们则需要从“人”开始,因为我们尚不懂“人”为何,我们尚缺乏“人”的形象与尺度。人如果只以自己为尺度,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形象,犹如不知死,焉知生。

人诗意地栖居,诗意赋予栖居以本质。海德格尔说:“作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作诗也让人之栖居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神游”则是“栖居”的延展。栖居是静止的,固定的,而神游则是动态的。汉语里对“游”的修饰无比丰富,漫游、周游、神游、悠游、畅游、云游、冶游、交游、宦游、浪游、壮游、吟游、游历、游牧、游心、游学、游荡、游目、游猎、游吟……这些修饰语本身就让人思虑千载。古人是到一定年龄就要出游,离开故乡,到大地上去神游,去寻找前程、同伴、生之意义。

我之所以谈论这么多,是因为“神游”正是敏华兄诗集《沉香荡》的基本主题。他的“神游”从“栖居”开始,他的栖居之地就是他的故乡,美丽的江南水乡嘉善和西塘古镇。这里是最具汉语性的栖居地,也保留了最多关于汉语之栖居的隐喻性符号。如果说汉语里也有诗意的栖居,大概就是这里了吧。敏华对西塘古镇致意再三,可见他对自己栖居地的感情:

残雪的西塘,马头墙透视

小镇衰老的骨骼,心肺,肝胆。

卧龙桥上,石鳞雕刻的龙身,

瞪眼看,也难以隐现──

酒旗飘冷风,日落环秀桥,

滴水的廊棚没有遗梦。

──《残雪的西塘》

敏华笔下的西塘太美了,美得似乎不忍心用脚步惊醒这“残雪”裹挟下的“遗梦”,似乎这已是一个人的应许之地,可以生于斯、死于斯、融于斯了。但栖居必须是个动词,如果栖居变成了静态的“居”,不仅居所没有了生命,人也会窒息。再美的栖居地也需要一个“远方”作为尺度。敏华的西塘之美之诗意自是让人动容,但美人也会迟暮。因此他才会有这样的冲动:

客栈的门和窗,漂泊的月光,

红灯笼闪烁着马头墙的

倒影。来吧

我的心,在这里得到

片刻的安宁!

──但我决不囿于西塘古镇

变老的青春。

──《不囿于》

西塘不仅是一个“变老的青春”,更是“破折号”后面因时代之变迁所带来的尴尬与无奈:

廊棚还在,平民的血统还在,

石皮弄,陈年的破弄。

此起彼伏的红灯笼,有了

一种由内而外的暧昧。

临河客栈,一张雕花大木床

招架不住夜晚的呻吟。

风吟,泊客,乌托邦,唐朝酒吧

我把失聪的耳朵捂住。

西塘,一个破折号──

一张明清的瓦当,被我失手打碎。

──《西塘,一个破折号》

廊棚作为一个传统的符号,还在;石皮弄,也以一种隐喻性的组合而变成了“破弄”;“平民的血统”很有意思,我想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一种带有历史感的日常性。居所与人,一种传统的栖居,似乎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但是,“此起彼伏的红灯笼”,这新的、时代性的暧昧符号,犹如给变老的青春进行了一次“涂脂抹粉”。“临河”的民居成了客栈,“雕花的大床”上是异乡人的呻吟,“风吟”“泊客”的古意与“乌托邦”“唐朝酒吧”建构起一种新型的经济波普,作为栖居者,“我”只好捂上耳朵。是的,像瓦当这样易碎的古物,不失手也已是破碎不堪。

“神游”历来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之旅。从《列子•黄帝》的“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到屈原的《天问》,从南朝沈约的“迹屈巖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到元人萨都剌的“少吐胸中豪,神游八荒外”,特别是宋苏轼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坐标。翻阅诗集《沉香荡》,可以发现,作为诗人的敏华似乎也遵循古人的文学轨道,追逐着“神奇的梦游”,即他的“精神之旅”。敏华离开故乡,离开西塘,离开江南,到北方去,到西部去,到荒凉的大漠山川去,甚至到异国他乡去。陆机在《文赋》中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简直可以成为敏华“神游”的注释。敏华所到之处,与江南的反差之大,让人瞠目。他似乎神游到了江南的反面:荒凉、干燥、朴素、蛮荒,其风格之异更甚于路途之遥。但他所到之处,似乎又都是美好之地,有美好的筑居,曾住过美好的人。离开故乡,敏华究竟想寻找什么?我想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处归隐之地:

春寒料峭的三月,乍暖还寒的十二日,

我和寒山湖前世有约──

没有谁能够打碎寒山湖这面镜子,

落日让四周的青山俯下身。

不惑之年的我,仍然不明白

为何寒山湖能孕育这么多的星辰?

仿佛早就来过,抑或不曾离开,

寒山湖,我的归隐之地。

──《归隐之地》

归隐,是汉语诗歌的一个基本母题。汉语诗歌本身就是最好的归隐之地,甚至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归隐之地。归隐首先是为自己的肉身,其次是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最终的归宿。山林湖海,人迹罕至之地,归隐便是与自然合二为一,回到本真,这便是最终的归宿。敏华为自己寻得的归隐之地,寒山湖,湖水青山,不惑之年,日月星辰,前世今生,似已能解决最终之归宿了。但真的能吗?汉语里的“归”,往往只是作为一种遐想而存在,归隐之地往往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像中国传统水墨里的寒林高士图,在深山老林里筑一间茅屋,整日策杖浪游,想想而已,没有人真那么去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的归隐往往只能存在于神游之中,在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完成自我的归隐。敏华诗里也设想过很多归隐佳地,而且还要有个“她”──美人在侧,但要实现起来,就更是双重的困难了。

游而无目的,是为浪游。大地上的无家可归者被称为流浪者,浪非目的,更不可作为诗意栖居的延伸。游而寻觅到生命之意义、生命之归宿,才是真正的神游者。敏华在他的诗集《沉香荡》的后记里说:“人到中年,宿命感带给我更加强烈的生存焦虑:‘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在做什么?’但我坚信,每个生命都不是无缘无故地来到这个尘世。命有所属,心有所归,诗歌是我的立命之本。”他能认识到这一点,已达到了一个诗人的自觉──通过诗来追寻生命之终极意义,“我所有的努力,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活着’的理由,而诗歌写作成为这种方式的一种可能”。当他的诗作有意识地进入“栖居”与“神游”这样的关于人生的基本主题时,事实上他已经触及作为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的终极状况,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人之终极状况与诗的结合,是天使所指引的路径,人必然通过诗,以认识人在大地上的栖居,以抵达人之终极状况。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言的“作诗建造着栖居之本质”,作诗就是一种原初性的筑居,是“作诗”这种行为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以实现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敏华说:“总有一些地方我到不了,总有一些事物我看不见,但这些地方和事物,因为诗歌,我能感觉到它们活生生的存在:就在我附近,甚至在我身上。”这就是“作诗”作为一种原初性的筑居的生动例证。

令我感动的是,敏华的“神游”不是简单地游览风景,不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的追寻,追寻一种心灵的尺度和广度,追寻人在大地上的影子和意义。当他进入科隆大教堂,他是这样写的:

这样站着,仰望,

这样坐着,给走近的人空出几个位子。

我转身微笑,心生爱,

在下午三时安静的光影里,

让心躺下。

随着人流,我转向窗,转向

浮雕,转向穹顶,

转向钟声──

怎样的爱,血液般

占有我?

到处是爱的暖流,

“活着,有着怎样的渴望?”

…………

我的下午三时,

秋天,一个被阳光透视的国度,

亲历这个美好认知的

瞬间。

──《科隆大教堂》

这首诗写得安静、美好、从容,在秋天下午三点的光影里,“到处是爱的暖流”。于是,在钟声与暖阳里,“让心躺下”,心也便真的得到了安慰。怎么说呢,唯愿科隆秋季的暖阳能带给他以信心,让他的神游找到最终的归宿。

“作诗”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那么复杂,诗人只要认识到诗之为诗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能够靠近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主题,怀着良善之心,最本真、朴素的(而非最琐碎的)诗可能就产生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人作诗,其最终的目的,依然是通过“作诗”,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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