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有在父亲的藏书里才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因为这些泛黄的书伴随了他一辈子。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家住劳动公园西侧的松山街，在左邻右舍几十户人家中，父亲的书房是唯一有点规模的，那时，父亲正在编辑着一本名为《海燕》的文学杂志。

父亲的书房很宽敞，落地窗旁边，一张俄罗斯风格的矩形餐台用来当书桌，台面宽阔。东侧的栗色大书柜逼近天棚，四扇硕大磨花玻璃拉门里庋藏了各种书籍，望之俨然。沿墙还摆着几处日式书架，有敞开的，也有平插门的，我记忆中，也都是装了满满的书。

父亲的藏书都是一本一本精心挑选来的，每一本的扉页上都会认真地署上名字，并记下购买的时间和地点，偶尔，也会记下当天发生的重要事情。40年代父亲在旅顺办地下党报纸，书上的签名一直是“谷汀”；50年代初他在新华社工作时，签名才改为“邵默夏”。

泛黄的、充溢醇香的书页中，有旧式钢笔的签痕和用烟纸卷起的书签，依稀若见父亲吸着烟，孜孜夜读的影子。冥冥中，仿佛找寻到父亲给渴望写作的大纺工人们细心讲授文学之秘籍；抚摸到父亲创作戏剧、散文以及编辑《海燕》杂志之沃壤；感知到父亲从抗战士兵到记者，到立志创作、成为作家、编辑和大连地区新文化工作组织者的心路历程。

作为文联主任和杂志主编，父亲很少有时间管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杂陈的书籍、摆满稿纸的大书台、欧式铸铁雕塑的台灯下盛满烟蒂的灰瓷烟缸，是早晨父亲书房的定格画面。他上班时，书房的门照例是紧锁的。小时候，父亲的书房对我充满了神秘感。

父亲并没有特意让我们读什么书，我们也很少去翻父亲的书。记忆中，开始只有《儿童诗歌选》和苏联小说《谢万湖边》，五年级时，多了《中华活页文选》和《古代散文选》。这些书，大部分是从鲁迅公园中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借来的。

说来奇怪，父亲越是不让我们接近他的书，反到越是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记得五年级一个夏日午后，趁着父亲不在家，我顺着二楼屋顶的斜瓦，爬到了父亲书房东面的圆型窗外，通过窗缝用小锯条打开了中间小方窗的挂钩，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父亲的书多以文学为主，《稼轩词编年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鲍参军集注》《剪灯新话》《元曲选》等古典文学占了大半柜子。其中，汉魏六朝的散文最多，《说苑》《搜神集》等印象略深。

《神曲》《堂吉诃德》《猎人日记》《易卜生戏剧集》等外国文学也分列其中，以苏联作家作品为多。中国当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孙犁、杨朔、秦牧的小说和散文，以及周信芳、盖叫天、侯宝林、李润杰的戏剧、曲艺、民谣和地方戏曲，古今中外，百卉杂陈。

《初刻拍案惊奇》《唐宋传奇》是最先吸引我的书，后来渐渐喜欢上枚乘、宋玉诸人的汉赋，晏殊、秦观诸人的宋词和清人许梿的《六朝文絜》等古典文学。“御风蓬叶，汎彼无垠”，踞坐在充溢着书香的地板上，少年的我，如登高山，如入宝藏。

父亲的书，都呵护得很好。看过的书都像新的一样，没有任何折角和污秽。那时候，我仔细地记着每本书的位置，小心翻阅，小心放回，生怕父亲发现我越窗读书的秘密。

不久，风暴来了，文联是最早受到冲击的单位，混乱中，父亲也忧心着他的藏书。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和鲁迅的书，几乎所有书都被贬以“封、资、修”。红卫兵到处以革命的名义焚书，人们纷纷毁书避祸。

父亲13岁参加革命，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些承载人类文明、启迪人类心灵的书是罪恶的。夜里，父亲卸下书柜门，在书丛中痛苦地翻检，内心挣扎着往返于二楼书房与地下室锅炉间。书被拎出去又捧回来，踟躇反侧，竟然彻夜未寐……那些悲催的日子里，母亲无奈把成捆的《世界文学》杂志卖给了收废品的人，父亲后来知道了，痛苦地责备：“那是我12年来一本一本积起来的心血啊！”绝望得像失去了一个孩子。

不久，父亲被造反派抓了去，关在海运学院。直到我下乡，父亲也没有回过家。

为了保住父亲的书，我想尽了各种或幼稚或智慧的办法，也许是苍天冥冥中的护佑，红卫兵并没有照例来抄家，父亲的书籍侥幸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期间，学校已经停课，我一个人躲进了父亲的书房，尽情地阅读。那个年月，父亲的书给了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求知愉悦。

1968年，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我随学校下乡到岫岩大河南村，装衣物的樟木箱子里，3/4的空间塞满了父亲的书。记得有一本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是我最喜欢的。幸运的是，青年点有一个精通诗词的高三学生高作石大哥，指点我领悟了平仄、格律和意境。依着这本《宋词选》，在烟雨微蒙的哨子河畔，我试着用自己青涩的感受来作《浣溪沙》和《鹧鸪天》。

几年后这本书还给父亲，生命中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90年代末，我在巴黎的中文书店遇到了一册同版本的《宋词选》，咬牙用65法郎买下。因为这本书里充满着我少年时期个人情感的特别记忆。

两年后，父亲带着全家也下乡了，去的是偏远的庄河步云山。解放大卡车装的搬家行李中，生活用品很少，除了大书柜外，大半车是报纸捆的大小包裹，那是父亲的藏书。半年后，我也从岫岩青年点回到父母身边。三年劫后余生，全家重新团聚在步云山下这个美丽的村庄。

在乡下安定的日子里，父母的心情渐渐转好。父亲在清新、温暖的茅草房里，久别重逢似的展开了这些包裹，带着我们将书籍按类别整理上架。这是我和妹妹可以与父亲共享藏书的美好时光。

犹记得，那个大书柜的玻璃门被帮忙搬家的乡亲踏碎了，只能糊上报纸遮挡。晨夕往复，步云山间茅屋土炕和柴灶的熏陶中，父亲的藏书中也蕴染了一种柴草烟火气，书籍的颜色也在泛黄中显得古厚质朴。

步云山的乡亲们被父亲的海量藏书而惊叹，也是在同父亲的交谈中，他们知道了从未听过的事情。父亲在与他们平实的交往中，油然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几年后，父亲有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无声的朋友》《捉放虎》《步云山夜话》等文学作品的问世。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去蹲图书馆，去逛书店。但是那个时候，书店里买的书真是少得可怜。70年代，我特地在学校加入宣传组，因为宣传组管理阅览室，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阅学校锁在保险柜里的一大堆内部书，这些书是那个时候的奢侈品。我印象里读过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黑格尔的《小逻辑》。

慢慢地，我积累起一些属于自己的书，也在封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购买时间和地点，也让读过的书保持着新书的模样。

70年代中期，我在电力局搞话剧创作，为了找到一本自己需要的书，东奔西跑，苦苦寻觅而不得，渐渐明白父亲的藏书不肯轻易外借的缘故。更甚者，当借返的书表面泐损不堪，爱书人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痛，个中滋味也许他人是无法理解的。

父亲暮年的时候，依然恪守着他的藏书管理风格，会提醒你什么时候拿走了他的哪本书。意外的是，他开始送他的藏书给我们，十几年前，父亲把一函十册民国版的线装书《史记》送给了我，这是他1949年在琉璃厂的旧书摊儿买的，他认真地说，原先的主人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你看看《本纪》两册的扉页上用毛笔详细标着“五帝、夏禹、高祖、孝武帝”的年份签注……

后来，他开始精心挑选，不断地为我们买书。这些年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二七广场的文海图书市场。那里边有一间旧书摊，是他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父亲在那里买了一本沈起炜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在扉页上给我写了长长的一段话：“赠给儿子。我有一本相同的书，十几年来对我学习历史很有帮助。我们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而为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又不得不懂中国历史。这本书如一个小小的历史字典，常翻之，可以知道历史的大概，也是读文史的向导。就我的经验，这本书编辑和印刷上都严谨。我在翻阅时常常想到该给你买一本，但一直没遇到。今天在文海旧书摊买到了，总算如愿以偿。希望你能好好利用它。2003年11月7日。雨雪天。爸爸。”

2018年清明前，父亲永远地走了。他的那些书，依旧静静地陈列在他的书房里。我和妹妹的家里，也各自有了庋藏盈壁的书房，其中珍藏着父亲写的书和父亲送给我们的书，散发着永久的馨香。每当走进书房，总感到父亲就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