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寒

关键词庞德 社会利益 社会控制 法治

一、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内涵

（一）利益学说

庞德受到耶林的影响，将利益分为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认为社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社会利益是为实现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而提出的主张，是个人利益在整体上的共同部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重要基础就是利益学说，其认为社会利益应高于其它利益，法律应加强对于社会利益的保护。

（二）法律至上的精神

法律至上原则，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法应该得到民众普遍的服从，所服从的法律应是良好的法律”。我国《宪法》总纲第五条也明确了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庞德的法学理论中将法律代表的精神作为社会价值的基础，体现出了法律至上原则的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对法律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至上原则”，不存在超越法律的个人或者组织，所有的活动都应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都须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

（三）社会控制以法律为主，道德、宗教等为辅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宗教、道德、习惯在特定的时空都发挥了其调控社会、分配利益的重要作用。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法律的萌生，法与各项文明相生相息，法律逐渐成为了主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庞德从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空维度阐述了文明与法律的关系。同时庞德承认法律的强力具有局限性，因为法律对强力有着极大的依赖，他认为如果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由法律进行控制、调节，那么法律就很可能得不到有效实施。故此，对社会的控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这一唯一手段，应同时依靠宗教、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多种手段。

二、对我国法制的影响

我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后，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由古代以伦理道德、宗教等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逐步演变为以法律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要求。道德、宗教在现今我国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政治经济空前繁荣、各种利益冲突纷繁复杂的社会已经不能胜任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这是因为人不但具有合作的本性还具有扩张的本性，导致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务必会发生冲突和摩擦，急需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来调节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经过历史的证明，法律就是社会所需求的有效的工具，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以法治为主导，在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维度进行完善。

（一）立法方面

现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益爆发出多元的利益冲突，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房屋拆迁、环境资源破坏、暴力执法、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向我国的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各个利益主体平等;二是尊重利益主体享有自主追逐利益的权利;三是公平分配，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配备，最终收益分配相对公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逐步减少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首先，在立法上应当规范权力运作的程序、明确各项权力清单。在规定了权力的同时也要清晰表明需要履行的义务，不能仅赋予权力而不规定义务;应当明确不履行或怠于履行、错误履行权力（义务）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以法律形式确立责任倒查机制，以制度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运作。

其次，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根据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制定的法律应当平等的保护各个利益主体，合理地配置权利义务，在利益冲突之下，尽可能的牺牲最小利益去保护社会的最大利益。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障，合理地实行差别待遇，所以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工作的时候，应当注意对不同利益的区分，同时考虑到一般原则上的平等保护以及例外之下的特殊照顾。而且平等保护不仅意味着适用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不容许两套不同价值的法律体系以及超越法律的特权的存在，更意味着立法时利益分配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机会上的平等、获得相关信息的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寻求法律救济程序上的平等等。而特殊照顾并不是超越了平等保护原则，这是出于法律的情理或者人文关怀而设定，是一种有温度的平等保护，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与共情。我国的立法也应该多方听取公众意见，具体做法可以参考张永和主编的《立法学》中提到的“让公众直接参与立法活动，这些形式一般有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与旁听、公民讨论等方式”。

（二）司法方面

首先，以保护社会共同利益为优先。在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庞德认为前两者应当让位于社会利益。而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在对我国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也是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以集体利益为先，奉行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宜，对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具有可行的指导意义，也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解决利益冲突、化解矛盾提供了价值取向上的参考。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的冲突，也有合法利益与合法利益的冲突，保护合法权益是不二之选，但对于两种合法权益的冲突，法官将如何取舍非常关键，在没有相关规范可以援引的条件下，就需要法官来进行各种利益衡量，法官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顺应立法者原意，通过体系的法律解释对冲突利益各方进行选择保护、调和、取舍，在无法抉择的情况下，根据庞德的利益学说，可以以保护社会利益为先。

其次，提高司法公信力。我国司法机关自国家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后就一直致力于提高司法公信力，我国司法机关也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去提高司法公信力，比如深化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这一重大举措实实在在的提升了检察官、法官对案件的责任心、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有效提升了办案效率与办案质量，但仍需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再者从以前的重实体轻程序办案模式，经过以程序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司法程序，逐步形成现今实体程序并重的局面，但是在程序方面的规定大而化之，也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进行细化，提高程序性规定的可操作性，限制司法人员权力，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執法方面

首先，妥善处理三大利益冲突。庞德认为公共利益即是国家利益和国家作为强力机构应当以保护社会利益为职责的自身的利益。国家作为政治机构拥有其强力特性，当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冲突时，我国长期以来都以公共利益为重、社会利益次之、个人利益最末，政府权力过大引发诸多社会矛盾，造成大量的群干纠纷、行政官司、信访维稳案件等。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影响下，严格限制国家公权力，从保护公共利益逐步转为保护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法制建构，成为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其次，坚持合法执法原则。行政执法直面公共利益、社會利益、个人利益的冲突，以依法执法原则为首，突出了法律在执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法律系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坚持合法执法：

一是执法主体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主体，执法活动的内容、程序必须合法，在对相对人进行公务执法时，应当严格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自行创设执法权、禁止加、减程序，严格依法执法遵守相关程序规定。

二是以制度形式确立多种形式的行政执法监督，例如听证会、行政公开、媒体监督等也是促进依法执法有效手段。

三、以法治国为主，多渠道构建国家治理体系

（一）道德、宗教作为社会控制手段逐步边缘化但仍十分重要

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主要是以亲属血缘关系为纽带，利益冲突的数量较小、种类较少，依靠日积月累的道德风俗、自然习惯法或者诉诸神灵、宗教的方式足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并且保证了当时社会的良好运转，例如古代中国以“孝”治天下、以“礼”治国，实行“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宗教教义统治着西欧社会。甚至庞德说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法律，在开始有法律时，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系列蝴蝶效应，导致社会状况多发多变、利益冲突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个人的扩张性本能凸显，传统的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等日渐乏力，不能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调和社会矛盾，使得法律这一有效手段开始扩大版图，逐渐成为现今社会的主要控制手段。

（二）法律应当根据各国的现实社会状况而制定、修改、废除

当社会物质条件、民众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后，我们发现之前制定的法律已不符合现实的需求，这就是法律本身的滞后性的表现，但是“道德”却有着灵活发展的特质，可以随之调控发展变化的社会。而且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强制性，依赖于强力的保证实施，但在强力所不达的领域，唯有依赖于宗教、道德去调整，例如“婚内强奸”“婚外同居”行为，在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违法犯罪，更不属于刑法打击范围，我们只有基于“对女性尊重、爱护、对婚姻诚信”的道德引导和依靠善良风俗约制才能实现对该种行为的有效防止。

中国古代就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而和谐社会不仅是党和国家致力的目标，也是亿万民众内心的呼声。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法治”，这也需要法律结合宗教、道德等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探索建立“法治主导、法律至上、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辅助的社会控制模式——积极利用各种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诸如习俗、习惯、乡规民约、道德、宗教等手段配合法律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