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为成功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谨慎地实行适应的传教策略，并与当时的士人交游，以促进在中国传教的成功。为迎合明末士人的兴趣，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新奇知识介绍到中国，并留下了一系列汉译西书经典，对明末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和在中国的见闻记录下来，传回西方，重塑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西传成为启蒙运动时期变革思想的武器，从而实现了中西方在历史上的一次跨文化交流，对双方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士人;传教士;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蔡洋洋，女，汉族，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关于明末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不得不提的是法国汉学界的一批学者，他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 一书中所持观点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强烈的同化性，因此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的基督教化，而只能是“本土化”或“儒家化”。迪代伊侧重于探讨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作用与扮演过的角色，并为耶稣会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帝国通志》和耶稣会士罗历山的《交州王国史》作注释。安田朴认为，在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只是基于维护自身的立场观点的需求，来曲解中国文化以达到自身目的。 此外，国内也有针对明清之际的中西方交流的系统论述，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 也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作了系统考察。本文试图通过书籍为切入点考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观察文化交流给双方带来的社会影响。

明末并非是一派衰颓之感，而相反正有枯木逢春之势。经济上，明末开始冲破明初海禁政策的桎梏，进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随着来往不绝的欧洲商人，经过澳门，开启了邓恩谓之“登上月球” 的中国传教之旅。文化上，明末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藩篱，打破旧式文化权威，亟须重建新式文化，耶稣会带着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客观上适应了此时的文化环境。反观西方，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后，新教势力迅速席卷欧洲大陆，天主教在与其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不得不改革，一位名叫伊纳爵.罗耀拉的西班牙军官为天主教带来了新的生机。他于1534年创建耶稣会，在传教过程中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主张“入乡随俗”，尊重文化多样性。此外，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为传教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正在此时，中西文化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相遇，耶稣会士在其中扮演中介的角色，“拿来”的同时，也伴随着“送去”，而留下来的书籍正见证着这一历史事实。

一、 “拿来”：汉文西学经典

耶稣会要想在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文化体系的明帝国成功传教，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彻底消灭其文化传统，二是使耶稣会不改变其信仰原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中国化。在印度和日本的传教经历也说明彻底消灭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显然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那就必须谨慎地实行适应策略。罗明坚，他实际开创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为后来那位广泛为人所知的传教士——利玛窦铺平了道路。耶稣会士深刻知晓在中国成功传教必须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首肯，因此到北京觐见成为耶稣会士努力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与朝中有声望官员交往就成为必要。而与这些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获得联系最快捷、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思想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向他们传播“福音”，并尽可能地使他们受洗，著书立说，进行思想输出成为拉近与明末士大夫距离的方法。

利玛窦利用当时在西方已经发展成熟的制图技术，吸引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利玛窦塞着《山海舆地图》进入肇庆，引起了当地知府的兴趣，之后地图经过重新修订与士人作注，为《坤舆万国全图》的问世作了铺垫。《坤舆万国全图》于1602年出版，其范围和影响又要远远超越《山海輿地图》，甚至突破中国国界进入日本，并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日本兰学家产生重要影响。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成为明末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面镜子。它带来了大量明末中国士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的信息和知识，冲击了已有观念，并促使中国人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传教士的其他著述进一步扩充了明朝士人对世界的了解。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在迎合明朝时期国人猎奇心思的同时，比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已知的世界。书中涉及整个世界的风俗、植物、动物，还有欧洲的工艺品，但是占书比重最大的还是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介绍，包括服饰礼仪、饮食起居、婚丧习俗、法律教育、宗教信仰等。《职方外纪》以其丰富的世界图像打破了士人心中的夷夏观念，推动了明末猎奇求异的阅读趣味。

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士人也译介了一批有关实用科技的书籍。1608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刊行。中国的数学虽然很发达，但是只重实践与经验，缺乏对抽象概念的考虑，因此并未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也并未形成严密的演绎体系。《几何原本》介绍的并不仅仅是西方几何学发展的个别数学成果，而是西方在数学成果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与严格的科学方法，它体现的逻辑推理和科学严谨是中国数学所没有的。清代对此书也特别重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开始着手编纂的《数理精蕴》也将《几何原本》收录在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也将其收录。

1612年春，徐光启根据耶稣会士熊三拔所述的内容编写的《泰西水法》刊行。该书是对西方的汲水器与水利方法的介绍，这些技术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来说都是新知识，因此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甚至在北京与天津两地成立了两个科学实验中心。《泰西水法》所载的西方水利实用科技被同时代甚至清代的书籍收录，流传广泛。如1629年收录于《天学初函.器编》，清人的文集中对其也有辑录，清代数学家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外水法》中也辑录了《泰西水法》的部分内容。

1628年，王徵根据耶稣会士邓玉函口述而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在扬州付梓。该书讲述了力学的哲学原理、应用具体知识和西方在机械工程方面已有的成就。王徵对于西方一般力学知识的解说颇具创造性，他大量征引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合作者所撰写的汉文著作和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内容，同时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推论，成为一种奇特知识的混合体。书中插图在采用西方画法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的某些绘画技法，而且图中的所有人物也被改成中国人的模样，将欧洲风格的景物改成中国式，显示出浓烈的中国化风格。此书虽未在学理层面产生影响，但却迎合了明末社会中尚奇求俗的风气，多次刊印，成为在明末社会中广泛流行的一本奇书。

在这一著书、译书的过程中，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中西双方都有人员参与其中。耶稣会士是为了拉近与中国士人的关系，为传教提供方便;明末士人则是被传教士带来的新奇文化所感染，加之明末政治环境的恶劣使许多士人失去了信心，因此投入了西方传来的新技术的怀抱。双方怀着不同的目的精诚合作，共同推动书籍的出版发行，促成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二、“送去”：中国经典的西传与耶稣会士的中国著作

耶稣会的传教活动离不开罗马教廷支持，因此耶稣会士需要不断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传教的具体情况。加之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等人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此种压力，耶稣会士必须将中国具体情况报告罗马教廷以求得谅解与继续支持，由此就催生了大量的报告、书信与著作来宣传他们的传教经历与业绩。这些介绍中国基本情况著作的问世，向西方人呈现了一幅通过传教士的眼睛间接看到的古老的东方帝国，从而掀起了17-18世纪的“中国热”。

利玛窦于1591-1594年将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译成拉丁文，之后，经过之后传教士的不断修订，《四书》成为入华耶稣会士语言文化训练的课本。1642年，耶稣会中华省副省长将《四书》的学习列入传教士来华的四年制的“课程计划”。 借助“课程计划”的推广，《四书》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的地位从此确立。它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对法国的启蒙思想产生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赞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并将其阐释为理性的、人道的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和狄德罗也都十分推崇孔子，赞赏孔子的“以德治国”的主张，因此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保护神。启蒙运动中提倡理性、开明君主制以及重农学派也从传统儒家经典中找到合法依据，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给中国的传统思想披上理性的外衣，使中国文化在欧洲近代文化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金尼阁在对于利玛窦日记进行加工和整理的基础上，写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它记述了从1565年耶稣会进入澳门直至1610年利玛窦病逝期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历程，描述了中国的风俗、法律、制度、宗教等情况，为当时的欧洲人构建了一个具体的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华帝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物产丰饶的大帝国，“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外国进口”; 他还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管理的文明之国，“战争策略有哲学家规划”， ;同时也指出中华帝国封闭自大，对世界缺乏了解，對外国人充满怀疑。《札记》对中国的介绍为西方人构建了一个拥有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的中国形象，使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进入了西方的视野。

本文从明末耶稣会士译介到中国的西书和他们所著的有关中国的西文经典作了简单考察，可以看出文化交流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它的作用显现需要经历相对长的一个时期，或是文化交流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蛰伏期，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在特定因素的刺激下才能表现出来，为世人所知。而且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对于交流双方确是相对持久的。明末西学的传入在晚清依然继续发挥它的影响作用，而东学西传的影响也造成了在欧洲持续约两个世纪的“中国热”。但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初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对传入文化的误解，而这是文化交流并产生影响必经的一个阶段。文化交流的意义正在于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合，从而促进相互交流的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充实。

西学在明末传入，并通过书籍得以存留，对明末士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颠覆了他们以往的认识与经验，世界的观念开始在其意识中形成。西方的器械技术的成熟与天文历法的精确令拥有家国情怀的士人自愧不如，开始主动学习与参与西方书籍译介。随着清朝的建立与思想控制的强化，明末知识界活跃的气氛一去不复返，直到晚清这些书籍被重新发现并获得关注，在思想界引起了剧烈的震荡，成为变革的珍贵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寄回关于中国源源不断的书信，撰写记述自身在中国传教经历的书籍，它们的出版为西方知识界开启了一道重新认识东方这个古老文明帝国的窗口。他们利用中国为其政治哲学增光，出于捍卫自身论点与立场的需要，对中国进行解释，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