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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豪现象的关注与思考

2020-11-18陈关杰吴焕鹤

时代人物 2020年21期
关键词:崇德乡贤慈善

陈关杰 吴焕鹤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幕:一群退休老干部自愿在社区设卡值守,这些老干部、老党员,很有威信、有方法、有情怀,成为抗疫的一支生力军和风景线。

据国家组织网显示,我国现有中共党员9000多万人,截至2019年有离退休党员人员有1621万人,61岁及以上的党员2286.0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6.1%。这些正处于黄金年龄的退休党员,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起到了党员的引领作用?

浙江作为“两山理论”诞生地,瑞安作为温州经济模式重要发祥地和“农村经济三位一体”提出地。走进新时代,瑞安市陶山镇产生了退休干部、原瑞安市委党校副校长郑超豪参与家乡建设的可喜现象,为新时代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有专家认为,乡村振兴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高考、打开国门、民营经济之后的第五个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本文试图就此展开探讨,看看能否充分发挥这些处于“黄金期”退休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余热,深入基层乡村,以乡贤的身份融入家乡发展,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一、温州模式之郑超豪现象

郑超豪,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瑞安市委党校工作至2018年1月提前退休。其间,2000年至2016年1月任党委书记、原常务副校长主持市委党校全面工作。2009年该校被评为浙江省级文明单位,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党校系统先进集体。其主要事迹有:创立11个民间慈善基金;创办公益性质的崇德系列事业;创新精神慈善模式和全民慈善理论;创建宣传和践行公益慈善平台;创造乡贤助推乡村振兴和贤治助力乡村治理的沙洲模式等。

1.创立11个民间慈善基金

2005年以来,郑超豪工作之余带头捐资,先后创建陶山教育基金、沙洲济困敬老奖优基金、华峰诚志助学基金、陈华鑫道德基金、瑞安市诚济关爱护士基金、温大校友会反哺基金、郑明陈华鑫诚信道德基金、家庭幸福基金、陶南济困敬老奖优基金、崇德共享基金、陶山乡贤文化+发展基金等11个民间慈善基金,并担任理事长。基金总额达4000多万元。这些基金主要用于助学、奖学、奖教、济困、敬老、助医以及诚信、道德方面的帮扶和奖励。既有物质方面的帮扶,更注重精神方面的奖励。帮扶奖励的对象超200万人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其影响和指导下,在全市范围内相继创立了二十多个专项慈善基金。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法制日报等相继作专题报道。在复旦大学、浙江省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学会等地作经验介绍。他本人也先后获得浙江省红十字奉献服务奖、温州市第二届慈善奖、温州市首届慈善大使、中央文明辦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提名、第四届浙江省慈善奖、第六届温州市道德模范、温州市最美退休干部等荣誉。

2.创办公益性质的崇德系列事业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2013年以来,郑超豪先后创办了崇德书院、崇德慈爱站、崇德诚善农场、崇德文工团、崇德互助义工队、崇德共享基金、崇德和合之家等七项崇德公益系列事业。

2013年9月,郑超豪牵头联合市政协、市纪委、市委宣传部等16家单位,创立了公创民办的公益性质的道德品行培训机构——崇德书院。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做有道德品行的人”为办院宗旨;以“行孝、扬善、循道、厚德”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言传、身教、境化、力行”相融合的教育修身方式;秉承“学思悟践”(学习、思考、感悟、践行)的院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坚持书院姓“德”,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坚持公益性质,不向参训学员收取任何费用,并免费提供参训学员的食宿、资料及教学服务;坚持财物收支按季公开、按年审计,接受社会监督。

书院开办至今,共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各界道德培训班512期,参训人数40355人。一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的管理者等“关键少数”;二是社区康复(戒毒)和矫正人员等“特殊群体”。学员普遍反映,通过培训,洗涤了心灵,懂得了感恩,明白了规矩,激发了干事的热情,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从政之德和修身之道于已于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郑胜强、郑佳来、何杰等一批社区康复(戒毒)人员改邪归正,并成为崇德公益事业的优秀义工。其办学方式及效果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王昌荣等领导和参训学员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已经成为温州市道德培训的品牌。崇德书院被温州市禁毒办确定为温州市社区康复道德教育基地;被温州市委组织部、党校确定为温州市干部优秀传统文化与从政道德“现场教学示范基地”。

崇德慈爱站倡导“崇德让社会更和谐、慈爱让人生更美好”的理念,从2014年1月1日至今6年多,在瑞安市区设立两处分发点,不管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坚持每天早上7点向环卫工人、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贫困市民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发送2500-3200个免费爱心面包和豆浆。至今累计发送爱心面包650万多个,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的务工人员及困难群众达210多万人次受益。

崇德诚善农场占地105亩,是崇德书院与市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创建的社区矫正和康复(戒毒)人员劳动实践基地,是他们回归社会的修身养性的平台。崇德文工团则是以道德文化和禁毒宣传为主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义演形式,在农村社区、文化礼堂、企业、学校、部队等单位开展社会层面的公益宣传。崇德互助义工队由30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义工组成,服务于崇德公益系列事业。崇德共享基金至今已获得社会各界捐赠1000多万元,用于崇德系列公益事业。崇德和合之家是针对当前婚姻家庭面临的危机,而开展的撮合、好合、劝合工作。

3.创新精神慈善和全民慈善理念模式

重视慈善理念的创新,着力推进物质慈善向精神慈善的转型提升。注重身体力行,十多年来,陆续捐赠个人全部积蓄近300万元。2015年,郑超豪向瑞安市委提出提前辞职并退休的请求,退休后把所有工资都捐给公益事业,坚定毕生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决心。提出了“人人可慈善,慈善需人人,慈善惠人人”的全民慈善理念。在慈善模式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与超前的探索,多个基金采用了保本用息和财务成本零支出的运作,激发了捐赠者的捐资热情,提高了基金的公信力。每个基金都有其特色,其中华峰诚志助学基金(1010万元),以“诚信为人,励志成才”为目标,创建与众不同的助学模式。以助学金领取无抵押、不计息、不公示,充分信任有志者的人格和承诺为条件,只让贫困生在接受资助时签订一份诚信协议——当其有经济能力时,以八年或更长时间回捐助学金的方式,让贫困生不失自尊、体面地得到资助。这既可解决贫困生经济困难,又可保护其家庭隐私和自尊心,同时也会产生更多动力,增强回报社会的慈善意识,使得助学基金循环持续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生。该基金至今已收到受助学生回馈捐款100多万元。2012年作为下派农村工作指导员,牵头筹资580万元,建造了陶山娄渡大桥,圆了几代娄渡人梦寐以求的建桥梦,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

4.创建宣传和践行公益慈善的平台

注重公益慈善社会效应,把宣传和推进公益慈善意识引入党校课堂,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慈善理念和公益慈善实践宣讲。在瑞安市在外企业家联合会大会上,以自己投身公益慈善的做法和体会与广大瑞籍企业家分享引导他们回报社会、反哺家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年内,单捐资崇德公益事业的已逾百万元。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但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者。不需要慈善者倾其所有,但需要人人都有慈善之心,哪怕只是举手投足、半句良言。慈善是一项立足社会又回报于社会的事业,需要社会力量给予坚强的支撑,需要社会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去践行。同时,要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权益,捐赠者是慈善事业的源和本。慈善者固然不以回报为目的,但作为慈善工作者,在捐赠者奉献物质财富的同时,给予合适的精神回报,使之乐意捐赠、感恩捐赠,应成为公益慈善工作的新理念新思维。

自2013年以来,在崇德书院道德讲坛上,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企及社区矫正和戒毒人员等各界培训班义务宣讲了450多次的《道德建设和公益慈善的做法与思考》的讲座。受训人数达4万余人,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因此,崇德书院及其公益事业被评第五届浙江慈善奖;增挂浙江中华文化学院教学实践基地、瑞安市慈善学校等牌子。

5.创造了乡贤助推乡村振兴和贤治助力乡村治理的沙洲模式

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郑超豪向市委提出辞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并将党组织关系迁回老家村——陶山镇沙洲村,以新乡贤身份参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主持召开沙洲人大会,发布了告全体村民公开信,提出了振兴沙洲的“12345+”工程建设思路,签订“三包三和”(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家庭和睦、邻里和善、村民和谐)承诺书。成立新乡贤参事会、村民监督团;設立党员工作室、新乡贤工作室、人大代表工作室、退役军人工作室、妇女工作室、村民监督员工作室等载体,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炼了“爱乡、崇德、守信、乐善”的沙洲精神。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贤治”的治村方针。沙洲村因此被列入瑞安市乡村振兴示范带,成为温州市村规调整示范村,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亲临沙洲调研并予以充分肯定。

6.乡贤的大灾救助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郑超豪会长的带领下,陶山新乡贤发动了一系列山江联动、国际互联的捐助活动。疫情期间,陶山农民蔬菜滞销,联谊会大量采购滞销蔬菜,赠送给市区在家“封闭”的居民。联谊会成员陈庆丰顾不上危险,自行采购防护服、口罩等专车驰援江城武汉。在国内防疫物资紧缺情况下,在意大利等海外陶山乡贤采购紧缺物资空运国内缓解燃眉之急。最近海外告急,陶山乡贤又纷纷捐赠给海外侨民雪中送炭。新乡贤联谊会成为这次庚子救灾战线上的“最美逆行人”,从联谊会长到成员,自动放弃“休息日”,风雨无阻,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新乡贤的大爱与奉献。

二、郑超豪现象产生的原因

1. 温州经济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郑超豪现象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温州经济模式历尽40年的长足发展,民间资本蕴积雄厚,富起来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主观上有参与公益乃至家乡建设的迫切需求。另者,郑超豪本人善于运用经济模式运作项目,保证了公益思维的创新和可持续性,让公益思想与经济模式发展理念保持和谐一致。

2. 郑超豪个人的职业经历和家教门风养成使然

郑超豪在党校耕耘近40年,保持了很好的职业稳定性,让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产生公益思想并参与实践。同时,因祖辈积累的乐善好施的门风让郑超豪自小养成了公益情怀,让他在工作与实践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和凝聚力,为其公益理念集聚了良好的人气和资源。

3.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理念是巨大的原动力

郑超豪在多种场合一贯地表明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坚定态度,其出发点就是孝道文化。而这一理念的夯实和推进更是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释放的鲜明态度和导向。借党的主题教育之东风,郑超豪的公益理念得到支持和营养,并形成了较好的响应和社会反响。

4. 是转型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使然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会转型需求和思考。执政党的施政理念是唯经济建设至上?还是以道德强基为根本?40年来,赚钱了,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和弊端。郑超豪现象也是这一转型期的思考和出路之一。诚然,该模式还需要完善,自身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方法支撑。

三、郑超豪贤治现象的现实意义

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郑超豪向瑞安市委提出辞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并将党组织关系迁回老家村——陶山镇沙洲村,以新乡贤的身份,参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

笔者到沙洲村查看获知,该村面貌一新,各项事业均向着更高等、更全面、更科学的发展方向迈进。这在当下我国农村出现“空心”“留守”“荒芜”“文化流失”等不良现象时,无疑为思考农村出路问题找到一条可供参考的出口。

1、发挥新乡贤作用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表明贤治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力量,乡贤助推乡村振兴,贤治助力社会治理,切实可行,势在必行。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陶山镇新乡贤联谊会上,郑超豪当选为首任会长。他在任职讲话中坦言:“这个会长是我要干,不是要我干。”让笔者为之一震。只有“我要干”才能“干成事”。仅凭一腔热血,没思想、没思路、没办法,也是干不成的。

分析新乡贤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党员干部,一种是企业家(包括事业有成的华侨)。究其贡献力来说,二者不可或缺,在可持续发展而言,前者胜于后者。当下,习见很多老板乡贤报乡心切、出手大方,豪掷亿元在所不惜,出现用力过猛、不能可持续发展等弊端,甚至直接导致投资失败,进而破坏家乡社会生态,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即便可以成功,我国广袤农村,不是每个村都有超级富豪,每个超级富豪都有回报桑梓的情怀。

为此,有党性、有威信、有想法、有能力、有资源的老党员成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力量。于党、于法、于情、于理,无不有利而无害。

2、如何解决“年轻干部”退休出路问题

现行男士60岁退休已成为乡科级以上干部的人事铁律。事实是,在当下的医疗保障和生活水平之下,60岁仍然是青壮年的峰值期,早已不是“六十花甲”那篇老皇历了,他们在党性原则、干部素养、办事历练、社会资源等方面都是成熟期,可以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60岁退休赋闲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从《党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总事业考量,显然这一解读是有悖于对党员干部终身事业的整体设计的。

既然终身为党,终身享受国家俸禄,终身享受百姓捐税,那么为社会主义总事业的奋斗也是终身的,也就无所谓“退休”,不可食君禄而不忠君事,否则就是“不作为”。

大部分党员干部退休后,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为执政者建言献策、保驾护航。但有相当一部分下海创业、追名逐利、游山玩水、花天酒地、贪图享受,发天地之感慨,行魏晋之“遗风”,非但不能形成正气,反而造成一股不好的风气,甚至违法犯罪、充当保护伞,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简列一例。很多退休党员干部,每日在微信朋友圈晒花花草草、山川古迹,处江湖之远,念岁月之悠悠。将泥土运到20多层高楼之上,种些花花草草,有的甚至不惜违章搭建温室,且美其名曰修身养性。

其深层问题何在?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古国,中华民族血脉里就有一种情结叫农耕文化,有一种天生的生活状态——耕读模式。那么与其在方寸螺蛳壳里做千秋农业梦,何不回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干一番大事业、有一番大作为?

这个“广阔天地”不是普适性的所有农村,而是你“生我养我的那个家乡”,是你的“胎衣落脚地”,是你“魂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地方”。

这是一群“年轻的干部”,回到家乡,为家乡振兴发挥重要作用,既有主观动力,又有现实情怀。可达到变“衣锦还乡”为资源回乡。

何乐而不为?

3、领跑乡村振兴

笔者日前在安徽皖中县城合肥市庐江县看到。这里地处江淮之间,通江达海,为著名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就在10多年前,还是瓜果飘香、稻浪翻滚、鱼虾满仓。如今再看,农村劳动力几乎全部涌向大城市,早一批流向江浙沿海。其中50-60岁的第一代务工者,几乎在城镇购买住房,以一点积蓄和农保维持生活,农村田地抛荒闲置现象严重,老有所养问题突出。

农村有很多个体的闲置资金放在银行贬值,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价值不能体现,很多田地、山塘、河汊、湖泊、森林等资源还在进行两千年以前的方式耕作经营。

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未解决,供需矛盾的根本症结还未有效解决。

2019年下半年,出现“猪肉荒”就是一例。中国农民何曾出现没有“猪肉”吃?农村何时成了“没有一头猪”的世外桃源了?

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干部使用之弊,对农业文明的传承规律的忽略和蔑视。

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下基层,大学生大村官,名牌大学生进入乡镇历练等举措,确是吏治革新的一阵清风。但囿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想当好村官绝非易事。中国农村是两千年封建文化产生的土壤,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包裹着坚固宗派观念的农耕社会,复杂的民族特性深植其间。农村干部,要是没有乡土情怀、农村朴素价值观,绝难胜任。即便有深入调查,有很深的理论功底,有很大的工作魄力和超强的战斗意志,也不会真正让理想扎根乡村并开花结果。

实事求是,又要行之有效,又要让各方受益,且要可持续发展,又要保持文化的沿袭和传承,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这是考察和衡量乡村干部的重要指标。可以推想,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城镇来到僻远的乡村,待两三年,学会党校培训的一些背书手法,由低点落向高点,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唯一目的就是“镀金”“丰富履历”。这样的干部如果不作为倒还不会有破坏性,如真能折腾乱作为,其损害可能是不可逆转的。笔者担任多年平媒记者,遇到过这样的“驿站式”干部,一问三不知,干啥啥不会,就是主要領导的“跟班”和“传声筒”,三五年从班子成员到副书记、正职,汇报材料叫第三方撰稿,接待领导时头头是道,被考绩者误判“年青有为”。

这样的干部不是农村需要的,也不会对农村事业有正作用。有人会提出“结对干部”怎么样?不难想象一个对农村情况毫无认知的干部去农村能干什么?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结对干部最后成了结对单位的“麻烦事”。

反之,当你日思夜想的家乡对你张开召唤的臂膀时,这些有着很深造诣和情怀的老党员回到故里时,他的脑子里只有感恩和负责,没有违和感,只有对大地和乡亲们的朴素感情。毕竟列祖列宗就躺在后山看着呢,祠堂还在守卫公平,七大姑八大姨都是监督员,一碗水要端平了。只当配角,还有村两委保驾护航。

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是根本,只有彻底解决农村问题,才能建成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

有几个现象必须关注。其一是第一代打工仔老了,他们已不再依存土地生活。他们已被产业淘汰,他们遭遇了同样的老有所养问题,他们已返回家乡,积聚在城乡接合部,形成新的“城中村”,因为无收入导致返贫,这种现象已摆在眼前。其二是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村”,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舍无人居住导致坍塌,村庄恢复到原始植被状态,乡村小路已湮没迷失,最终会连片成林,导致农村资源的退废和消失。一个发展层次不高的现代化社会出现,在城乡接合部做成了“夹生饭”,这显然不是顶层设计的初衷,也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新形势下,农村的价值在哪里?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论是以“一二三”产其中一种或几种并存的融合发展模式,中国农村依然是重中之重。农村的发展必须走“三产融合”“农旅文商金”的深度融合。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将成为国富民强的最主要方式。建成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

新中国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工人阶级发起的,最终依赖农民这一最强大盟友的支持,取得了根本性胜利。新疫情模式之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破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围追堵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科技、金融只是手段和工具,其最重要的大后方还是农村,最可依赖的同盟军还是农民。

如何发挥新时代农村、农民的价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农村、农民的初心在哪里?

数千年来,农村的价值观在于自给自足、耕读传家、固国安邦、家国天下。农民的初心在于追求美好生活。

但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化形成并逐渐向城市化转变,农村的价值在发生转移和改变。但其特有的本性没有变,凝固在乡土上,富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没有改变。一切的变革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会形成覆盖作用,而不会产生替代。

工业化带来了模式化生产,导致了城市的“千城一面”和农村的“千村一面”。中国的传统农村是极具个性的,譬如徽州古民居、湘西吊脚楼等,逐水而居,依山傍行。

5、夯实基层政权

十八大之前,曾有“政令走不出中南海”之说。倘若在毛细血管的终端农村基础政权端没有很好的铆接,同样会造成“中南海政令无法在基层生根”的担忧。农村本土干部的文化素养和党性原则普遍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姓氏宗派理念,利益亲疏等分配公平权,都将考验基层政权的稳定性。那么老党员如果做到“不越位、不夺权、不颓废”,起到超强大脑作用,这不仅是党员教育的一大课题,更是此项改革最具实践和挑战的尝试。还有一层,过去在机关单位、创业平台摸索的经验能否一成不变地复制粘贴到农村,显然是不行的,载体不同,要素不同,对象不同,恰恰要求这些“老同志”必备新的能力、思想、方法,在新岗位树立新威望,而不是以势压人,外行指导内行。

6、老党员对中华农村文化的引領积淀作用

乡贤,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那时,皇权不下乡,九品为终端。现在主流模式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

封建社会的吏治,对新乡贤的去处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绝大部分官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丁忧、告老还乡、衣锦还乡,对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乡风文明建设等贡献巨大,最终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宗派文化的养成等等起到很好地引领和推动作用,成为他们耕读传家、著书立说、开宗立派的最后归宿。当下我们也要反思,两百年后我们能留给后代什么样的乡村?什么样的乡村建筑?什么样的乡土文化?

因为理论研究水平和参照样本有限,本文作者可能只能提出退休党员发挥余热探讨之皮毛,希望有更多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能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和研究,真正发挥广大退休党员的作用,为振兴乡村、民族崛起、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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