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燊

在汉语词典里，“气象”一词除了指大气物理现象，强调天气的预示外，还有其他人文内涵，比如事物的情况、态势；一个人的格局、气度；艺术作品的风格、情韵等。写一篇小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给主角创造一片天，上面有风云、雨雪、虹晕、雷电等。同时在笔法上，也要讲究一种只属于作者本人的、独一无二的气质。

长篇小说重视气象的营造，往往在第一章就有或晴或阴的云团，它们缓慢变幻，包孕着能震撼人心的风景。我们读《红楼梦》，总觉得它是由许多个晴天构成的，大观园里那些青春情愫，头顶有太虚幻境照着，像太虚幻境这样的天堂，一定是云淡风轻，彩霞满天。尽管作者曹雪芹用大雪结束了一切，并在过程中穿插了阵雨一样的人物，但依旧覆盖不掉通篇的艳阳。相反，在巴尔扎克《贝姨》中，阴霾则始终笼罩在书中，这种阴郁来自一个心怀嫉妒的女人的阴谋，也来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氛围。在巴尔扎克笔下，想成为一道光的人要么射不出去，要么伤痕累累，微弱易灭。巴尔扎克的语言是冷空气，萦绕在人物肩头，盘旋在情节节点，读者哈一口气便能结冰。

汪曾祺先生在《小说笔谈》中曾经这样形容小说与戏剧的区别：“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戏剧是愚弄。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无论建筑还是树，涉及到空间结构，就不得不谈其气象。有的小说是完全封闭的空间，把人们都赶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进行人性的考验，比如阿加莎·克里斯汀的名作《无人生还》，人们受到邀请，前去小岛聚会，没想到谋杀就此展开，人人生命都受到威胁，血雨腥风笼罩在小岛上，黎明就在小岛以外，但谁也接近不了。在小岛这一有限的空间内，气象就更浓厚，更能制造迷雾。有的小说是开放性空间，比如胡安·鲁尔福《我们分到了土地》中，作者写几个人从当局那儿分到了土地，可是属于他们的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几个人从早走到晚，在墨西哥广袤、炎热的苍茫大地上汗流浃背，口渴难耐，可是还没走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直到最后遇见了一个村庄，其中一个人说他就到村子不走了，其余的人接着赶路，因为他们分得的土地还在村子后面。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读者领略到的却是墨西哥荒原的气象。干燥不仅侵蚀着土地，还侵蚀人们的灵魂，读者会联想荒原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为什么好不容易看到希望了，却还只是个假象。读者能感受到来自拉美的风刮在脸上，照耀过印第安人古文化的太阳不受时空限制，炙烤在读者的肌肤上。

气象要纷纭，但不是说一定要复杂，它是吊胃口的关键。张爱玲小说《封锁》，讲电车因故停下，车内的陌生人在短暂的封闭时光中暴露本性和秘密，随着电车启动，人们到站下车，匆匆分手，如梦初醒。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作者张爱玲没有刻意营造复杂多变的气象，人们甚至预测不到电车里的气象。突然把陌生人定格，给人猝不及防之感，可能会突然一个惊雷，也或许一直潮湿、黏腻下去。张爱玲很有智慧，她把“气压”展示出来，让读者自行品味在拥挤的低压状态中，会产生怎样的气象。不是人人都能把气压形容出来，它用在小说里比气象还要朦胧和难以把握，它包罗因果，强调单位面积，电车上的每一个座位都有相应的垂直空气柱所受到的重力，不同角色的高度、温度不同，空气在局促、梦幻的区域内流动，挑动心弦。

在我的小说《倒座房》中，我试图通过悠远的中华文明，窥探建筑于时间、于人的意义。人们需要建筑来躲避，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们的日常交流，更可能是建筑之间的沟通。我们传统文化所尊崇的儒家思想，离不开家庭观念。人们从小就被告诫出门要守规矩，不然别人就会说某某家的孩子不懂事，鲜有议论者直接说某某孩子的本名，足见以家庭为单位的建筑之分量。在这篇小说里，我把一座一进小四合院拟人化，让它直叙自己在历史中的演变及与居住其中的人的关系。在建筑内有一种气象：地主、地主后代和长工在土改前后身份的变化。建筑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我将其抽离出来，把历史的波涛灌入其中，给这座四合院渲染上似是而非的迷离，这是建筑自己的气象，脱离了居住关系。

气象就是一部小说的格局。徐则臣《北上》，用一条河流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变迁，仿佛河流用生命哺育了一个世纪，而不是具体的人。在此，人的单位被弱化，时代被强化，作家跳跃个人小单元，直面历史与自然，这是外宇宙。相反，在须一瓜小说《淡绿色的月亮》中，场景很简单，人物也不复杂，但通过对女性心理挖掘、不断追问和疑惑，向内旋转，亦成功塑造了内宇宙。

写小说，无论篇幅长短，不管是扎根现实还是超越现实，作者不能脱离的始终是人与宇宙的关系，首先需要认清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这种原始生物本能不能脱离哲学所强调的第一自然（生态自然）。而气象，是最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