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宝

清初，明遗民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在诗歌之外，明遗民在古文创作与古文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极为突出。①在一大批明遗民古文作家中，魏禧当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古文创作而言，他与侯方域、汪琬并列为清初“古文三大家”，尤以策论文、传记文等闻名一时，其《大铁椎传》《吾庐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魏禧的古文理论也常被推为清初文论的重要成就，其“明理适用”“积理炼识”等提法都为研究者所注意。②的确，这两点都在前人文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魏禧也颇为自得，但这都不是魏禧古文创作论的核心要素与根本秘诀。换而言之，以往对魏禧文论的研究并没有触及其间的精髓。从魏禧遗留下来的文章来看，可知他试图构建出一个完整而精密的文论体系，其中最为重要且贯穿始终的概念正是“真气”。《任王谷文集序》就明确谈到“真气”之于文章的意义：“吾尝谓天下之文章最患于无真气，有真气者或无特识高论，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人之法者，或拘牵模拟，不能自变化。是以能者虽多，环玮魁杰沈深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以成立，庶几古作者立言之义，则不少概见。”(魏禧398)可见，在魏禧看来，“真气”对古文创作的重要性要远高于“识”与“法”，是古文臻于佳境的必备法门。魏禧此论，并非一时兴到之言，也不是仅仅因为任王谷的文章有“真气”而故作应酬之词、违心之论。魏禧对“真气”的推崇不止此一处，再看《复沈甸华》中的评论：“天下文章，最苦无真气；有真气者，或无特识；有特识者，或不合古人法度；合法度者，又或行迹拘牵，不能变化。故天下能者甚多，求其超逸绝群，足与古作者驰骋，便为少有。”(351)这近乎是《任王谷文集序》那段文字的翻版。可见，推崇“真气”是魏禧一以贯之的文论主张，在其构建的文论体系中，“真气”也堪称核心性元素。将“气”而不是“法”或“识”等视为统摄全文的要素，也正与中国传统的文论思维相契合。③我们研究魏禧文论就绕不过其提到的“真气”说。因而，魏禧所言的“真气”究竟何指，有何文论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有何种意义等等，都是本文必须探讨的问题。

一、 魏禧“真气说”内涵阐说

魏禧在《论世堂文集叙》中这样描述“气”：“气之静也，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其动也，挟才以行，才不大则气挟隘。然而才与理者，气之所冯也，而不可以言气。才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之气者之为异者，则知文矣。”(魏禧396)“真气”中之“气”大致也应如其中所言，尽管“真气”被多次提到，但何为“真气”，魏禧的文章中始终没有作过正面描述。故而需要我们综合《魏叔子文集》的相关描写及时代环境对“真气”作一番细致的考察。

“真气”一词，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共有二十二次之多。大体说来，“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佚名276)。真气主要是被视为与物质性的“谷气”相对的一种精神性气质。其后迭经演变，至明清之际，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人物品藻之中。如张岱就有这样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52)有意思的是，魏禧也被视为极具“真气”之人。方以智游历赣南，与以魏禧为代表的易堂诸子结交后，发出了“易堂真气，天下无两”(赵尔巽等13316)的慨叹。由此，魏禧“真气”之名广为传诵，其一生也常以“真气”而自诩。魏禧的文章，在当时也被人视为包含“真气”之文。如李世熊所言：“每读叔子文，便觉真气贯人，如搔痒拊痛，通体掣动。”(李世熊，卷五5)可见，“真气”对于魏禧来说，是由人而及文的，是统摄个性才质与文章品格的精神概念。具体而言，魏禧文论中的“真气”说有如下几层内涵。

其一，“真气”说要求创作主体具有鲜明的个性，须在文章中展现其独有的才情与禀赋。这就是其在《论世堂文集叙》中所言的“才与气尤近”的一面，此外还包括个人的气质、情感、体验等。从根本上讲，“真气”说意味着魏禧最为推崇的是“文如其人”的状态。

魏禧讨论时人的文风成就时，往往喜欢因人论文，凸显“真气”的作用，最热衷于表彰文人独有的英风奇气。如其自述，“余于天下士，最爱有英气者，于文亦然”(魏禧446)。相应地，在魏禧看来，有英气之人，理应有英气之文，故而在文章中常常力图彰显文人的独有气质对其文风形成的影响。如评陆悬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与其为人相似”(428)；评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负才，气岸巉峭，有笼罩一世之概。为文韵折多奇气，与人交少当意者”(388)；评甘健斋“其为人甚奇，其文当必有倜傥超拔不可羁绁之气”(434)。在魏禧文集中，以传统的“文如其人”的思维方式评价文风的语句随处可见，这背后体现的是魏禧对古文中作者个性色彩的高度认同与极力彰显。同时，魏禧极力表彰的文人的气质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如“毅然之色”“气岸巉峭”“倜傥超拔不可羁绁之气”等等，这些都是未经儒家教化规范过的特性，皆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相应地，魏禧所表彰的文章风格，也大多不是规行矩步、个性汩没之文。

就魏禧本人来说，其风格最明显、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广泛的文章恰恰也是与其个人气质最相契的策论文。四库馆臣则将魏禧的写作特色概括为“才杂纵横”(纪昀等1522)，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称谓，因为《四库全书总目》对以《战国策》为代表的纵横家之文就有“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纪昀等468)的恶谥。就是这样偏离儒家正统审美理想的文风，却正是由魏禧以其平生精神与气韵酝酿而出的真文。魏禧生于易代之际，天下局势动荡，无论是要施展平生抱负，还是出于保全身家的现实需求，他都必须对古今形势烂熟于心。魏禧才性聪敏，勇于任事，在现实生活中也颇好谋划事务，如其所言“吾生平主断”(魏禧415)，且多有奇效，“悬策而后验者十尝八九”(赵尔巽等11316)。这种性格反映到文章中，便自然形成以论策见长的风格。魏禧本人对此也皆自知，曾说道：“吾好穷古今治乱得失，长议论，吾文集颇工论策。”(魏禧283)如《宋论》《留侯论》《陈胜论》《尉佗论》等文，都置身于历史情境，为古人出谋划策，极有战国纵横家风范。魏禧自言：“昨读东坡《晁错论》，更以意成一篇。书生纸上经济，正如小儿画地作饼，亦自知其不可食，聊取快意。”(魏禧337)可以说，策士之文是魏禧的精神寄托，也是其“真气”喷薄之所向，故如张维屏所言：“冰叔先生[……]本胸中所积而发之于文，故其势一往而不可御，其行文之妙盖得力于《史记》、老苏者居多。”(王水照8134)

其二，魏禧的“真气”说鼓励作者挥洒性情，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观念与文法标准的彻底背离。在魏禧的观念里，二者应有一定的相容度。这就是气“必资于理”的一面。究而言之，“真气”说并不与“明理适用”“积理炼识”等理论截然对立，它同样也是建立在“理”之基础上的，同时也力求在“理”之上有所超越而达到一种收放自如的状态。毕竟，魏禧是颇有忧患意识的遗民作家，追求的是“下为来学所秉承，上为后王所取法，则一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的“文之至者”(魏禧264)。他是不可能完全忽略传统道德与现实情境去一味地高谈性情的。

其实，魏禧在对同时代古文的批评实践中就已阐明“真气”说的这一内涵。他在比较侯方域、汪琬、姜宸英的文风时说：“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不肆，姜醇、肆之间，惜其笔性易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魏禧247—48)“醇”“肆”之说，出自韩愈的“醇也，然后肆焉”(韩愈190)。“醇”指文章思想的正统性与写作的规范性，“肆”则指作者性情的挥洒，与“真气”相契。魏禧对韩愈此说是相当赞同的。只是其对一味的“醇”与“肆”都不满意，向往的是“醇肆之间”的境界。简而言之，就是在坚守正统观念的前提下，能够自由地舒展个人的主观意志；在恪守“理”与“道”的基础上，追求“真气”的挥洒。这也决定着“真气”必须兼备以下两种特质，其一，必须是建立在儒家人格的基础上，不能完全离经叛道，这就与晚明过于转向本心的风气拉开了距离；其二，必然是偏向于刚健雄放、博大厚实的一面，而如姜宸英那般驯致的笔性则势必难以驾驭支撑这种“真气”。

倡立“真气”说，魏禧还警惕过于强调才气而忽视“理”“识”等的倾向。就在《任王谷文集序》中，魏禧对侯方域的文风有一番评价，其中别有意蕴。“吾闻朝宗文高气雄辩，凌厉一世人，独与王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与文则甚相似，予每读朝宗文，如当勍敌，惊心动色，目睛不及瞬。其后细求之，疑其本领浅薄，少有当于古立言之义。又是非多，爱憎失情实，而才气奔逸，时有往而不返之处。”(魏禧399)这固然是批评侯氏文章有因“本领浅薄”而“往而不返”的毛病，但结合上下文语境，更是在警惕将“真气”混同于“才气”的危险。他说过：“才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之气者之为异者，则知文矣。”(396)可见才气与真气尽管相近，还是存在区分的。“才气奔逸”不是“真气”得以施展的唯一条件，而“当于古立言之义”是“真气”不可或缺的基础。魏禧甚至在《复沈甸华》中紧接着“真气”的议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少年胸中，最怕只办才人名士自处，便生出种种病痛，到要紧处，平日口中笔下所得力，毫不济事。”(352)这便更可看出其提倡“真气”绝不是单纯地鼓励逞才使气。关于“真气”与“才气”及“理”的关系，魏禧在《赖古堂集序》中提出的观点可作参证：“笔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气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务去其陈言习见，而皆衷于理义，无诡僻矫激之辞以惊世骇俗，其正也如是。”(437)魏禧鼓励在文中激荡情感，力呈真气，摆脱凡庸，脱略陈言，最大程度上展现作者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是不可脱离“理义”之轨的。

其三，魏禧的“真气”说体现在创作实践与批评上就是对多元化文风的倡导。如上文所言，魏禧在文中最为激赏的是“奇气”“英气”“倜傥超拔不可羁绁之气”，这都不是株守儒家经典、从格套中而来的“真气”。基于此，魏禧提倡“真气”，必然带来对作者才性禀赋与作品风格多元化的尊重。对于文人，魏禧的品评从不以儒家推尊的某种特定的“君子人格”作为统一的标准。他能平实地看待个性的差异：“人学问当有变化，少年英发，中晚之岁，贵沈深掩抑，使不显其光。”(魏禧420)无论是“英发”，还是“掩抑”，都是某一阶段人生气质的真实呈现。对于文风，魏禧虽倡导“积理炼识”，但并没有仅仅将以“理”与“识”擅长的作品视为文章的唯一至高境界，而是肯定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有其意义。他曾将文章如此分类：“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403)所谓的“儒者之文”“才人之文”“文人之文”“学者之文”，都是作者身份气质的自然反映。若能真实表现作者气质与禀赋，这几类文章就都有其可取之处。甚至对于风格相对单一的应用性文体，魏禧也表现出对多元风格的期待：“禧尝窃谓奏议有以直切刚果、使人动色惊心为贵者，有和平朗畅、移人情志为贵者。”(384)但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气质禀赋来决定奏议的风貌，若强不能以为能，则无论对于文章成就还是实际效果，都会事与愿违。

由于肯定文人才性气质的变化，魏禧也较多地关注到环境对文人的影响。“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名山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司马迁，龙门人，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戒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也。”(魏禧401)在其看来，各地不同的风土，会铸造出不同的文人气质与诗文风格。以其早年的同乡朋友曾畹为例，其人在吴下时，“其文斐然”(400)；而当其到了西北后，“文多秦风”(401)，就是秦地风俗“渐被”于文风的表现。魏禧谈到冷又湄的文章时也说“诗若文并高清绝俗，朴而不雕，是真丘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泽之气，则已隐然而可见矣”(433)，肯定其文中有“大山大泽之气”，这同样也是文章中具备“真气”的表征。

无论是个人气质中的“奇气”，还是“江山之气”，都有多元化的倾向，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其人或儒或侠，其正或奇，只要真实地表达自我，其文就皆有可取之处；其地或险或缓，或繁或僻，无论塞外江南、穷乡剧邑，各类风俗对于文人的影响都要平等视之，都值得书诸笔端。从本质上来说，魏禧的“真气”说鼓励不同的文学风格并存，充溢着对多元化文风的探求。在他看来，只要能真实地表达读者的情感或识见，那么文章便无优劣高下之分。

二、 “真气”说与魏禧文论体系的建构

“真气”说属于“文气论”的范畴。“气”之于诗文往往有着统辖性意义，其重要性常被置于他者之上。魏禧的兄长魏际瑞也将“气”视为拯疗文章痼疾的第一要义，以及使文章血脉贯通的核心要素。“诗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为本。然置顿不得法，则情为章句所泥。尤贵善养其气，故无窘窒懈累之病。古人为文，虽有伟辞俊语亦删而舍之者；正恐累气而节其不胜也。”(王水照2594)魏禧同样赋予“气”以超卓的地位。他说：“地悬于天中，万物毕载，然上下无所附，终古而不坠，所以举之者，气也。”又以此切入文章，说：“土石至实，气绝而朽壤，则山崩。夫得其气则泯小大，易强弱，禽兽木石可以相为制，而况载道之文乎？”(396)在其论述中，“气”俨然成了关乎文章成就高下的关键因素。“真气”说是魏禧文论体系中最重要也必不可少的一环。

时人对于魏禧文论关注最多的是其“明理适用”说与“积理炼识”说。魏禧对此确颇为自得，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法”“理”“识”的重要性。但是，魏禧同样洞悉这三者的弊病，深知作者若运用不当，必然会导致文章偏于板滞、虚浮甚或伪饰的一面。由此而言，“真气”的意义就豁显出来，因其具有纠偏救弊的作用，可以避免过度依赖“法”“理”“识”等带来的种种弊端，并赋予三者最佳的表达力，使文章保持英气勃发而韵致天成的境界。

先看“法”。魏禧曾自陈，为文“好讲求法度”(魏禧381)，但他始终对株守古人之法带来的弊病保持高度的警惕。其言曰“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411)。他还敏锐地看到了“文章之工”与“法古人”之间有着普遍的矛盾：“文章之工，必法古人，而法古人者，又往往不得为工。”(400)为解决这一困境，魏禧提出了这样的方案：“论文务求古法而实以己之性情。”(342)“性情”一词，在魏禧与人的论文篇章中极少使用。从其标举过的文论概念来看，无论是所积之“理”，还是所炼之“识”，能难以称为“性情”，唯有充溢着强烈个性色彩的“真气”才庶几接近于此处所言的“性情”。称“真气”为魏禧文论框架中弥缝“法古人”之缺失的必要手段，当不为过。

魏禧甚至还认为，在某些场合，若出于抒发情感的需要，作者完全可以暂时脱离古人文法的限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能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魏禧248)这里谈到的“兴会”，即是指临文时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或是作这篇文章的直接的情感诱因，而“得意疾书”，即指称乎己意而言，实际上是独属作者本人的那份独特的感受。这也正与魏禧所强调的“真气”暗合。在其看来，此种感受与体会，像左氏、司马迁、韩、柳、欧阳、苏等这样的古文大家都未必曾体验过。他们那些借以表达思想情感的文章法度，可能就对后人表达其独有的情感无甚意义。这里充分地显示出其对作者“真气”的极端看重，也就是其说“天下文章，最苦无真气”(351)的内涵所在。魏禧所推崇的文章境界，如其在为长兄魏际瑞的文集作序时所言：“为文遇意成章，如风水之相遭，如云在天，卷舒无定，得《庄》《史》之意，然未尝稍有摹仿。”(390)在这里，堪供摹仿的“法”，已完全让位于寄寓作者“真气”的“意”。因为在魏禧看来，即便是后人崇尚的古人之法，本质上也是古人性情所寄。“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1122)

次看“理”与“识”。二者之所以并提，缘于魏禧将“积理”“炼识”视为其独得之秘，且都偏于理性或知识见闻一路。他在《赖古堂文集序》中说：“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传后世者，有三资焉： 曰记览之博也，曰见识之高也，曰历年之久也。”(魏禧436)这里谈到的“记览之博”实指积理之功。“见识之高”显然关乎“识”。“历年之久”的说法仅由魏禧在此提及，也并没有崭新的文论内涵，故此处不加细论。魏禧随即在该文中又很干脆地否定这一提法：“然窃怪是三者不绝于世，而名天下、传后世，十不得一焉。”(436)这即是说，文章中仅具有“理”“识”，并不能确保其可传世。

魏禧最先是在《宗子发文集序》中提到“积理”说，其后多次在与友人的文字中提及。“积理”一词自宋代理学兴起后极为常见，据朱东润先生所言，魏禧所积之“理”与“晦庵一派理学家之‘理’不同”(朱东润199)。从魏禧给宗子发的序中来看，其“理”不是儒家义理，而是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知识与阅历，“人生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魏禧412)。这些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魏禧将积理辟作“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412)故而可以直接与“记览之博”等而视之。再联系到魏禧对自已学养的反省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曾在给侄子魏世杰的信中说“吾前叙宗子发，言文章要在积理，吾所见如是，非曰能至”，又说自已“天姿短，不能多读书，读辄就遗忘，以故疏薄，不能博洽出入不穷。又不晓星纬、九州、形势、声律、飞、走、植、潜之性，不能情状物”(283)。可见“积理”关不是魏禧的强项。而文章即便“积理”至深，也未必能流传开来。魏禧解释道：“记览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馐，方丈之珍，一食辄饱，而无气以运之，则必积滞而生疾。故记览之文，其不足传者，气不足故也。”(437)显然，有“理”而无“气”，则此“理”只能流于板滞。那么，魏禧的“真气”说对于疗救偏“理”之弊病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至于“识”，魏禧力倡“练识”之说。魏禧极知“练识”之难，他言道“练识如炼金，金百练则杂气民而精光发”(魏禧289)，须通过“见闻”“揣摩”“阅历”(1064)三重途径方能习得。饶是如此，还随时面临着“习之移人”“气之移人”(325)的困扰，这极有可能使得当年的所练之“识”荡然无存，“俗熏陶人，如于室中焚烧病草，气着衣带，出市而臭，然不自闻”(321)。如此一来，作者在文章中所执定的“识”恐怕也不足为凭了。在这种情形下，魏禧提出“当以深山静穆之气洗之”(325)。魏禧的文章中常见山林与城市并立，城市是繁杂世俗之地，山林是真粹纯野之所，如其在《答陈元孝》中所言：“仆向有二语： 居山须练得出门人情，出门须留得还山面目。”(345)在其思想认识里，所谓的“深山静穆之气”或可与保持个人初心面目的“真气”相等同。这样看来，“真气”确有荡涤识见之污的意义。

魏禧古文以识见擅长，自言“吾诸论亦私自谓苏氏后恐无其偶”(魏禧284)。其深于此道，更对以识取胜的文章抱以强烈的警惕。因此当魏禧意识到有人“或故为诡特骇异之说，以慑天下后世之人”(422)，甚至有人为显示其“见识之高”，就“不必异而必欲求异”(437)之时，他便更觉其文之故作声势，背离了为文的初衷。故而魏禧断定“高明之文，其不足传者，好奇而不轨于正故也”(437)。质言之，即是“识”不能脱离世事的普遍规律与作者的真实心理。在此情境下，“真气”便成了拯救过于倚赖“识”形成的弊病的良药。若能将“真气”与“识”合而用之，其追求的是个人真实体悟的表达与情感的挥洒，就不存在故为奇特之说的局面。

魏禧关于“法”“理”“识”的议论是建构其文论大厦的要件，自成其规模与气象，而如果要脱离“真气”的统摄，就不能精确反映魏禧关于文章理论的通盘考量与精妙安排。可以说，“真气”说在魏禧的文论体系中堪称枢机与灵魂所在，赋予了其文论特有的时代价值，同时与其他要件构成良性的互为影响的关系。这里抉发“真气”说，既符合中国古代文论推尊“气”的基本特征，亦可还原魏禧文论的本来面目，更有助于将理解魏禧文学理论与文学风格间的生动联系。魏禧的古文名篇《大铁椎传》《卖酒者传》《吾庐记》等都是以“气”取胜，更可证明魏禧对“真气”说的重视与践行。

三、 魏禧“真气”说的政治意蕴

“真气”说的提出是魏禧遗民思想在文论领域的必然反映。其中熔铸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反思意味。魏禧作为忠于明朝的遗民，文章是其经世之路断绝后的性命所托，“吾辈寝食诗文，欲以文章接寿命，使身死而名存，自是本念”(魏禧410)。故而魏禧关于文学的一切主张都与其遗民身份及对文章的定位密不可分。离开魏禧的生平思想来考察其文学思想，必然是隔靴搔痒。

纵观魏禧的文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是膺获魏禧“真气”之称的人都具有遗民身份，如任源祥、雷士俊等人皆是如此。也正是在为他们的文集作序时，魏禧才大谈特谈“真气”的意义。另外，魏禧以与“真气”相近的“奇气”等词称赞的甘京、孔正叔等人也都是明亡后不求仕进的志士。至于如周亮工、宋荦、施闰章这样的清廷重臣，虽在当时颇有文名，文章中也不乏性情的挥洒，但魏禧在与他们来往的文章中，从未以“真气”许之。这也正可说明魏禧的“真气”说中隐现着突出的遗民色彩。大抵说来，魏禧提倡“真气”说至少有几点意图。

首先，“真气”说的提出，呼应着遗民们在诗文中宣泄孤愤与哀痛的时代大潮，并作以理论上的声援。就当时遗民群体的心态而言，虽然不少清初遗民都以诗文名世，但诗文写作从来都不是明遗民们的根本追求，只是他们复国不得后的情感寄托。如归庄所说：“既而知无可奈何，则托之《风》《骚》，寄之丝桐，宣其郁滞。”(归庄213)连当时守节最为坚决的徐枋也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故凡交游之往复，故旧之怀思，风景之流连，今昔之感伤，陵谷之凭吊，以至一话一言之所及，一思一虑之所之，非笔之于书，则无以达之。”(徐枋2)魏禧对此也甘苦自知，说过：“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郁积于胸中，必有所发，不发于事业，则发于文章。”(魏禧426)对遗民们来说，高唱性情、畅抒真气已成为写作的第一需要，传统的中正和平、温柔敦厚等审美标准一次次地被突破。魏禧在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真气”说，主张文章最要紧之处为展露作者的胸襟性情，正是对整个遗民群体文化风气的回应。

其次，魏禧提出“真气”说，对当时已略显颓丧的士风、文风有着一定的振衰起敝之意义。“真气”的内涵之一就是要“资于理”。对于遗民来说，坚持“真气”，就是永葆其不屈的气节与刚贞的操守，以饱含血泪的文字写出时代的心声。而尴尬的是，理想中的遗民形象与纯粹的遗民文学在现实中已渐难寻觅。对此，不少人已有清醒的洞见。如徐枋就指出：“天下之乱已十年矣，士之好气激、尚风义者初未尝不北首扼腕，流涕伤心也，而与时浮沉，浸淫岁月，骨鲠销于妻子之情，志概变于菀枯之计。不三四年，而向之处者出已过半矣。”(徐枋124)的确，在漫长的岁月里，遗民们面临着如何在保持节操与治生理家间取得平衡，如何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清廷官员求贤若渴的求访，如何看待清人统治日益稳定的客观现实等种种难题。现实的艰难与困惑都使得当初多如过江之鲫的遗民们少有全节者。魏禧沉痛地感叹道：“窃观二十年来，刀锯鼎镬，森列罗布，蹈义于前，趋死于后，而天下士激发而起，其无所知名者，甘死如饴，百折而气不挫，往往崛出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之间。及其既久，禁网少疏，时和物阜，天下相安无事，则委靡销铄、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贤明之士接踵而有。”(魏禧241—42)复国无望的现实固然令人心痛，而更令人绝望的应是当年那些“狷介贤明之士”在漫长岁月的浸润下，也都变得卑陋不堪。吊诡的是，不少人内心已不安于做一个遗民了，而往日积累起的名声还使得世人以遗民视之。这时，内心状态与外在评判构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魏禧就曾这样自我反思：“及比年客游，虚名日长，实地渐消。虽所至誉我以高洁，以廉静，而清夜扪心，惭山中猿鹤甚众。”(345)尽量不与官府结交的魏禧，尚且觉得与外界接触过多而有愧于当初的坚持，其他人则更不必说。

更有甚者，由于遗民文人群体在清初极为庞大，“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严迪昌57)的文学风格成为一时潮流，书写遗民怀抱成为重要诉求。至于这种情感表达是否与作者的真实内心密切相关，已不可一概而论。魏禧就指出当时文坛虚假繁荣的景象：“今海内狼藉烂漫，人有文章，卑者夸博矜靡，如潘、陆、谢、沈，浮藻无质，不足言矣。高人志士，寄情于彭泽之篇，发愤于汨罗之赋，故可以兴顽懦，垂金石。禧窃以为非其至矣。”(魏禧266)情感风格的极度趋同，必然会遮蔽个人真实的性情之音。屈原式的亡国哀音、陶潜式的松柏高节，固然可敬，但若仅仅是脱离个人性情的追仿，必然沦为另一种形式的俗滥与伪饰。魏禧论诗论文，“必先求其人以实之”(463)，首重的是作者真实的主观形象与诗文的契合度。从这个角度而言，魏禧提出“真气”说，实有重塑遗民文风的意图。

再者，“真气”说不仅要矫正颓靡虚浮的文风，还有着要借着重树刚健文风以重整社会风气的意图，是当时遗民群体反思明亡的时代风潮在文论领域的生动反映。这一点在魏禧为遗民雷士俊的《艾陵文钞》所作的序言中体现得极为明显。此文沉痛地谈道：“天下国家之坏，不患于无文，患于世无真气而其文日趋于浮伪。虚辞以揜意，饾饤掇拾以为文，此浮文之易见者也。言依道德，语关天下国家之故，廉节则伯夷不让，经济则贾谊、晁错之徒无以过，而退考其实，殆与世之市侩瞀儒无毫发有异，此伪文之不易见者也。伪之为害，破国亡君，而其祸方未有以止，其端阴成于学术而显发于文章。是故文无真气，虽出入左、史、两汉、唐、宋大家之文，率皆谓之浮伪。而本身而发言乎真气者，虽不必尽合古人之矩度，固已无不可传矣。先生于古人之法，既铢两悉合，而为文一本于真气，其为近代作者无疑也。”④魏禧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超越当时常见归因于朋党、“流贼”、科考、阉宦等表面现象的思考，深刻地将症结指向当时“世无真气而文日趋于浮伪”的客观现实。文章虽属于“第二第三层事”，却是反映国家治乱的青萍之末。明遗民们虽然复国无望，但并未心如死灰，依然坚持“存道以存天下”的价值观。⑤重振文章“真气”只是起点，其最终的目的要通过唤起士人对“真气”的普遍认同，来矫治“浮伪”的士风。

“真气”在魏禧那里，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衡文标准，更是一种对健康的社会风气的期盼。唯有“真气”沛然运行于天地之间，万物才能有其秩序。如其所说：“夫山有朽壤则崩，木心朽则折，无真气以贯之，物未有不败者。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柱朽栋桡，而大厦倾焉，其端见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祸发于君国。呜呼！是岂独诗也哉！”(魏禧463)这里提到“岂独诗”，当然也包括文章创作。文章中真气的匮乏，也同样是士风不振的表现。魏禧主张“论诗，必先求其人以实之”(463)，其强调文章中呈现真气，必然首先是建立在对士人人格中“真气”的呼唤上。所以，魏禧高唱的“真气”，与他对自我角色的定位与士人品格的想象密不可分，有着对故国沦亡的深切痛悼、对遗民身份的执着坚守与改造社会的热情。其间渗透的政治追问、历史反思等家国情怀都是此前诸种“文气”说中极少出现的。这一点在其他遗民的笔下也有明确的表现。魏禧的挚友何洯就说“天地间最可宝者，不朽之真气，外皆糠粃也。韩君适文慕义以殉甲申之难，真气足历千载不朽”(何洯，卷二九13)，又说“今之攻文者，摽掠唐宋诸家，袭取其气旦夕间，冒为唐宋文，然浮气不尽，真气不出”(何洯，卷一八10)。可见，何洯眼中的“真气”寄托着正直之气操与刚健之风气这两种内涵，与魏禧的论述不谋而合。魏禧的“真气”说正是明遗民群体关于社会、历史的痛苦探索在文论领域的鲜活呈现，积淀着深沉的政治意蕴。

四、 魏禧“真气”说的历史回响

康熙十九年(1680年)，魏禧病逝，清代的统治逐步稳定，遗民社会渐趋解体。魏禧的政治抱负已难以实现，而他的文论却以各种途径被广泛传播。刘咸炘就曾说，其“论文语流传，虽桐城家亦称引之。”(刘咸炘118)一个突出的例证即为桐城派文人对“真气”说的重视与征引。桐城三祖之首的方苞论文便极为标榜“真气”，如其评“韩公之文，一语出，则真气动人”(方苞112)；评隆庆、万历间明文之衰，认为是因其“虽有机趣，按之无实理真气者”(580)。更为明显的是，他在《进四书文表》中明确提出其选文的标准是必须具有“真气”者：“凡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卤莽而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者，虽旧号名篇，概置不录。”(581)他指出好文章必须兼备“理之明”“辞之当”“气之昌”三个优点，“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称物”(581)。无论是论文标准的弃取还是论述策略的展开，基本上都与魏禧在《任王谷文集序》中的论述如出一辙。尽管方苞所标榜的“真气”来自后天的阅读与修养，而非自然的才性与禀赋。⑥

方苞推崇“真气”，极有可能来自魏禧的影响，而不应将其泛泛视为偶然的巧合。方苞与魏禧高足王源交谊甚厚，他曾称在给王源的信中说道：“苞从事朋游间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处，有如吾兄者乎？”(方苞666)并认定王源与其本人是“术业之近者”(216)。而王源的性格禀赋与文章风格，都堪称得魏禧真传，如廖燕所言：“昆绳之文，汪洋无涯，变幻百出，直欲驾明、元、宋、唐以上之。予目前最服膺者，自叔子先生之后，唯昆绳一人而已。”(廖燕364)魏禧本人亦评“昆绳岸异多英气”“议论多肯要”(魏禧419)，并对其寄以厚望。对此，王源在晚年回忆中说“先生序予文，尝期以邓仲华、周公瑾”(王源，卷一三9—10)。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王源都具有魏禧所论的“真气”。故而，方苞对“真气”的推尊，很可能是以王源为津梁而受到魏禧“真气”说之濡染。后来的刘大櫆提出的“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论文偶记》3)的观点，更能明显地看到魏禧“真气”说的影子。“所谓神是指作家不同的才气性格表现于作品的面貌，所谓气则偏重于文章的气势。”(王运熙42)据此解释，则刘大櫆所言的“神”，更接近于魏禧的“真气”，同样强调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超越与主导地位。

正是由于魏禧、方苞诸人的鼓荡，“真气”开始大规模从诗歌评点进入古文品评领域，成为评价文章成就的一个重要概念。⑦如刘大櫆的文章，就屡被人视作颇具“真气”。其《谢氏妹六十寿序》为“一片真气从肺腑中流出，但见其高古深厚，不可几及”(《海峰文集》卷三26)，其《章大家行略》则被目为“真气淋漓，《史记》之文”(《海峰文集》卷七84)。风气所及，甚至还出现了以有无“真气”来决定文章成败的观念。同是江西人的蒋士铨在其《临川梦》中就谈道：“胸中既无真气蟠，笔下焉能力量完。”(蒋士铨246)这体现了魏禧“真气”说视野下人与文的统一。还有人将魏禧的“真气”说推向极端化，过于强调“真气”在文章中的作用。魏禧固然说“天下文章，最苦无真气”(魏禧351)，但从未将真气当作评价文章的唯一标准，郑板桥则不然。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写道：“愚谓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郑板桥17)这里未提魏禧的文章，想必是已被划归到“其他”之列，但其理论根源正是来源于魏禧，这已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可看出魏禧“真气”说的流衍不绝。

纵观中国古代“文气”论的演进历史⑧，魏禧“真气”说的提出有着特别的价值。明末清初时期，讲论“文气”的理论家大都是标榜“文以理为主”，更为看重作者的道德修养，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早期“文气”说重视才性气质的倾向。魏禧在此时提出“真气”说，客观上呼应了曹丕、刘勰等人的论点，将“文气”说的内涵引回其早期的路径。同时，“真气”说的提出还丰富了“文气说”的政治内涵，体现出作家介入现实的使命意识与反思精神。由于魏禧“真气”说在尊重作者才性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偏离传统的道德规范，对清代古文理论的演进也有着持续的影响。

注释[Notes]

① 有学者指出，“遗民散文是清文最初的高峰”。见曹虹“清初遗民散文的文体创造”，《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2010)： 8—11。同时，明遗民的古文理论也被视作呈“空前繁荣”之态。见张修龄《清初散文论稿》(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② 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主要讨论魏禧“明理适用”“积理练识”“重法度”三种观点。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3—83页。至今的相关研究尚未出此范围。

③ 古代文论家多有“气为干，文为支”“气者，文之帅也”“诗文者，纯乎气息”等论断，“气成为诗文与艺术普遍追求的高境界之美”，是“笼罩整体的东西”。见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北京： 中华书局，2013年)，第14页。

④ 此文《魏叔子文集》未收，却是审视魏禧“真气”说的重要文献。载于《艾陵文钞》(清康熙莘乐草堂刻本)卷首。

⑤ 见李瑄“存道： 明遗民群体的价值体认”，《学术研究》(5)2008： 112—19。

⑥ 方苞在文论中提倡的“气”更多地来自儒家学说与经典古文的熏陶，“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方苞581)。

⑦ “真气”一词在晚明也出现于文学评点中，但主要限于诗歌评点。如钟惺评《沙丘城下寄杜甫》就说：“一片真气，自是李白寄杜甫之作，工拙不必论也。”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5年)，第714页。

⑧ 见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第3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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