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华

(重庆图书馆，重庆 400037)

当今时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潮流，其宗旨在于推动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资源互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1]。这对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而言，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全新考验。只有抓住机遇，经受挑战，全面突破，才能促进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新时代条件下，重庆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采取多种策略，全力开展古籍文献层级保护，积极探索古籍开发多元策略，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为此，本文以重庆图书馆古籍保护举措与开发策略为中心，阐述相关经验，以为同业所借镜。

1 重庆图书馆古籍典藏概述

重庆图书馆典藏有古籍文献2.3万余种、近30万册，民国线装书1.5万种、15万册，不仅在藏量规模上处于西部领先，在文献类型和特色内容方面也颇为出彩。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宋元旧椠、珍稀善本，还涵盖明清方志、佛教大藏经、名人稿抄本，以及独具特色的清代殿试卷、巴蜀戏曲唱本、碑帖拓片等，它们共同构建起珍贵古籍的瑰丽宝库。现将我馆的部分特色古籍简述如下。

1.1 宋元珍本

宋元刊本时代久远、存世稀少，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我馆藏有元代以前的刻本、写本45种，包括唐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存一卷)等3种，宋写本《十二缘生祥瑞经》(存一卷)1种，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等9种，元刻本《六书统二十卷》等32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我馆珍贵古籍 3 707 种，55 632 册，内有孤本、稀见本424种[2]。近10年来，我馆共有217部珍稀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29部善本古籍入选《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

1.2 明清方志

方志为一邑之实录，属于地方性百科全书。我馆典藏有历代旧方志 1 464 种，涵盖国内29个省级行政区划，其中四川方志489种、重庆方志84种，巴蜀山水、名胜、祠庙志书及游记33种，其他各省方志858种。该批方志数量庞大、地域广泛、内容宏富，是研究巴蜀历史、地理、民俗的重要文献。尤其是我馆曾收购《刘赞廷藏稿》稿本百余册，其中多属稀见的康藏资料，史料价值极高。2014年，我馆影印出版《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40册)，收录馆藏稀见方志64种，其中孤本方志46种，包括《刘赞廷藏稿》中36种康藏图志稿本[3]。

1.3 科举殿试卷

殿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最高层级，考生所撰殿试对策即是殿试卷。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曾收藏有84份清代殿试卷[4]，后来辗转交由我馆典藏，它们属于重要的科举档案，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该批殿试卷上起清初顺治、下迄清末光绪，共历八代皇帝、二百余年，地域范围涵盖四川、浙江、江苏等全国15个省份。数量庞大、跨时长久、地域广泛，保存比较完整，是其显著特征。另外，我馆典藏有清末状元骆成骧的殿试卷刻本，朱墨套印，世间流传稀少，版本价值较高[5]。

此外，我馆还藏有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巴蜀戏曲唱本、碑帖拓片、稿抄本等，数量丰富，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2 构建古籍文献的层级保护体系

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价值珍贵，但由于时代久远，历经兵燹、火灾、水患等劫难，部分古籍出现严重破损。近年来，我馆本着尊重历史、保存文献、惠泽后代的原则，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强对馆藏珍稀古籍的妥善保护。一方面，注重古籍的文物价值，通过对其整理、修复、登记、建档，完善保存条件，强化安保措施，加强原生性保护；另一方面，发挥古籍的学术价值，通过数字化扫描、拍摄缩微胶卷、开发数据库、影印出版、整理研究等方式，进行再生性保护。另外，我馆还注重古籍的艺术价值，对古籍雕版、印刷、装帧、修复等传统技艺和“非遗”进行传承和保护，旨在构建起分层次、有重点的层级保护体系[6]。

2.1 加强古籍载体的原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通过预防历史文献、档案原件的损害和对破损文献的修复，确保其得到长久的保存[7]。由于各种原因，我馆典藏的部分古籍已经出现霉烂、虫蛀、絮化等破损，亟待修复。近年来，我馆通过不断改善存放环境、全面加强古籍修复、系统开展普查登记，大力做好古籍文献的原生性保护措施，以期有效延长古籍寿命，让珍贵文献能够传之久远。

(1)不断改善古籍存放环境。山城空气潮湿，阴冷多雾。我馆已经建立恒温、恒湿的标准化古籍库房，利用红外线检测、温湿度监测、二氧化碳灭火等技术手段，保障库房空气质量和消防安全。同时，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17部珍贵古籍定制楠木书盒，为善本古籍定制无酸纸盒、樟木板，防止酸化、预防虫蛀，有效改善古籍存放环境。

(2)全面提升古籍修复实力。我馆历来注重古籍修复，七十余年几乎未曾间断，累计修复古籍8万多叶、近 3 000 册。但是相较于破损待修的古籍总量，这还仅是杯水车薪。2007年，我馆设立古籍修复中心，以传统的“师徒相授”模式大力培养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2014年，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重庆传习所”，以导师集中培训与日常老带新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培养青年人才。2018年，获得重庆市文物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可对外承接古籍、碑帖的修复项目。接下来，我馆将进一步提升修复实力，争取创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3)系统开展古籍普查登记。2008年，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我馆挂牌成立，肩负起全市古籍普查与保护的重任。经过近十年的按图索骥、走访普查、全面摸底，该中心终于完成对我馆及全市43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面摸底、普查登记，陆续出版《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系列普查成果，收录古籍4.5万部，63.5万册，建立起准确有序的重庆市古籍总台账。这为下一步开展古籍文献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可靠依据。

2.2 注重古籍内容的再生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档案原件进行载体转换，从而有效地避免原件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害。这对于古籍文献的保护开发尤为必要。因为古籍文献比较脆弱，甚至为孤本、残本，不便公开示人，只有通过载体转换，才能尽量地避免损坏原物。其主要措施有：拍摄缩微胶卷，进行物理存放；开展数字化扫描，形成古籍数据库；典籍再造，影印出版；整理特色馆藏，阐释学术价值等。

近年来，我馆以“阅读推广、数字人文”为时代契机，全力做好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工作。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我馆不仅将全部古籍书目数据纳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还积极开展数字化扫描工作，先后完成100多种珍贵古籍和地方志的缩微拍摄工作，提供读者查阅使用。同时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将32部珍贵古籍高清扫描本加入“中华古籍资源库”，真正实现文献资源与数据库的开放共享。接下来，我馆还将继续开展古籍数字化这项重要工作。

在整理出版方面。我馆一直注重对馆藏特色古籍文献的合理开发，先后整理出版《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重庆图书馆藏戏曲唱本普查目录及要目叙录》等学术著作，不仅揭示了馆藏古籍文献的特色和亮点，也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珍稀文献。其中，《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以馆藏37本巴蜀殿试卷为整理对象，通过原文过录、标点和文献整理研究的方式，揭示出珍贵的巴蜀科举文献史料，填补了学术界此项研究的空白[8]。

2.3 重视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古籍装帧等传统技艺与古籍保护事业密切相关，属于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保护。近年来，我馆通过相关技艺展示和阅读推广活动，大力宣传古籍保护事业，不仅推出“古籍保护进课堂”活动，为高校师生演示雕版印刷、碑刻传拓技艺，讲授古籍修复知识；还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将中国的雕版印刷、古籍修复技艺带到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通过现代技术复制古籍、书画，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打造特色文创商店，提升古籍文献的市场价值。同时，充分注重品牌推广，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自媒体，有针对性地推送专题古籍文献，展现古籍图书的优美装帧和厚重内涵。通过系列措施，古籍文献不再是深藏库房、束之高阁的“秘本”，而是藏用结合、以用为主的“学术公器”，只有让珍贵的历史文献化身千百，服务读者大众，才能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

除了以上保护举措，我馆还加大专项财政经费投入，完善古籍库房等配套设施；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古籍管理、修复和保护专业人才；建立古籍典藏单位动态监管与考评制度，促进古籍保护工作规范化、持续化发展。最终形成古籍普查、修复、展示、研究与利用“五位一体”的古籍保护新模式。

通过总结古籍保护的经验得失，结合古籍普查的历史成果，加强古籍典藏单位、出版机构和古籍研究者的合作，共同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开发策略：顶层设计与深度开发

在文旅融合、文化传承背景下，应该调整传统古籍保护“藏而不宣”的理念，从多学科、多路径创新古籍开发策略，解决“藏”“用”矛盾，实现“藏以致用”，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我馆的主要思路包括：第一，通过文献汇编、丛刊影印和整理出版，大力挖掘古籍文献的学术价值。第二，充分利用大数据、融媒体、数字人文等现代科技，开展古籍数字化，开发智能数据库，实现古籍资源的共建共享与深度开发。第三，通过古籍展览、讲座、数字课堂等多种方式，充分开展古籍阅读推广。第四，通过展示古籍修复、雕版印刷等“非遗”技艺，开发文创产品，充分发挥古籍文献的文物、艺术价值，实现古籍开发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3.1 进一步夯实古籍普查编目工作

古籍编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制各种古籍联合目录。据统计，“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0年以来，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 2 000 多家单位完成了古籍普查。截至2018年9月21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169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72 467 条、6 541 261 册。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古籍联合目录的编制也显得更加便捷和重要。截至目前，国内最常用的重要古籍联合目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纸本目录，以及“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数据库”(CALIS)、台湾“中文古籍书目数据库”等电子目录。

接下来，全国各地将开展“分省卷”的编纂工作。近两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了两期《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研修班，尤其是天津图书馆率先完成《天津卷》的编写，为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前期经验和可行方法。

3.2 注重古籍数字化的顶层设计

古籍数字化是将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把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图形符号转化为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形成具备整理、存储、传递和检索功能的电子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的丰富内涵，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双重功能[9]。中文古籍数字化的探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实践发展，无论在学术上、技术上均已取得重大突破和显著成绩，但仍有些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该项工作具有强烈的公益文化色彩，关乎国家安全和文化自信，因此需要由国家倡议、政府推动、各方参与、全面协调。国家主管部门首先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整体规划，明确数字化的对象、内容、合作分工，制定相关技术标准、行业规范，才能保障整体项目的持续推进。然而，目前该领域并没有宏观规划和具体方案，有关科研单位、图书馆和数字公司都是各自为阵，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资源，重复、零星、片面地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同时，由于行业标准的不统一，各大古籍数据库之间难以实现技术兼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客观上也增加了对古籍文本的损坏。因此，国家主管部门需要制定规划方案、明确行业标准，保障该项工作的合理化开展。

3.3 加强对古籍文献的学术研究和深度开发

古籍的重要属性之一就是学术资料性。公共图书馆作为古籍典藏单位，不仅要在“藏”的层面加强保护，还应该在“用”的层面与时俱进，通过对珍贵历史典籍的学术研究、深度开发，充分揭示其丰富内涵，彰显其人文精神，传承其优秀文化，提升其时代价值。我馆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古籍研究与开发工作：

第一，专人研究。可以对与我馆有关的重要藏书家、版本学家进行研究。比如傅增湘、李文衡、王缵绪、郑振铎、刘赞廷等人，他们不仅在古籍收藏、整理、研究领域成就卓越，而且与我馆的古籍事业很有渊源，尤其是刘赞廷、李文衡，二人均曾在我馆工作，慷慨捐赠大量珍贵古籍。通过对其人其事进行研究，既能突显藏书家的历史价值，更是缅怀先辈的君子之风。

第二，专书研究。在我馆典藏的古籍之中，有不少珍稀善本、名家藏本，更有海内孤本，价值及其珍贵，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宋元刻本，每部均流传稀少、十分罕见；又如明刻本《永乐北藏》，国内仅存三部，我馆即占其一；又如《琴苑心传全编》二十卷，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经考证为海内孤本；又如清代殿试卷，每份均为考生手写本，举世无双。这些珍贵文献的学术性强、文物性高，是我们古籍整理研究的首选突破点。

第三，专题研究。除了专人、专书研究，还可以选定某些特色专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比如从藏书家的角度对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进行探析，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刘赞廷藏稿》中的“康藏史料”进行研究，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武英殿刻本、内府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版本类型展开研究，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清代巴蜀进士群体进行考察等。

4 结 语

总之，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凝聚了历代先贤的智慧精髓，诠释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和特质，自诞生以来就具有重要的综合性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珍稀难得的历史文献，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学术资料，更是丰厚文化遗产的艺术代表。如何对古籍文献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以上所论，仅为管窥蠡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