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同彦

我想把一种细读文本——那种在内心像水印浮动般的感性阅知经验写出来

这是篇起初就想散开了去写的文字。不想做结论性归结。支撑我去作此努力的基点是董夏青青的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提供了可以实践的有效文本。其实，再往深的层面想，就是对像董夏青青这样保持着强劲上升势头的年轻小说家，是不宜也是不易去做文本或理论归结的（在我的理解中那无疑是扼杀。这在理论家看来会是偷懒，或是能力不逮）。我甚至不想在这篇文章中去做关于结构、语言、叙事方面的理论阐述，它会毁掉思想中一些可贵的感性孢子（双向的）；也曾想引用些名家理论（做过一些功课），等决定要去写时，就又舍弃掉了；经过这样一个惶惑过程后，便尝试着全凭感觉去写。当然这感觉是建立在反复多遍的文本阅读上。换个说法就是，我想把一种细读文本——那种在内心像水印浮动般的感性阅知经验写出来。在经过多次取舍彷徨后，就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这时，再回头看桌案上那本名叫《科恰里特山下》的小说集，就觉得内心释然。她所能带给我的丰沛馈赠，我又一点不剩地交还出去。

《科恰里特山下》——僭越想象的叙事

《科恰里特山下》这个小说依次出现的人物是：七十五、军医、我、李健、指导员、黄民、团政委、我的女儿京京、父母、妻子易敏、李参、参谋长、郭昕、苏主任、李西林、排长。这是一个有众多人物的列表。交代一下“我”——侯副参谋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故事叙述也都从“我”而出。其他人物在小说展开叙事后，较为重要的是参谋长、李参，还有一位重要角色是“我”的妻子易敏。

小说中出现的地名，能确考的有：哈拉布拉克乡，在阿哈奇县以西；阿克苏，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端，阿克苏维语称“清澈的水”，阿克苏有“白水城”之称。乌什县，位于阿哈奇县与阿克苏市之间，北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接壤。以上是能搜到的。科恰里特山，搜了半天没有找到。但我相信它有。就像所有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我确信他们的存在。但我不知道他们身上重叠了多少人的影子。他们的形象在我看来也不是单数，像复数集合。阅读带来的强烈感受是：他们总在出界、溢出文本，要加入到我的内心世界中。我得敞开，还要有足够的容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得合格，能同这些灵魂无愧地站在一起。

阅读就是这样，它会把人引入“歧途”，但很多时候，我是自甘堕落。就像那些小说人物一样，我也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在阅读想象中溢出边界。偶尔，还会与他们发生碰撞。这很要命。

还是回到小说文本上吧。有时会发现一部作品不能读的遍数太多。阅读的初读感受很重要。《科恰里特山下》这个小说初读是在《思南文学选刊》。由于时间过去较久，已无从记忆当初的阅读感受了。但有一点——至今也没改变看法，惊讶如此内审与省思的写作——它竟然出自一个年轻女作家之手（绝无性别歧视之意，且如此年轻）。在这本集子里，《科恰里特山下》阅读过的遍数最多。粗读细读加起来，十几遍是有了。可等我想写点文字时，却是这篇小说让人无从下手，只好把它放到最后。我是没办法才绕过它的。对于我它是问题。也是困厄。一种强大存在往往自身就是问题。

小说以护送一个在训练中出现高原反应的战士“七十五”下山开头。谁是“七十五”？又为何叫“七十五”？这是悬念，它还是故事引线。这根引线拉出，叙事便跟随展开，由“我”的视角辐射扩散，一幅描绘当代戍边军人情感生活的画卷便淋漓展现。

小说的聚焦点——那本应是叙事的“高亮”部分，却出现虚光、暗影，像被点到“死穴”。小说中的“我”来到人生的一个“骑墙”关口。军职晋升不仅遇到坡坎，婚姻生活也遭际“痒变”。原本看似顺遂的人生，在时代波诡的暗涌中步入“脱轨失控”的尴尬境地。“我”的妻子易敏已在计划未来的图景中对“我”发出“删除”警告，“如我不离开部队，就先分居”。在她规划好的未来生活中，目标明确，走向清晰，先离开新疆、经一段时间发展，然后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我”的父母支持她的想法。她有一个让“我”无力反驳的观点：“人活着为当下，而不是为了活进历史课本。”这句话，也像极点在了一个轻时代的“死穴”上。“我”很爱易敏，但爱并不能阻止易敏与我反向漂移。生活才是试金石，它每时每刻在检验着人存在的质感空间。“我能感到她注意力的分散，无论白天夜晚，她的热情都更像前两年用剩下的。”这就是现实。在作家眼目中准确到热情也可以量值计算的现实。“用剩下的。”叙事的箭矢就是在此际抵达它的神秘之域。

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就去弄勺盐放手心里舔舔。”阅读到这里，会感到那舔盐的舌尖溢出文本锋利地划过心头。也是作家，让这舔盐的舌头有了割开生活真相的“锋利”

而这样的现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参谋长虽然娶到了“阿克苏最好看的女人”，还在酒桌上大肆吹嘘，“平时他去儿子的中学打篮球，必定引起轰动，他一个对五个”。而其他人观察到的却是“参谋长周末从不回家，白天待在办公室，晚上吃完饭还会回到办公室。团里没人见过他的妻子和小孩来过院子。”显然，参谋长说了谎话。显然，这一说谎过程还是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完成。酒桌上还有一个说谎话的人，宣保股长李西林，他明明已离婚一年多，在给军区医院下基层代职的苏主任敬酒时，却说“我爱人也在医院上班，她是急诊护士。”酒桌简直就成了他们PK谎言的舞台。而混得最惨的一个人物是李参。儿子都十一岁了，妻子却提出来离婚。他爱家庭，不想离。但妻子坚决要离，最后还是离了。他“只差三年就上岸了，偏在这时一无所有”。在这里作家谨慎地选择了“上岸”这样一个词语。而“一无所有”就具有了深渊意味。李参是个顾家的人，婚后，工资卡一直是妻子拿着，每月只转给他五百块钱烟钱。也许是心里感觉亏欠，他平时遇事都顺着妻子。“妻子要买车，他买车。坐上车，妻子让他滚下去，他就下车步行回家。”但就是这样，仍然无法挽回婚姻和生活——那种形式上的完整存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他的描述，“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就去弄勺盐放手心里舔舔。”阅读到这里，会感到那舔盐的舌尖溢出文本锋利地划过心头。也是作家，让这舔盐的舌头有了割开生活真相的“锋利”。

这就是“我”以及“我”周边人的婚姻生态。它够极端，够现实，也够残酷。但叙述却波澜不惊，几乎是在用一个呼吸的节奏做到了惊心动魄。“我”面临的婚变危机在继续加剧，而“我”也已给在长沙的妻子打电话，同意和她离婚。“我”虽然对她充满爱恋，“可当她提出要另一种生活，我拿不出任何可改变现状的行动。说话也没用。如果我说‘抱一下’就能抱得到吗？说句‘都会好的’就会好吗？我从没在愚昧、平庸和愚蠢的事上消磨自己的生命。理想也从没半点虚假。到这时，却貌似只有那不变的，时常舔盐的生活，才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我”诚实吗？在这一段话中就可去找答案。那个即在现实与想象现实从未被混淆过。当年轮滚动磨损掉了生命中曾有过的幻想与天真、激情与青春，谁未做好准备应付生活可能出现的徙变和畸变，谁就可能遭遇命运的调侃和戏弄。婚姻只是其一种。它不因身份特殊而让发生绕行，或许自我经临的“发生”还要比别人更惨烈。潜台词是：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在个体生命还未被其他有戳记的职业符号加盖时，你是个人。即便是有过职业戳记，你还是个人。有自由意志、有思想、有独立人格和荣誉感、还是有无数缺憾的人。一切可能丰富到浩瀚，也可能渺小到微茫。如果你不想浑浑噩噩生活。面对这可能的浩瀚与微茫，“我”得给出选择。不无谓消磨自己的生命，不允许理想掺假，已然成为一种坚守和品质。它既是“我”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也可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上把这视为有复数意味的集体品质。不然，该怎样去理解那样一个荣誉群体。

就在“我”的离婚报告递上去之后，却因意外又获得挽回婚姻的幸运。“我”的女儿像被上帝安排一般，不能适应内地生活。帕米尔高原才有护佑她成长的神灵。“我”从阿克苏乘机，在乌鲁木齐转机飞到长沙，见到了妻子和女儿。“京京躲在男孩气的短发里的脸，警觉地，绷得紧紧的。易敏投向我既惊讶又悲哀的目光。少见的，没有画过的眉毛，承担了她脸上绝大部分无措和虚弱的深情。”而这一场景，曾在女儿出生时被记忆过。现在，它复现了。生活中那稀薄又极为珍贵的温情瞬间，犹如神迹一般短暂显现。女儿见到“我”问：“爸爸，你捉了几只老鼠？”这才是叙事玄机。它一语中谶般地捅破了那层“窗纸”，小说的内在空间瞬时敞亮起来。如果此刻去看作家，她手中的捕鼠笼里——没有老鼠，全是空的。但经过的风就是全部重量。在写作中，想象也能称重。

无疑我是幸运的。妻子和女儿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在“我”即将上山之前，她们还住进了团部家属院。这样，每天“我”就能和她们视频相欢。而李参就没这样的幸运。虽然“我”一再压低笑声，但却知道“李参回到山上，无论身处连队哪个位置，都能听见来自另一个家庭运转时亲密的声音”。这才是常态。不幸总是像影子躲在幸运背后，显示卑微而强悍的存在。它不是打败，而是现身。“我和我的妻子，就在准备分道扬镳之前，才真正认出了彼此往后的模样。但我一个字也不能提，不管我说什么，都像把失而复得的一部分又交了出去。”

而困扰李参的不仅是家庭，还有其他。一次外出巡逻，他亲眼目睹带队的排长掉入冰窟，顺水而下，“透过冰层他们看见排长仰起的脸，却无法抓住他”。自那之后，“李参每晚都会戴上迷彩作训帽睡觉”，他调侃说，“排长没成家，也许就没回南京的老家，还在这里逛荡。他不希望排长在夜晚的梦里叫醒他，这不文明。”“帽子”这一符号象征，会在那个逡巡的亡灵眼中制造出他不曾离去——还恍惚在场的假象。命运无法预测。它的启示性，也永远只对幸存者有效。而滚滚如尘的人世生活，又总在不断向前；向前。它淹没着，也吞噬着，让许多发生、许多事变为不再是“值得深想的事”。

董夏青青（在后文中简称董夏）很机巧又不失自然设置的那个叙事悬念，就是叫“七十五”的战士怎样了？他还幸运的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他为什么叫“七十五”呢？是这么回事，“他爸七十五岁有的他。”这不啻是在证明，生命本身就是奇迹。估计没人会想到这一层。谁若想到了，那他的想象能力就已胜过作家。《科恰里特山下》这个小说中遍布僭越想象的叙事。

《高原风物记》——最好的小说结尾

半夜，已和女友幸福过的海俩尼，心里还幸福着，睡不着，满脑子也还回旋着老板念出的那句诗，“爱情是什么？两个青年人的春天。”他品尝到了这诗意中爱的况味，也获得了“爱情嘛，亚克西的东西”的感受。海俩尼溜出房间来到旅馆吧台，他想抽支烟来抑制一下内心膨胀的幸福和眩晕。夜是深的，众多的人都沉在梦乡里。沉酣贪睡的人，星星都懒得理。他唤醒趴在总台上睡着的维吉扎尼（可怜的姑娘）。这是一个苦苦恋着他的痴情女子，可海俩尼偏偏带着女友来她家的旅店过夜，这情节设计的够苦逼。也超现实残酷。“青年人的春天”与“亚克西的东西”对于维吉扎尼来说，就是折磨和灾难。虽然她小小地惩罚过他们，给他们安排了位置和室内设施最差的客房。但仍无法安慰心灵受到的伤害。先不说小说情节设计，就说小说如何结尾。董夏的描写来了。看。

海俩尼温柔地凑近她，“有火机吗？”他的手肘压到案台上的计算器，一个沉缓的女音连说两声：“零，零。”

小说就在这里结束了。“零，零。”就两下，董夏就让一篇小说“完蛋”了。完蛋得如此干净、利落，又惊艳、漂亮，超乎想象。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最有趣也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结尾了。说最好也不为过。

《在晚云上》——写出困厄中的美好

《在晚云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篇写人的内心陷入自我困顿、缠斗和挣扎的小说。不过内容不是城市白领的那种，形式上也不一样。它惨烈到平淡，又在平淡中抖包袱似的扯动苦情、掀起潮汐。选出其中人物——篇中的那个连长来说事。其实这篇小说中塑造最为着力的人物该是副团长。一家三代军人，都怀有理想，崇尚军人的荣誉，燥热、狂悖、正大；但在外人眼里看，这一家人无疑患有职业军人综合症。副团长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家族使命，在职业军人看似有着光环的路上疲奔。他不能也无法停下来。他的血液和魂魄早已被某种神秘的物质熔铸、凝塑。当然，军营也给他深受爱的伤害的心灵，提供了最好、最有效也是最痛的庇护。他和连长这个人物跑在两条线上撑起来整篇小说的叙事。他们互相掩护、策应，循序递进。连长的父亲是警察。那警察父亲也是个心怀梦想的主儿，他希望儿子“子承父业”，最好还能将其热爱的事业发扬光大。理想绑架大概是中国式父亲的宿命。但命运不正经地走一下弯道，就改变了人的一切。警察父亲败给了现实，母亲又失明，连长（那时还不是）也以选择背叛的方式，从父亲给他设定的梦想图景中挣脱叛逃，没考警校，而是去上了军校。副团长以默默承受的顺从暗暗接续一个军人家族的梦想，连长看似叛逆的选择却也是从他途另路间接走向了父亲。他们来路迥异，却命运趋同。他们的人生被一种无形正大的事物笼罩住。这种笼罩是宿命的。只要小说人物不挣扎，它就像团无甚大害的雾气襁褓。小说人物挣扎愈狠，它的无形困束就愈紧。这类似一种被传说的“绳扣”。归总一下，不妨说这是人性症结。它以深潜在渊的虚无存在，暗下里摆布和改变着人的命运。那是不易被察觉的缝隙，但写作发现并用暗力撕开了它。在写作中，跟随小说人物命运的改变，小说的叙事图景也发生变异。这不妨说成是人物命运在决定小说叙事的命运。这种改变还波及作家。让作家既惊讶于小说人物命运在写作中的失控和脱序，又暗自窃喜，这属于自我的灵魂“出窍”时刻。

最纠葛军人心灵的还是情感生活。副团长的专情与苦恋已不再是爱，他就像个罪债的冤主——虽然造成这一切的苦因与他无关，但他的承负却自主、戕烈，充满祈愿救赎的悲情。连长身上却有着一代“新青年”的爱恋观念。他们看似能够摆脱职业光环的隐形困束，有着感觉良好的自由心志和放松姿态，但在面临“极限”（夸张了点）选择时，还是如摆锤荡心。可无论怎样相较于副团长他们，在情感生活的择取和理解上，连长一代要松垮得多。小说中有一段性爱描写，是关于连长的。描写的是“连长和初中同学在聚会后来了一次”，那类似一夜情。这既不新鲜也无需指责。不过，作家的描写却精致独到。文本中有细节抓拍，“连长的脚后跟摩挲她的脚腕，像抚摸泡在温水里的鹅卵石”。这一细节从形象视觉到心理感觉的潜移默转，捕捉精准，又写得出彩，可谓精到。情爱描写是写作不可规避的功课。在写作中，少了它，文本就像炖肉缺一味料；写滥了，就是堕落。其间的拿捏度极难。文字是一种怕比较的功夫。其实也不用比较，摆放在文本中的东西，一读，趣味与境界的高下自然就显示出来。对于比较，作家表面看着淡定，其实内心怕。刚说的那段细节描写还有接续的精彩，过程是这样结束的。小说人物连长——他的回忆，就像那个做爱过程一样漫长地足以让他在回忆中兴奋到羞耻，获得大于快慰的罪感。“那一次确实做了很久，久到连长怀疑这是阳痿的先兆。”这就是小说家。他用完成的方式处理一件在叙述中途发生的事情。也只有这样才能续引小说叙事如水依岸，向前流动。这也是一个已具备成熟品质的小说家，如何跨进“成熟的写作”门槛所必经的修炼与温习。其实那道门槛，并不在现实中存在，它隐藏在作家内心深处，像难以驯服的幽灵。

这个小说，怎么说呢——这样说吧，在我看来有点把军旅生活写得超现实的酷烈。人物内心挖掘得——像剜一块长着疮的烂肉，读起来血淋淋的。我甚至产生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每个立志从军的年轻人最好在选定这一志向前（特别是去环境艰苦的边地服役），认真读读董夏的小说，在灵魂深处问一句自己：你做好准备了吗？然后听一声真正来自灵魂深处的回答，再做抉择。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也有点言重。想想自己年轻时，一冲动就去应招验兵了，并未做思想远追，但终因某个环节的阴差阳错，一辈子就错过了履历表上出现服过现役——这档子事。

虽说是这样，但你得相信作家，她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在写作中建立美好的信念。其实生活也是这样。哪怕只有一点点从缝隙中漏过来的光，作家（人莫如是）也能抓住，并牢牢抓紧，还让这光透穿重重迷障（如此刻穿过文本渗透到阅读），照亮那些饥渴或茫然的眼目。

“昨天下午进山，连长看见晚云上有一只麻雀飞过。那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麻雀呢？但那肯定不是一只鹰。他心想，既然麻雀能飞到那么高的地方，那爱我的女人也能跑到这里来看我。而我也能排除一切困难，去看看她。”

《苹果》——隐匿或不完整的故事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这像个用烂的概念。等到短篇小说的写作变得在阅读中只看见故事碎片，人们都不清楚是这一写作形式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或许还可以这样说：故事覆盖了艺术后，小说写作怎么办？这是无解的问题。在作家中，巴别尔是最会写这种没头没尾按我们的俗语说“半片子”故事的人。《红色骑兵军》这个集子里，都是些无头无尾，像刚冒出来就斩截结束的故事碎片。但它又是小说这一艺术殿堂里的瑰宝。董夏就很会讲这种半片子故事。也可以换个说法，她很会调度情节，把看似十万八千里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物，纠集在一起，原本无厘头的东西，就如鬼魂附体在叙述中缠绵、妖娆起来。《苹果》这个小说就是如此。它写了三个女人。班长老吕的老婆。士官武振的妻子“我”。还有一个是“北国之春”的年轻老板娘阿勒玛。这个小说表面是写女人，其背景纠缠还是军人生活的世情截面，它在琐碎、冷硬与不堪中夹杂着延宕、猥亵和不洁的温情。

班长老吕的老婆有点“假汉子”样。咋咋呼呼颇能制造故事中的奇诡惊怵现场。“有一天，老吕的老婆半夜给我发语音，说刚才睡到惊醒，忘了老吕在家，而且就睡在旁边。吓得她跳起来拚命喊救命，质问老吕说你是谁？”这样的文字若不是出现在小说里，就是一典型的段子。但这样的事，在军人家庭却可能现实到“虚假”，他们的婚姻生活扯去可疑的遮蔽之物就可能如此荒唐、凉陌（使用“可疑”和“可能”这两个词，让我觉得自己也“虚假”了）。接下来的叙述就更离谱，“她跟老吕讲，以后休假回来睡沙发，不习惯你睡在边上。话说得有歧义，老吕就骂了她的娘，被她打了一嘴巴。老吕的老婆跟我说，不要以为回来搞我两次，老子的火气就泄了”。不用刻意描写，老吕老婆的形象就带着光芒从文字紧密的缝隙迸溅而出。像日光隐在云后。老吕的钱被骗，她打电话给连长发泄不满。连长半安慰半调侃地对她说，“嫂子你别激动，我妈不是当兵的，也被人骗，咱的钱从人民中来，也会回到人民中去。老吕老婆说，你从你妈那里钻出来，你还钻回去吗？”这灌进耳朵能噎死人的话，她张嘴就来。生活是有稔熟度的，只有经炼的人，才可获得。老吕老婆就是个深度稔熟生活的人（间接说成作家也无妨）。叙述至此，这女人忠贞、泼辣、尖刻、善良的形象，已跃然纸上。认真想想，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最适合给边地军人做老婆。但阅读过后，最让人难忘的还是董夏那极具质感又贴恰人物性格的语言，像长在人物的骨头和灵魂里。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事物，才具备不败与恒续的自然属性。

而小说中的“我”是另外样子。“我”受不住寂寞，更受不了类似老吕老婆那种“探亲式”婚姻的煎熬。“我和武振也这样。他一年回来一趟，开头两天，端给他一杯水他还说谢谢，刚放松下来他又要走。”这就是现实。现实情感量的逐渐稀薄，就促成质变，“我”出轨了。接听武振的电话时，“我”身边就睡着别的男人。小说家没说“男人”。她写到的是“那个人的鼻息”。在这种地方，动词有大于名词的想象空间。董夏并未对这一行径给予谴责，她不屑于把更多文字付诸述说女人的软弱和疼痛。在她看来，表象疼痛是类似属于女人生理反射的天然部分。她要挖掘得更深。在不饰夸大，也不做削弱的叙述中，让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来说话和呈现。在小说中，“我”怀了别人的孩子，想和武振坦白、分手。“我”不想欺瞒。这原本就一句话的事，却被作家在叙事中一再耽搁，“我”的坦白终也未能说出口。这大概是源于武振在军营内外领着“我”看到太多在内心感觉是无用的事后，忽然明白“无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握紧他的手”。危机也像似就在这一握中过去了。而“我”在“来之前做了个梦，醒来我和母亲说不想打掉小孩。母亲说她出去散步，想一想。回来时喝了酒，我去扶她，被她抽了四个嘴巴。第二天一早醒来父亲问她，她说不记得了”。我注意到，写作标明的抽嘴巴数值：四个。这就是中国母亲的方式。沉默、隐忍，爆发后便冷绝、刚烈；爱得深，也恨得苦。想象一下过程，该是左右正反各两下；“我”没躲避。董夏就这样把一个人的罪感写得淋漓又隐晦。

阿勒玛喜欢的一个哈萨克男人赛力克，却和别人去了口内。等他回来时，已“一个人瘦成半个”，像似一颗心也被生活的枪口射击得千疮百孔。阿勒玛虽仍保持着爱的初心，可赛力克弹洞似的心再也挤不进去完整的事物，爱也不能。他进山躲了。名义上说是去采虫草，其实，文本没有泄露的真实消息是：他是去寻找有尊严的死地。毕竟他是个三岁就能骑马、五岁就能扛枪进山打猎赚钱，成年后，敢骑着高头大马让马跃起的前蹄在高级轿车的前盖上“留下两个奶茶碗大的坑”的传奇式人物。他不能失去骑手最后的尊严。虽然生活曾把他的尊严像狗屎一样踩在脚下。他成功地让自己隐没了。曾经陪同进山找赛力克的汉人苏红旗，鬼迷心窍地喜欢上了年轻的阿勒玛，他“卖掉在阿勒泰市的驾校，回江苏常州老家离了婚，开这小店与她做伴，只偶尔为禁止公款吃喝后生意冷清、阿勒玛不想要孩子感到焦虑。”这就是和欲望绞缠在一起的狗血爱情。人浑噩不知或自诩通灵的爱——那说不清道不明既混沌又清澈的情感世界。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叙事至此戛然而止。

我也阅读得一头雾水。文字像从书本中掉出，手里捧着的全是它们尸体般的碎屑。还虚无到没有重量。这个小说取名《苹果》。怎么通篇读不出与苹果的半毛钱关系，甚至连一点轻微腐烂的水果气味也没有。后在注释中读到一行小字：哈萨克语中的“阿勒玛”意即“苹果”。我恍惚看到一枚苹果隐约的光泽后面，那层暧昧且闪摆不定的伊甸园光影。

《河流》——生命都在无尽地漂流中

没有硝烟、战场、枪声，军旅生活揭掉那一层神秘、孤幻、疑动的纱帐，和我们感觉无聊、枯燥、麻木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区别，只是各自面孔上生出一种职业印迹的肤浅区别而已。这是我读《河流》这个小说的第一感。“我”现身了，小说中的这个“我”有点那个写作者“我”的影子。但又不能肯定。这显然也无法肯定。哪个“我”不背负着众多我的叠影。你从来也不可能只是单数的“我”。这多少有点尴尬和错位。这就像一桌人在猜谜。谜底明摆在那里，却没有人站出来说破。不是不想说破，是说破了太寡味，会寡味到让人对生活绝望。

故事中的“我”遭遇到一件暧昧不清但还没深陷的情感纠葛。也可说身处漩涡边缘。“我”未婚，而他已是有了家庭和孩子的可能魅力男。那种关系——怎么说呢，也就是影影绰绰、彼此尚在牵挂——那样一种黏缠程度吧。下点狠心，就扯开放下了；再暧昧些，似乎也无妨。我注意到（也是我感觉读到），在小说中有一段“我”的如威廉·特雷弗小说女主人公语调般的内心独白，“为了维护这段关系带来的情感强度，需要时时可以谈论的话题。就像今天下午的矿山、歌手和面匠，以及和他家侄子之间的细微瓜葛。与相亲者无话找话的饭间交谈，在讨好和冷淡应对之间的信息往来，以及那些刻意打听来的人生风物片段，支援着我与他平白自然、安全无虞地言及情感和彼此窥看。弥补他与妻子勉力所不能及的生活。只要我不用一段确凿的关系喊停，他就会轻声细气地和我说下去。”两个人都站在情感的断崖边。但那个界限又像是模糊不清的。迈出去一步，和停在那里就是差别。只有生命内心清楚边界这边与那边的差别。“我”就站在那里，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别人眼中的风景片段。这是写作和生活的位差。董夏的小说被誉为中国当下的巴别尔，我的理解，这该是一种风格称谓。可单独拿出这一篇来读，细细品过，就是典型的契诃夫一路下来——充满温婉抒情叙事语调的小说版本。而引述的这一段又像最特雷弗式的。甚至连句式都相似。当然，巴别尔的小说叙事剔除掉符号般的简洁、冷峻、硬度，抒情起来，就很契诃夫。如他的小说《吻》。

一个小说家的语说方式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被赋予或罩上某些类似有“铭牌”印记的东西，但最终他或她的写作是一种要呈现自己——的献祭，将自我摆上文学的祭坛，等待辨识和确认的精神劳作。如果作家的努力还有意义，也莫不在此。

最终他或她的写作是一种要呈现自己——的献祭，将自我摆上文学的祭坛，等待辨识和确认的精神劳作。如果作家的努力还有意义，也莫不在此

“饭桌上刚喝了两口汤，眼前的人和菜就虚了下来。这顿饭是个梦么？我想扔一只勺子过去，看对面的人是不是真的。那晚散场后，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走在满满当当的货架之间，忽然像走在水底。我提醒自己，别把小罐头塞进兜里，别突然上前抱住某一个人。”

这种恍惚与寂寥，内心隐秘的焦渴、郁困，应是城市女白领普遍的心迹，何况还有众多内心一样仓皇的北漂、南漂们。如果泛称一下，是否有一群人可以称“军漂”，那这个小说中的我是不是其一呢？那托起这个我的那片水域是否真的存在？这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疑问。可它却是像那片高原荒漠的质地一般粗粝坚硬的存在。

河流就是一个恒久寓意。人都在一条时间和命运的河里。向前几乎是宿命。但没有人能拒绝。——向前，跃入那个深渊，被托起，还是无限坠落，都是命运。

《旱獭》——在信仰缝隙里的灵魂

“我”像个隐身者，又在《旱獭》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但“我”这个隐身者从来不缺少临时身份，这次“我”是个记者（写作自由也在这种时刻得到最为显性的表现）。这个小说写得像部轻喜剧，语言诙谐，叙事幽默。对旱獭不熟，百度一下学名土拨鼠，啮齿动物，体型小，性敏胆弱，穴居，多洞口，以食草为主。

北疆怪石峪边防连的军医因为不会笑而出名。“我”去采访他。他虽不会笑，却出奇地爱开玩笑。分区司令到连队拜年，见到大棚里的西红柿，夸“菜种得不错”。军医马上接话说，“对，种给你们看的”。吃饭了，司令问军医针灸诊疗情况，军医回答，“还行，癌症不治，艾滋病不治，其他啥病爱折腾一下”。又说，“这个针治前列腺炎最有效果”。这是典型的不讨喜。司令不高兴了，不再理他，就端起酒杯敬机要参谋。军医又抢在他前头说：“是该通报表扬一下参谋哇，今年夏天发洪水他去救灾，一口好牙都被洪水冲乱了，吃饭用牙签，刷牙用筷子。”小说如此叙事，一下子就把小说气氛带起来了。那个节奏有了，想停都停不下来。这样，《旱獭》这个小说的幽默愉快底色就打牢了。其他生活的苦堪与艰难，如军医因上山分手的女友、被黑社会打残的弟弟、年迈病弱的父母、升职和去留选择的困顿、浅浅的良心折磨等，就都成小说叙事的琐碎陪衬，混进故事的水流向前翻滚。但它又不可少。少了这些底色般可疑的事物，就无从理解军医当下的生活，他的人生蜕变与精神型塑就失去了根基和依据。没有这些辅料，这个小说也会失准降格。写作就是如此鬼魅。它既能给出生活的诸多不确定性，也可把生活铆焊在一个执拗的念想上。这像诗人总眼盯着针尖上的锐度和痛一样。每个人私下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也在抱憾中试图表达看法，军医也不例外。他对我说，“你们搞写作的，应该对中国文化有点研究吧？我们为什么好几千年了都活得这么累？不高兴？看看人家哈萨，喝喝酒骑骑马，爱唱歌也会跳舞，多好……” 这显然是一通逻辑混乱的牢骚话。但它又不无真理的悖谬意味。生活总是泥沙俱下，让人在无从规避中随波逐流。

还是回到小说中，去看董夏举重若轻的“表演”吧。有信仰的人与无神论者碰到一块会怎样呢？军医和牧民谢尔扎提是朋友。谢尔扎提曾两次因饮酒过量差点送命，后来他“握住军医的手发誓说再也不会被人搞到桌子底下去了”。对于酒徒，这话的可信度要大打折扣。我和军医在谢尔扎提家吃饭，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默罕默德啥忙都帮吗？”军医问。

“帮。”谢尔扎提瞟了一眼墙上的经文刻板。

“我缺钱他帮不帮？我家里人有病帮不帮？”军医说。

“你自己去问问看吗。”谢尔扎提皱起眉头挠了挠胳膊，手里的马肋骨被他吮得像根象牙筷子。

“不是死人才见真主吗？我怎么问？！”军医压着火。

“在心里问嘛，你默默想，默默想……默默地想……想嘛……”谢尔扎提这架85式微声冲锋枪打爆了军医的心，外人只能听见枪机“嗒嗒嗒”的平淡撞击。

有意思吧。这段对话还让人想起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那里面也有一段类似对话。对话者是木匠和传教士老詹。想引来。再想就又放弃了。

董夏这个小说在《科恰里特山下》整本集子里，写得独特别致，作家内心既有获知边地生活的独门心得和视角，却也更像个出色的民俗风情画家。而她笔下勾勒出的边地风情画卷，观察精到，况味幽邃。再引一段：

我离开怪石峪那日清早，军医没来送行。听说谢尔扎提昨晚叫小舅子来家里喝酒，两人打开五瓶六十八度的衡水老白干对饮。小舅子嘎啪磕烂一支酒瓶插进大腿，冲他得意。谢尔扎提啪地摔断酒瓶朝脖子拉了一道。刚喝进去的酒跟着血泻在他羊羔绒衬里的潮湿夹袄上，谢尔扎提摸了一把乱蹿的热血，懊恼地发出咯咯的声音，脸绷得肿起来。小舅子“哦，哦”地鼓掌，指甲盖都快飞出去了。直到谢尔扎提老态龙钟地抽搐一下倒地。

记得周涛写过一篇散文，专门描写新疆少数民族的酒徒生活。周涛文字写得诙谐又不失庄严，像满心虔诚地在写一部西部酒徒史。同为新疆作家，又作为晚辈，董夏一定阅读过。不知她写谢尔扎提与小舅子斗酒这一段落时，头脑中是否短暂出现过周涛笔下的酒徒形象。或许，她根本不用专意去想周涛，她所接触的生活真实，其饱满程度就已足够让她不断拿来做刷屏似的书写。接下来的抢救过程，描写亦精彩、谐趣和夸张。打过120电话后：

来了两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女护士大清早地系错了扣子，白大褂的领子敞着漏出蕾丝黑色花边，一脸慵懒的不快。嫂子把手填进衣兜，闭起眼睛。军医拚命压住心里的咯咯笑声，以挨过这个无穷无尽的节日。帮忙抬担架的两个小战士似有如无地盯着那个女人，其中一个出门时把谢尔扎提的脑袋撞到门框上，另一个一脚踩进旱獭洞，差点把谢尔扎提掀进沟里。

这就是生活。像铜浇铁铸，又像在哈哈镜里

这就是生活。像铜浇铁铸，又像在哈哈镜里。那景致，既有哈萨人的粗犷、豪气与笨拙；又有军人的超拔、犹疑和庸常。它们同等景深，并置于文本之内，形成事物之间互映、参照、比对的同构关系。作家的眼目细敏、准确地捕捉到这一切，又打开语言通道让它们恣意跌宕而出。这样，以辽阔的“雪山、大河、长路、峻岭”为衬景，进入作家叙事的人与物，便获得神性般的再生与恒续光芒。

《近况》——类似独语的世界

《近况》想告诉谁？而谁又想知道？谁有耐心听？这都是问题。在没有获得这些答案前，董夏不管不顾写出了一个人内心独语般的“近况”。那样子像在说，愿听，就听一句；愿看，就看一眼。文本后面的潜台词是：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这是一篇关于困惑和意志的小说。但又都写得模棱两可。“有时候觉得城里那些与自己同岁的小瘪们，不是没胆就是没脑，只能在父辈安排得当的职业小天地里实现成就。而我早已甩开自己父母那不值一提的影响力，通过坚忍克己的生活，获得了能在某天失去平静和秩序的世界中活下来的本事。有时候又认为不能这么说，他们的生活中亦有奋斗与艰辛，像我堂弟，二十四岁就要了孩子。可能我们才是逃避的人，他们是勇者。”这一段引文，起初不能不说颇有霸悍傲气之象，但最终又像显得底气不足，无奈作出某种折中和妥协。写作在准确之外也表现犹疑。而这犹疑有时又是迈向准确的垫石。

爱情从来都无法回避。当“我”真正融入部队，接触到太多军婚的困顿与窘迫，在做出选择之前，不能不犹疑自己的意志、现状和判断。那毕竟是关乎一个人一生的事情。不管时代多么粗砺、狂飙突进，但那个东方体系的即在传统，已然流转在血脉里。婚姻还是大事。“我知道，偌大的142团总有过得下去的家庭，可我没把握自己有那个运气……我知道她不是她们，同时也证明不了她不会成为她们。”在这句话中改动或替换一个词，在“142团”位置放入“世界”二字。又会怎样？这只能设想一下。

与爱情相比，荣誉和使命永远是军人的至境。但它同样也是困惑。“我”的战友魏宁失踪，“我”相信他不会逃跑。以“我”的了解，他也不会逃跑。小说没有给出魏宁失踪的最后结果。这是写作需要。但作家写出了我的在场判别。“如果他此时已走入另一个良夜，这座山，从此后你的名字就叫魏宁。我把帐篷扎在这里，看守着你，使你免受武器和任何暴力的侵扰。当某天我离开此地，到时候可以对你说，那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你我所信的我已经守住。”在我的思想中——已发出信音，那是永远属于军人的灵魂内在之光。“你我所信的我已经守住。”这是来自生命的信诺。它让荣誉、使命、责任由亢奋的标榜变为默诵的实念。

一匹军马死了，举行完荣誉告别仪式——火葬。烟在火堆上像马的灵魂升起。那里飘出一股特殊的气味。而这味道，在军人内心“就是荣誉的味道”。这话是魏宁说的。

它也是“你我所信的我已经守住”的明证。

《双人有余》——“是非”的钥匙

这个小说中有两处车撞库房的情节。一处来自小说开头，那时“马是非”才两岁，他爸马海辉开着一辆“豪猪小型货车撞进了废弃燃料库的大门”。另一处来自小说结尾，“马是非”要去参军了，他爸马海辉开着“一辆小车撞进由燃料库改建的车库”。在这两次撞车中，是时间的裂度和宽度撑开人世变迁和生活磨砺的图景。这由“马是非”母亲对两次撞击中的态度变化也能看出端倪。发生第一次碰撞，他妈大叫一声“转身就往外冲”；第二次碰撞发生后，面对儿子的发问，他妈边收拾儿子的行李，边回答，“老勺子，爱咋撞咋撞去吧”。第一次碰撞，“马是非”的爷爷老马发表过态度，“真是个‘是非’啊……”第二次碰撞，是小马在发表态度，他对妈妈说：“妈，爸又吵是非了哎。”他得到他妈在前文中的回答。

这个“是非”在阅读中着实引起我的兴趣。但也是困扰。小说给出了解释。“‘是非’是新疆话，指为凑热闹满足好奇而不计代价的人。外人看来他们不正经了一辈子。是非的人心里有数，他们一辈子专心干这一个活儿。这活计好到说破了要遭雷劈。好到除了自己，副驾驶上坐一人都是多余。”在这段解释中有几个词很关键，“凑热闹”、“满足好奇”、“不计代价”、“不正经”、“一辈子”、“一个活儿”、“遭雷劈”、“多余”。有什么事能够让一个人“不计代价”，还能不“不正经”到“一辈子”，连“遭雷劈”都不怕，更容不得“多余”的人呢？这种人一定不是“马是非”遇到的连长那样的人，也不是团政委“在全团干部的婚恋教育课后发飙”，所罡骂的那些情商低到愚蠢的干部。稍稍对比一下即知。“马是非高中毕业，女朋友谈过七八个，连长在宁夏大学读完‘4+1’的国防生，却总在坐等马是非这种男孩生怕甩不掉的女孩垂青。”这简直是天壤之别。也就难怪连长在厕所里惊讶马是非尿尿的情景，“前面一路滋到了池子里，另一路滴进裤子。”那就不妨这样来理解被人“是非”的人，他们都在内心拿捏到了生活的痒处，也在内心守住了人性的某些奇特质属。有了这等眼光，看生活，去生活，才满是趣味。

人们都喜欢有故事的人。言及这个小说的语境等于在说喜欢有故事的人就是喜欢有“是非”的人。“马是非”不仅名字涉及“是非”，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是非”多的人。由他讲及的个人成长经历，及其辐射的生活场域，处处都能窥见其丰盈多姿的“是非”人生。他当然吸引了“我”，一个好奇心爆棚的部队女干事。当我被马是非的故事迷糊，以致五迷三道、不知深浅地说，“三八台……带上我吧？”马是非回答了一串有急智的话，“麻哒没有，尕尕的事儿嘛……”几番接触下来，“马是非”得出判断，他说“我”这个被他叫姐的人，“你也是个‘是非’……”也难怪女干事“我”好奇，在一个“卡昝河的暴风终日找寻一个凶恶的日子毁了人类”的地方，不惹点“是非”的人生会单调至极、乏味之极。

这一系列小说读下来，会发现董夏结构小说的模式基本雷同，都是由一个主干人物“我”的视角楔入文本，然后逐次发散——如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看似焦点不一，却统辖在一个应然的秩序内，叙事层次结构清晰，人物关系又主次明显，简洁处如大片留白，细密处亦精描细画，粗粝不失柔致，虽偶尔会稍显凌乱（或是生猛），但也被帕米尔高原赐予作家内心的雄阔野逸之气荡涤而去。这样就会去想写作的某一部分，就是被神恩庇佑的结果。但不是每个作家都有如此的幸运时刻。

缘此思路追索，《双人有余》这个小说在结构上的“敏点”，就是由“是非”而起，再经由我的视域发散而挈领全篇，也可以说“是非”是打开和进入这个小说阅读的一把钥匙。不是董夏会制造“是非”，是她有超强的发现能力。

董夏结构小说的模式基本雷同，都是由一个主干人物“我”的视角楔入文本，然后逐次发散

《垄堆与长夜》——他做错了什么

窗外马路因暖气改造被开膛破肚占去了一半。这下可热闹了。每天因拥堵短暂留置过往的各种车辆不分昼夜地鸣笛嘶叫，发泄被堵在路上的不满与愤懑。此情已两月有余，我被折磨得有点神经衰弱。有时听着楼下汽车此起彼伏搞出像对骂般的鬼叫动静，我就有从四楼家中跳下去把汽车的驾驶室灌满大粪给司机嘴中塞根萝卜的冲动。

如果不是还有书读。我绝不原谅这个世界沸腾无聊的热闹。

在某个寂静的缝隙，刘志金这个人物就溜出《垄堆与长夜》的文本，蓦然出现在案头的寂静中。那一刻，他终于摆脱所有人杜撰或真实的讲述，获得某种虚空的独立存在。他短暂属于过我的想象后，就又回到文本内。像魔术师手中的某个道具。其实，在这个小说里，最先出场的不是他。但他现身后，就慢慢站住一个叙述位置，钉在了那里。就是小说中的“我”，那个叙述者，拿他也没有办法。只好由着他了。他的形象能活起来，也是在“我”知道他“挂了”后。一个人“挂了”，反而会变得异常饱满，这就是写作超拔生活之上的诡魅之处。也像是生活的反讽。

他又是个什么人呢？在司机小姚眼里，他是个败给生活的“狗怂”人物。在作家眼中，他有着类似那种“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的形象。在塔什库尔干的县城里，流传着他这个倒霉蛋的故事。“这边不少人都有那种偏好——四下里比对谁活得更惨。刘志金呢，通常为大家的这种偏好服务。他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就说他做错了”。这是作家在“借壳”对这个世界进行整全概括。流行在小县城里的个人“偏好”，其实具有普遍的人性指述。满世界都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就说他做错了”的人。这并不怪异。还是回到叙述现场。很难想象，一次意味多重满是俗常的边地军人聚会酒局，竟然在窗台上还“坐”着一位。那里摆着“刘志金的盒子”。在小说中的酒桌上，气氛浓呛热烈欢娱，有爆棚势头；窗台上那位，虽保持着沉默的风度，但也适时在作家制造出的一阵风中，活跃着显示他的存在。他在股长——酒桌上的中心人物身后，更容易吸引目光。作家能看到他，起笔这样写下，“窗帘被风吹动，一下一下搡着盒盖”。“搡”这个动词用尽了作家的心智。估计这一景象，其他在座的人也都看见了。但他们不是作家，就只能偶尔撒一眼盒子，喝一口酒。但在烟气、酒气迷荡的屋子里，流淌的全是他的故事。他像氧气，稀薄又珍贵地活在满屋子人的话题中。他的骨灰也仅仅是刚刚散失掉从火化炉中带出来的温度嘛。这也是他最后使用一种形象：“盒子”，与昔日的战友聚在一起。这一顿酒喝得痛快淋漓，酒桌上的人都表现得近似夸张变形。“我”也发飙了。那个发飙的“我”混在一群男人（军人）中间，亦完全失去性别差异。在这热烈过头的场面背后，谁都懂，埋着一根谁也不敢去触碰、一碰就断、就响的悲伤哀悯引线；它是手榴弹的拉索，不能动，扯断了就会爆炸。他们都忍着，一直忍着；忍到“街上的灯桩亮了。蓝紫、玫红、鹅黄的色块间隔伫立，满树梅花形小灯晶莹璀璨。仿佛塔什库尔干真的长出了挺直的树木，人们心上开着小花”。这是一种消解力量。没有它，叙事就会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最终引爆。一切会在爆炸中变为齑粉。作家要有能力控制，悲伤即便是在像河流一般流淌，它跃上水面的浪花仍是快乐的。

本雅明说：“死亡是讲故事的人能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饭局散后，“我们开车去了河边。股长抱着盒子往河滩走，打算将刘志金送上漫洄水路。”没想到就要走了的这个家伙，恋旧，搞出点动静，让抱着盒子的股长在下坡时摔了一跤，“他抱着盒子爬起来，给了跑过去扶他的刘迎一脚，吐着唾沫大骂，刘志金我日死你哎！老子对你那么好你还搞了老子一下，太不是东西了哎你！”那个盒子里的人早已在尘世无牵无挂，估计他也不在乎被人最后再骂一回。作家也这样认为，她不轻易站出来说话，但从未放弃言说的权利和自由。她使用的技巧，就像“股长给了跑过去扶他的刘迎一脚”，而不是去踢一脚刘志金。“那些个倒霉鬼，被调戏的，我们唯一可称作是朋友的人，像案板上的苍蝇不会久留。”她霜冷节制的言说带着痛点，如箭矢射向人的命运的另一暗面。虽然谁也不知道那个靶心在何处。

小说读完了，我一直在想，怎么就没人问一句：他做错了什么？没有人问。但他却背负了一切罪孽。

那个人回到河里去了。他消失在另一种永恒中。“帕米尔上遍布垄堆，不长草木。不长草木的垄堆真孤单。”这样想想，我就原谅了那些在窗外马路上鬼哭狼嚎的汽车。毕竟冬天就要来了，谁也不想在家之外的地方多停留。我也会慢慢克服掉这短期的神经衰弱。枕边和书架上有太多读过还等着一再去读的书。在这些书中，就有这本《科恰里特山下》。不一定读到这篇《垄堆与长夜》，但知道它在。

读董夏的小说常产生一种幻觉，像似她随便拉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人都能停下脚步对着她讲故事

《何日君再来》——信任、犹疑或挑衅的目光

这个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我”来基层连队采风，和老赵、翻译到当地阿肯（民间说唱艺人）家听歌。阿肯不在家。我们一行人就在他家等。等的过程中，老赵酒喝多睡了。“我”就和翻译聊天。这一聊，就聊出老赵和翻译之间错综纠葛的斑斓故事。他们的故事像听阿肯弹唱一样，让人着迷。读董夏的小说常产生一种幻觉，像似她随便拉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人都能停下脚步对着她讲故事。她也就那么随便收拾一下，故事就在纸上了。想想也是，西域边疆地广、风大、人少，再没点故事人还怎么活。狂风能把重载卡车刮漂移、把骆驼刮跑、把一帮小孩子刮得失踪一天、把鸡吹到墙上摔成肉糊、把轿车车门刮下来再像砍刀似的劈到广告牌上。在那里生活的人，还能没点故事。在这般恶劣环境中生存，本身就是传奇。不管是老赵人近中年的无力感，还是翻译在四处漂泊中，忽然顿悟般觉到，“这里的树和他的心一样，已向着温泉方向过分倾斜”。这是灵的呼唤。人总在听到呼唤后，迟疑，回头。温泉县城有翻译以往不能割舍的生活和当下的心魂牵挂。人嘛，总需要友情这像命运的克星和桎梏的东西。这像极树活在树丛中才勾连起绿茵和风景。

在翻译嘴里，“我”得知老赵养过一只叫“琵琶”的狗（这名字起的！）。还得知翻译抓到过一只松鼠养，给它起名叫“张”（这名字起的！）。那只黑狗在翻译的形容中形体硕大无朋，不仅不堪一击，还胆小如鼠；它先是被牧民的土狗有失尊严地咬伤，后又被一只神秘的猫科动物吓得屙屎屙尿，挣扎至气绝身亡。听说过这种动物克星，像似聊斋里写过，但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松鼠“张”被翻译养过一阵子，又放回树林，但它没过多久却自己寻回来了。翻译惊讶无比。眼见“它费力地爬进从车屁股扔出来的空啤酒箱”内，“等翻译端着一盘青菜跑出来，它已经死了。”之前，翻译对老赵说过，这个“张”在他家一听到动静，就往墙角的纸箱内跑（翻译在纸箱里给“张”做了窝）。老赵对翻译说，“那是它家，碰到事情它当然要回去了。”松鼠“张”回来，死在纸箱里，也算是回家了。家才能安顿流浪的灵魂。人和松鼠一样。

“天将黑时老赵才醒，他睡得大汗淋漓，浑身骨节吱嘎作响。我和翻译聊得头疼脑热，膀胱胀痛，谁也不愿再提萨吾提和听什么阿肯的事。”在董夏的小说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她的叙事总像是在有意抹去或冲淡一种女性叙事的印记。那种强调叙事语言尽可能中性化的特点十分明显。“我和翻译聊得头疼脑热，膀胱胀疼。”就是典型句式。仔细去这个集子里搜寻，类似的句式很多。没能等到阿肯，我们仨只好乘车回去。半道上，老赵兴致勃发，非要加入到哈萨（还是维族）人的马队中，去叼羊。翻译劝慰老赵，“那只羊不属于你”。老赵说，“这不是羊的事”。

人生这过程，还真“不是羊的事”。那又是什么呢？鬼才知道。在一个巨变时代，现代化的狂飙席卷而来，谁又能躲过。谁也不知道现代文明的膂力在众人的头顶践踏而过之后，又能留下什么。但要相信人和土地的忍受和承载能力。文学如果还有力量，也在于此。最后这个小说像重复了集子中的其他小说一样，在“东方的乌云像车轮旋转，湿润的大地即将爆发冰雪、飓风、群星的焰火”，这样离谱又颇为壮观的景象代码中结束了。董夏描摹边地景貌，语言赋有梵高的笔势，简洁、强劲，饱含心灵的内热。

细读后，发现这个小说技术上有毛病，叙事转接过于粗砺（这里并不指涉到风格，它不仅存在于这个小说），缺乏那种像无缝链接的周至、打磨。这样说像我是个内行。再就是，我以为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这歌怎么联想都感觉和小说叙事没多大干系。可不知为什么作家要嵌入这一桥段。是为了更为顺畅地接渡叙事，还是故意卖个缺陷？是事实上，真有这一情节发生，她简易地挪用了？完全可以不为这样一首歌，来如此设题。小说篇目甚至可直接叫“无题”，然后信马由缰地去写就是了。像悬念般这么设计过一下，反而损伤了这个小说的内在节奏。被它那么缓缓一撞，像人瞬间走神，让小说掉了一个拍节。也可能是我误读了。作家设置这么一个标题，是有意降低点什么。联想起来，那大概和温情、心绪有关。再深想一下，这样说已是阅读出位，阅读和写作一样，也会遇到不能左右和难以驾驭的困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阅读可以偷懒，还可以不着边际或不负责任地指责。前提却是有的，你要合格。显然，我不那么合格。

在作家和阅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理解的沟堑。写作一直在试图努力跨越它。阅读也幻想能跟上写作的步速。但它却是无法填平、也不会被填平的。他们彼此看过去的目光，犹疑、挑剔，还具有挑衅、对峙意味，似也不乏和解与信任。我感受到了这样的目光。也是在这样的目光中，我合上了《科恰里特山下》这本书。

我知道某一天再打开时，那目光犹在。

豁然间，我像受到启示，也更像是要求证点什么，——我打开电脑音响，戴上耳机（夜太深了），搜到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这支歌，点开。音乐响起来了，歌音缠绵而至：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尽点小菜/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尽点小菜/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哎！/再喝一杯干了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

再听一遍。像似在这歌声的往复循环中，有了人不可解的另一种命运。它在写作和阅读之外。其实，我在“停唱阳关叠”这一句，终于听出小说的另一种深隽况味。那里有被想象之眼无限撑开的一个极致域界，“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本雅明语）。它也推倒了我之前的判断。印证了我的误读与不合格。

那又有什么呢？作家的眼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