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佳

（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江西 南昌 330000）

新中国成立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前，我国年鉴发展一直较为缓慢。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年鉴编纂重新起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和发展思路方面呈现的“方志化”现象，对年鉴学、方志学的独立发展和特性挖掘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解决。

一、“地方综合年鉴志书化”现象的表现

年鉴和方志都按一定的规矩编纂而成，形成年鉴和方志的体例。这些体例影响着年鉴、志书的选材、风格和表现形式等，在实践过程中，我国目前的地方综合年鉴受当代志书的影响，形成了与志书颇为近似的体例。

《地方志工作条例》认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比较发现两者的记录对象基本一致，地方综合年鉴也追求志书的广泛性、全面性。在写法上，年鉴的主体框架也参照了志书的方法，分门别类。

在资料来源上，编纂志书的内容大多来自各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和其他相关群团等组织，由相关单位报送给同级修志部门通稿。地方综合年鉴也继承了这一做法，内容由相关部门供稿，地方综合年鉴部门统稿。

在记述风格和方法上，志书遵循“述而不论、秉笔直书”的原则，避免用带有描写和抒情的词语来阐述地方的内容，用事实客观表达，寓观点于文本中，有闻必录，有事必记，不掩恶，不虚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发展历史并不长，区别于国外一些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的夹叙夹议、附带观点的记述情况，继承了志书的述而不论、秉笔直书的记述原则。地方综合年鉴采用直述式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在条目编纂方面还是条目内容上，都要求精练和概括，要求详略得当，提高信息含量。地方综合年鉴倾向于志书化的语言风格，属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特定情况下形成的一个特点。

在年鉴定位上，我国的年鉴工作比方志工作起步晚很多，不仅理论基础更为薄弱，编纂实践也更为弱化，一些市县地方志机构的年鉴近年才开始创刊，年鉴并没有像方志一样走向正轨，有的对年鉴不够重视，定位认识不深，把年鉴方志化看待。目前，有的地方志工作部门认为年鉴是辅助修志的材料，类似资料长编。修志时间跨度达20 年，其间可以每年出一本年鉴，然后修改后变成方志。这种观点忽视了年鉴与方志的区别，同时也将资料长编等其他题材与年鉴混淆，本质上是把年鉴看成了修志附加的编纂工具。

年鉴编纂职能归属地方志部门后，志书编纂队伍投入年鉴工作，修志人员也变成了年鉴的编辑。由此，出现了沿用修志的方法编辑年鉴，年鉴工作沿用修志的工作方式，而且缺乏年鉴理论指导，年鉴方志化不可避免。近年来，年鉴事业不断发展，但后续专业人才依然偏少，这种编纂思路和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二“地方综合年鉴志书化”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方志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影响，整体而言，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志在20 世纪80 年代年鉴发展基础薄弱时期，提供的编纂理论、经验、人才等支持，对于年鉴的起步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年鉴出现的方志化现象，对我国年鉴学、方志学两门学科的建立，年鉴发挥世界文化交流载体，年鉴实用价值等方面有消极影响。

（一）年鉴特性被忽视，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定位不明确

年鉴不同于方志，它具有年度性，与时俱进，连续出版是中外大多数年鉴都遵循的原则。方志编修跨度长，在内容更新、使用等方面，年鉴更有优势。年鉴方志化容易忽视这一优势，使年鉴失去独立性和特色，出现编纂年鉴是为了续志的问题。国外主要年鉴近年来面对市场化、网络化的挑战，在内容分级阅读、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地方综合年鉴方志化”的发展思路，使年鉴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实用性未能充分发挥，普及度也不够，导致地方综合年鉴的可读性不强，受众群体不明确，定位不准，无法更好地走向市场。

（二）年鉴大而不强，重点不突出

年鉴编纂受方志编纂影响，导致地方综合年鉴重篇幅，少创新，部头普遍较大，内容多而杂，分散肤浅不够深入，实用性减弱，削弱年鉴的权威性。年鉴编纂中采用的横排竖写的方法来自于我国的方志学，但这种写法在实践中，被一些地方的年鉴工作者理解为每一个条目都应该详尽分层，造成内容层层展开，环节过多，篇章繁杂，导致年鉴整体的重点内容不突出、地区特色不突出，无法立体、全方位反映社会发展全貌。同时，大部头的年鉴也给编纂出版带来了一些困难，不仅资料难以查找，在地方志工作机构人手紧缺的情况下，编纂的效率不高，时效性不强，导致年鉴出版周期变长，年鉴的时效性难以发挥出来。这些问题，在市县级年鉴中较为突出。

（三）年鉴学理论薄弱，学科建设力量分散

目前，方志学、年鉴学的学科建设都被提上工作议程，但两者都未能完成学科建设，两者中年鉴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更多一些，年鉴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经验较少都是原因。而且，仍有许多年鉴工作者、研究者未能跳出方志学、史学等传统科学的范畴，沿用传统的方志研究思路来研究、指导年鉴的研究，使得年鉴的定义、性质、功能、学科术语等基础理论研究，局限于年鉴与方志比较、年鉴与古籍文献的比较等范畴，年鉴的研究出现选题重复、老生常谈、缺乏新见等问题，导致年鉴理论研究眼界不宽，基础薄弱，理论建设进展缓慢。同时，年鉴和方志的趋同化、不分家，造成研究力量分散，年鉴和方志学科的发展踟蹰不前的问题，致使两个学科都难以科学的发展。

三、解决“地方综合年鉴志书化”问题的建议

（一）加强研究和宣传，推动年鉴学科发展

在认可方志学对于我国当代年鉴学、年鉴编纂实践有益指导的前提下，加强年鉴学科的研究，厘清年鉴与方志在发展历史、性质、编纂、定位、作用等方面的区别，促进年鉴学和方志学的分别发展。尤其是正视年鉴的现代性，跳出研究思路长期停留在当代史、历史地理、古籍文献、方志等传统学科的范畴，充分发挥年鉴学科的交叉学科属性、实践性等。加强年鉴与电子信息、出版传播等新兴学科横向交流，让年鉴更好传播当代文化，普及大众知识。

（二）加强年鉴的中外交流

我国的地方综合年鉴是舶来品，在国外已经历经了数百年发展。欧洲中世纪已经出现了大量年度出版的历书，1457 年在欧洲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本印刷年鉴。欧洲年鉴作为现代年鉴的起源地，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时效性和实用性。之后，美国、英国等欧美文化强国也大量出版年鉴，年鉴成为民众广泛知晓的阅读产品。之后，年鉴经历了欧美国家出版业的技术革命，在当代又迎来了新的发展，不断涌现出大量内容丰富、出版迅速和版式鲜活的年鉴。这些虽然都是不同于我国当代地方综合年鉴的情况，但是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加强中外年鉴的比较，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精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三）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年鉴健康持续发展

年鉴、方志发展都需要专业人才，但目前两者人才培养并不乐观，年鉴情况更甚。目前，省级地方志年鉴工作部门一般只有3—5 人，少的只有1—2 人；少数省份至今还未设置年鉴工作部门，而由其他部门临时负责，既要编省级年鉴，还要修志或者编纂专业年鉴；有的时候还需要借调工作人员。市县年鉴编纂工作情况更不乐观，一些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总共就1—2 人，要同时负责修志和编鉴工作，分身乏术。目前，各种专业培训不多，多限于工作教学，年鉴研讨浅尝辄止。而高校部分学者因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年鉴理论的操作性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具备实践经验和理论功底的年鉴专业人才更少。因此联合政府资源、高校和社会力量，培养年鉴专业人才是促进年鉴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