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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意大利作家兼学者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应邀在哈佛大学参加诺顿讲座，一开头就蓄意追缅起他与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的交往。这可能是因为后者九年前就应该出现在讲座的位置上，结果因为猝逝而永远缺席，只留下了六篇题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讲稿。艾柯说起，早先卡尔维诺在其《寒冬夜行人》一书出版之后题赠给他时写了一句话：“致翁贝托：上游的读者，下游的卡尔维诺”（见《悠游小说林》，三联书店中译本，2005年10月）。

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化约为一条河流的始终，是一次很好的形容。艾柯点出，卡尔维诺在这里化用了伊索寓言中“狼和小羊”的故事。但是世界上远不止一条河流，所以这其中的双边处境乃至三国关系远不止于此，我们的视野大概可以放得更远，譬如说，可以联想到宋词中的名句“共饮长江水”：是读者与作者一住长江头、一住长江尾。那么，作品或者说是书籍在比况中就相当于滚滚江河之水——即一条河流的形成或者说成形过程了。把书说成河流或者水，是为其古典博喻加亮了一个显著的意象。这当然富有教益，并有川流不息的延展性：生命离不开水，文明都与稳定的水源相关，人离不开书籍，追忆似水年华，这在文明时代及至当代文学中，几乎一直不证而是大家的默契；一个作者已然被自我规约，要先成为一个好读者，甚至要同时做一个（非学院派意义上的）学者。书籍有源头（《安南怪谭》亦如此）。一部书籍先前大概率地是受了其他书籍的召唤与吸引，最终也会汇入到另外的书籍，分出主流与支流，但最终难分泾渭；沿途有各种清流污水注入，也处处有引流，瓢饮肩担手提，滋养众人及万物；要么注入一个闭塞的湖泊，渐渐凝固；要么会干涸而消失不见——散佚；要么被截留被坝拦阻；要么东流入海，汇入那无边而有垠、十年九潦弗为加益八年七旱不为加损的世界之书或巴别图书馆。人看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水在我们体内流动，建构我们的血脉与身躯，甚至也会在部分个体的内部建构潮汐。书有河床和堤岸，正如出版有版式与开本。书也会泛滥，书能载舟亦能覆舟。传统上有水上族群，并不上岸，唤作疍民——自古也有始终在书中讨生活的人，除了书蠹、书虫之外，也许还可以另外有一个很好的名字……

我愿意凑上去靠近这样一些人，平生、大半生涯与书相厮磨。古老的和遥远的书、古怪的和费解的书，无人问津的和不够经典的书。这么说和这么做，约略可以掩饰我对现实世界的淡漠，以及现实世界对我的更加淡漠（“更加”放在另一个淡漠前面，可能更加合适）——我指的是在经验层面上，以往与将来，我所能呼吸到的，所授受和所能拨发的密度。躲进书斋成一统是我对庆幸的单纯理解：我经常满怀对田野的向往，却拙于口舌，怯于行走，安于做一个书斋里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而更重要的，愚以为，书籍既此在又非此在，有肉身而又突破肉身，求诸书籍的效率、纸页中的时空都略大于我所在的人生。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书或许是十之七八。但有十之七八不如意如之何？可否稍尽绵薄，争取稍减一点这个不如意率？于是读者的身份中分檗出作者的念想。

多年以前，我慢慢形成一个固执之见：要写书。弱水三千，加我一瓢（投一块记了文字的石头亦可），使一两册、三五种、至多跟我一样高的，我所能把握的书，稍微不像灵感的废墟、约略不算论辩的残骸、也并非思想的陈迹。在“非书之书”VS书籍的战争与和平间投下无足轻重、但属于自己的一票。明确将要写的是书，而不止是作品或者文章或者小说（即使长篇小说）。将“书籍”视为创造物的单位，是想在文本的内部、以及合订在一起的文本与文本之间，更加重视勾联、埋伏、各自分工、互通声气与彼此配合，成为一体；也是想把任务拓宽到文本基础之外，就文本的物理形式、文本的肉身做全盘考量。有肉身的文本，在过去以千年计的人类经验中，即体现为以轻薄的纸张构成的多平面的、上下宽宏而左右约束的方正有秩序的长方体。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现在非扫描档的电子书（也反对扫描档电子书因为它们不再触手能及宛如花遁于镜中月映于水中），它们像是高压不见光环境下的深海生物，被突然打捞上海面，不复保有往昔外形维持的自尊，徒有血肉。

事实上，眼下的书是文本作者、书籍装帧设计师、责任编辑、印厂工人以及国家语委乃至出版局共同呈现给读者的集合物，各方意志，包括对市场的谋划、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可能更高大层面上凝然成形的种种考量，在一本书中相互作用，谋求平衡。但因此，书的作者可能恰恰可以放开手脚，让自己“及物”——因为之后还有那么多人会来帮忙。文学的创作，究竟受语言节奏的支配，还是已然与文字结成案头的视觉同盟？不同文体与不同倾向的实践者可能会各执一辞，而从书籍的角度，这两个选项都只着眼于符号本身，而忽略了黑字之后的白纸，以及字里行间，透纸背的力种种更广阔而触手可及的因素。所谓：广阔天（头）地（脚）间大有可为。

但由此，写书可能也意味着想得更多而发现可以达成的更少。有太多的书已经列在书架上和书目中了。天真难得，而感伤只会越来越感伤。正如前文提到的，河流对河流的汇聚，写书面临书对书的影响。正在成形的书与既有之书以及未来之书的关系，也许是值得写书的人思量再三的。如是我见，更多的道路从书到书，百川归一，从而回避开现实大还是想象力大的当下问题——容易在书中看到的著名命题，只有两千年前夜郎王向汉帝使者的不耻而问：汉大还是夜郎大。夜郎最终归于汉地；而作者想象力所建筑起来的，以书的名义，也将归为无所不在的现实的一部分。但终究还是收缩在封面与封底之间，开闭开之间，才会被释放与辨识。包括辨认、识别与分判属于何种潮流、归为什么流域，水文学术语在文献学的范畴内几乎总是有效的。在书籍构成的山水图景之间，涓流与泉涌、草叶滴落的露珠、一口枯井乃至牛溲马勃都将有自己的分类学位置，但同时也有概率对既有格局造成细微乃至轰然决堤的改变。须知，离经叛道、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或许都是别致的致敬姿势。

如果再来审视卡尔维诺把作者定位在河道下游的题词，其认识论上隐含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了：除了一本书最终经由作者在入海口形成之外，为何偏偏读者在上游呢？（区域政治地理可以解释某些特殊的个案：譬如不论红河还是湄公河，上游都在中国而下游在安南，安南的怪谭与传说，有作者愿意亲往打捞而呈献给汉语读者）若是从一般传播途径上说，作者提供了信息或美感的来源，读者享用或消费所谓精神产品，不该是倒过来么？但我们需要字面意义上的水逆和现实处境中的西游，需要以溯源的角度来反省文本与书籍的产生：作者总是从读者做起，而重述几乎是读者再自然不过的下意识了。卡尔维诺在阐发另一种形态上的河流——民间故事的传承时就发觉：一个故事的听众即是潜在的讲故事的人；即使是把故事录于纸上，搜集整理、嫁接拼贴、分析研究的学者，实则也是新的讲故事的人。况且，故事常讲常新，需要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讲起、从头说起。唯有张口说起，唾沫四溅，我们才会被裹胁在水流之中，汇聚于同一条脉络。

但读者永恒，而书的作者，不论是撰有小说集和长篇小说或是其他文体的责任人，都是临时和不可连续的。作者与小说家除了是对一种手艺人言不及义的称呼，一种意在从那种手艺中获取特权的自诩之外，也许只是一种幻象：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一日、五日、十日对书而言只能是呈现出来的时间，而记录可能需要一千零一日或者一千零一夜），一个脆弱的灵魂能够一直不间断地藏匿在文字背后么？能为笔与纸的厮磨、老式打字机的字头与纸的撞击、以及电脑元件中从键盘通往荧屏的那些看不见的激情电流提供并不停歇的持久动力，并且也嗨起来，自我消融其中么？而他的参考书（可能是复数的书）说不定始终在桌子一旁平摊着，像幽魂那样包围着他咧开嘴在笑。

那个叫“作者”的不连续幻觉，乃是一个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进入与退出时候的所产生的细微人格分裂现象。这不是某个人的本体，而暂时像水滴消失在水中一样，消逝在写作进程里；恐怕正好相反，是水以水滴的方式出现了：一个幻想的悲惨世界或是理想国藉以书（尤其是那些虚构作品，或者我们径自称之为小说）、以作者的创造物的面目成形了；与此同时，书成就了作者。一册书需要一个我们也称之为作者的上位物；或者说，我们需要一册书有一个作者。为此，我们甚至发明出了“佚名”、“失名”、“无名氏”之类的文献学概念来指定一个虚拟的责任人。他们无法从书这里受益；而更多的作者更多时候只是已完成的一本书的遗产继承人，沾沾自喜地解释那本书究竟说的是什么——简化的表达看似招引，却常常也是背叛。但无论如何，作者是书向实在界的延伸，是在此艰难时世姑且充当的代理，也是其可见的人形遗迹——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那位作者的肉身失去营养循环和代谢能力，被埋入地下，或被焚化归于尘埃，而他的书有可能依然在书架上保持着或新或旧的意味，或者被其他人征用成参考书。所以正如黄河，青山遮不住，不废江河万古流。下游可能变动不居，而源头依然在、始终在。

但是，事物总有两面，一处流水，在水浒（浒，水边也），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可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正如对于一个并不漫不经心而有大把时间的读者来说，一本书可以服从线性的安排，也可以有一种从封底到封面的旅程，先看结尾，再读开头。我不得不提到（招认）另一个事实：虚构作品作者的身份又是一个褪不下来的头箍或是一枚魔戒，贴肉生根，只有紧箍咒没有松箍咒，这是无法登出的身份，直至生命被注销。正如有些人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一个真正的作者或是一个小说家，不是在写书就是在准备写书。作者建构过去/现在/未来//完成/虚拟//主动/被动这些复杂时态时，也被它们所反噬与建构，上文所说的不连续体，又何尝不是一个事故的结果，而不只是故事成因。须知，作者要面对现实避实就虚，面对已有的文献言辞闪烁，面对自己无中生有，作者要躲闪既有之物，要把脑袋里不存于世间的怪东西或湍流以某个合适的姿势疏导出来，要在旱魃肆虐处鞑靼荒漠里掘地三尺求水，或者要在洪水滔天之后未来水世界中泥泞的滩涂上规划一条成形的河床（但在下游，在河床的终点，作者甚至还在怀想着另一场象征意义上的洪灾）。虚构，或者说撒谎，于是成为他慎重形成的习惯，嗜痂成癖，乃至无时不刻，即使面对老友、面对惠我良多的编辑或同行、面对初次见面的真诚读者，即使退役多年无人问津，都依然有手脚的记忆，本性一般发表往昔俯向纸张与键盘时不连续的动作：这大概率不会破坏社会交际，不在道德及其他层面上造成伤害，而只是内在的伦理，脑袋里新的怪东西。这时，立其诚的只是修辞，以及作者想要说服他自己的语气。在这个意义上，那个叫莫言的多产的中国小说家说：“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总是过分地相信了作家的话，其实作家的话是羼了很多假话的。搀假最多的当然是作家的自传性的文字”（见《三岛由纪夫猜想》一文，载《北京秋天下午的我》，莫言著，海天出版社2007年）。那位叫钱锺书的作者，把书的写作内化到一只卑微的母鸡的体内，把本文贯彻的比况换置成禽鸟的产道及泄殖腔。而卡尔维诺也声称过，他不主张提供传记材料和书籍背景资料。我注意到这里有难以自拔的逻辑漩涡，有复杂的水循环，但对此我并不负责坦陈一切，未必要说出全部的真相，水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