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强 贾晓贝

[摘要] 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对于研究汉代民族关系与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相关研究缺乏性别视角的问题，分别考察了汉墓出土图像与汉代文本中的胡人形象的性别表现，发现汉代艺术中胡人女性形象的缺失是由于忽略了胡人形象性别差异的表达。究其原因，是汉代艺术对胡人形象进行性别建构的结果，主要由汉代墓葬艺术形式与功能、胡汉民族风俗差异、民族关系与文化融合三方面造成。

[关键词]汉代;胡人;女性;性别建构

[中图分类号] K87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0）04-0038-06

“胡人”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早期的胡人特指匈奴人，伴随张骞出使西域，汉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交流，西域诸国与北方诸族亦被称为“胡”。两汉之际，大量形貌异于华夏族的外族人由于战乱、交流、经商等原因从四面八方流寓汉地，在民间产生了广泛影响，故而广义上的胡人亦指汉代生息在中原地区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包括匈奴人、西域人、中亚人、东南亚人和南亚人等。

在胡汉之间对抗、交往与融合的大背景下，脱胎于华夏族的汉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往来，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在交流中不断被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交融形成了汉代多元的文化艺术格局。研究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不仅能探索发现汉代艺术与域外艺术的关系，更能够管窥汉代的民族交往融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关于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研究角度。第一，关于胡人形象的判定与族属来源考证，如邢义田对胡人外貌及其格套化创作的研究[1]、刘文锁对巴蜀地区胡人图像的特征研究[2]，以及对于具有区域地方特色的胡人形象的考察，如广州汉墓出土的胡人托灯俑[3]、川渝地区出土的吹笛胡人俑[4]。第二，从民族关系的层面探讨汉代中原地区或华夏汉族对胡人的认知与态度，包括汉赋文本中体现的对于胡人的书写观念研究[5]、汉代图像中体现的胡汉对抗与融合的关系[6]等。第三，解读胡人形象在墓葬中的功能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如郑岩围绕山东地区出土的胡人形象展开考察并指出其在不同图像系统中的象征意义[7]、罗世平对汉地早期佛教进程与胡人形象的关系研究[8]、朱浒对200余幅汉代胡人图像资料进行分区分类并探讨胡人对于佛教入华传播的意义[9]。

前贤已对汉墓出土的大量表现有胡人形象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各种随葬品进行了考察研究，然而其中却鲜少有性别视角的审视，几乎没有提及胡人女性的形象。胡人女性曾作为贡人、战俘、商人等多种身份与胡人男性一起来到汉地生活，同时汉赋中也不乏出现记录胡姬的文字①，为何汉代图像中唯独缺失了胡人女性的形象？这一图像与事实、图像与文本之间错位的问题值得引发深思。本文将性别视为一种特定社会阶段的文化建构的产物，在此视角下，首先分别梳理汉代图像与文本中的胡人形象的性别表达，然后结合两汉时期社会与文化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从汉代墓葬艺术形式与功能、胡汉民族风俗差异、民族关系与文化融合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探究汉代艺术对胡人形象的性别建构。

一、 汉代图像中胡人女性形象的缺失

两汉时期，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推行礼乐教化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秩序。汉地主流观念推崇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并以此来引导社会风俗，因而汉代艺术中的汉人形象表现男女有别，女性与男性在头饰发型、服饰和体态等外形方面特征分明。譬如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的“秋胡戏妻”画像石[10]（见图1所示），妻子身着襦裙、体态婀娜，突出了女性的柔美，与其身旁的男性形象秋胡形成鲜明对比。

反观汉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过往研究多将胡人的外貌特征归纳为高鼻深目或高鼻大眼、多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岭南汉墓所出胡人俑座陶灯还呈现出裸身多体毛的形象。不难看出，以上胡人形象的判定标准具有显著的男性化特性，而女性特征的因素在其中难以体现，依此而呈现的胡人形象必然以男性为主。汉代图像中的胡人女性形象在艺术表现上不明显，甚至还出现了个别的性别不明的情况。以广西梧州云盖山汉墓出土的胡人托灯俑为例[11]（见图2所示），胡俑形象突出了胸部这一女性特征的细节，然而同时又出现了络腮胡须的男性特征，无法将其简单归为男性或女性。由此观之，汉代墓葬出土图像中的胡人形象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男性化特征，缺失了胡人女性形象的表达。

二、 汉代文本中胡人形象性别差异的忽略

汉代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对外交流活跃，在不同领域的汉代文字中都可找到有关胡人的记载。以下将考察汉代文本资料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性别表达。

首先，“胡”这个称谓不带有贬义色彩。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

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12]

根据引文可知，“胡”不单单是汉地对外族人的指称，胡人自身也接受这个称呼并且颇有引以为傲之意。另有学者经考证指出，“胡奴”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只是一种包容宽泛的称呼，其身份并不一定是奴隶[13]，不宜完全依靠现代的观念来脱离语境理解汉代文本。

其次，汉代文本对胡人的记载主要聚焦于其迥异于汉人的外貌，多处文字反映了对胡人外表的特意记载。如《汉书》卷九十六上《大宛国》中写道：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晓相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14]

又如东汉辞赋家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详细描写了雕刻在灵光殿梁柱上的胡人形象：

齐首目以瞪眄，徒徒而狋狋。胡人遙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仡欺以雕穴，顤顟而睽睢。状若悲愁于危处，憯嚬蹙而含悴。[15]

再如东汉繁钦的《三胡赋》，更为细致生动地刻画了胡人的面部特征：

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遏，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胃，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遏仰鼻。[16]

在上述引文中，高鼻深目、面部狭长、多须的胡人外貌特征重复出现，这些特征也在汉代墓葬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鲁灵光殿赋》极力铺陈了灵光殿的奇伟壮丽，前后文对于其他物象的描写均为寥寥几笔，唯独对胡人高颧骨、大额头的面部特征以及悲愁蹙额的神态描写不惜笔墨，作者对外族的好奇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汉书》和《鲁灵光殿赋》中对于胡人的外貌描写着重表现其与汉人的区别而忽略了胡人之间的差异，那么《三胡赋》则详细描写了莎车、康居、罽宾等西域诸国胡人的外貌特征： 莎车胡人眼球发黄、两目深陷、圆耳窄脸，康居胡人头发弯曲、高颧骨、深目、两腮凹陷，罽宾胡人胡须硬如刺猬、头巾似口袋、深目高鼻梁。尽管《三胡赋》表现了西域诸胡的不同特点，却并没有指出不同性别的胡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汉代文本中关于胡人女性形象的记载不多见，追溯诗文中被广泛用来表示异族女性形象的“胡姬”一词，最早即可见于东汉乐府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17]

据引文可知胡姬身着汉式服装，佩戴蓝田玉及大秦珠这样的西域物料制成的首饰，在独自卖酒。胡姬的意象在唐诗中应用更为广泛，多与卖酒、伎乐舞蹈等相联系，着重描写胡姬明艳的外貌与卓越的歌舞技能。然而在上文的汉乐府中，胡姬除了佩戴的首饰来自西域，整体服饰是汉文化意象，也没有对其外貌或技能进行具体描写，而是赞扬其忠贞的品格。这首诗与同时期创作的《陌上桑》一样，创作意图都是为了倡导汉代推崇的妇女道德准则，即使把诗中的“胡姬”换成汉人女性似乎也不会影响诗作主题的表达[18]。

通过对汉代文本中出现的胡人形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汉人书写着重突出这一外来群体与华夏汉族在外貌上的不同，注重其与汉人的差异化表达而极少涉及对不同性别的胡人形象特点的关注。尽管汉乐府中有胡姬的字眼出现，但也是借用新奇的意象来传达汉儒所倡导的思想，没有体现出胡人性别化的特征。由此可知，胡人形象在汉代文本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者用这种来自异域的形象作为载体来表达主体思想。

正如邢义田所言，汉代文本与图像中对胡人形象的描写呈现出“印象化、简约化、刻板化和顽强持续的特点”[1]313。描写胡人的文本塑造的是迥异于华夏汉族的笼统形象，忽略了他们的性别差异特征，而画师工匠作为汉代图像艺术的创造者，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时广为流传的文本内容影响，从而造成了图像中胡人女性形象的缺失。

三、 汉代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性别建构

从性别视角出发，并非仅关注生物学层面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体征，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层面的性别（gender）概念。需要说明的是，性别视角不是女性视角，而是明确性别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等方面的差别[19]，人们可能会受到不同时代、地域、文化、民族、年龄等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性别认知及自我性别意识。不同性别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形象表达和角色地位等方面有所不同，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但更多还是社会文化因素建构的结果。

前文所述均从汉地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汉民族对域外异民族的认识和反映，得出汉代图像及文本资料中缺少胡人女性形象、对胡人形象的性别差异有所忽略的结论，由此不免怀疑是否胡人自身的性别表达就不清晰？查阅汉代胡人墓葬的发掘资料发现，虽然墓葬出土的人物图像较少，但是可知男性与女性的随葬品不同。以匈奴墓葬为例，男性墓中一般随葬马具、兵器类物品，而女性墓中多随葬劳动工具，表明其存在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20]。此外，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早期的壁画中也有清晰可辨的胡人女性形象，并且有学者发现壁画中无论是佛教人物还是世俗供养人，一些特定形式的耳坠仅有女性佩戴，反映出古龟兹地区的耳饰可能根据性别有不同的使用规范[21]。因此，胡人群体自身的性别表达男女有别，而汉代艺术中所呈现的胡人女性形象缺失、忽略胡人形象性别差异的现象主要是汉地塑造的结果。

以下将从汉代墓葬艺术形式与功能、胡汉民族风俗差异、两汉民族关系与文化融合方面，对汉代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性别建构进行分析。

（一）汉代墓葬艺术形式与功能

目前已知的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多来自墓葬，主要为表现胡人形象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陶俑、钱树、魂瓶、房屋模型、铜镜、灯座等随葬品。作为汉代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墓葬是死者在黄泉下的家园，寄予了墓主死后升仙、到达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尽管汉代墓葬主张“视死如生”，但是由于墓葬的空间与观者不同于日常生活，所以墓葬出土图像的功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投射。

从汉代墓葬中出现胡人形象的情景和位置出发，或可推测出这些胡人形象在墓葬中的功能，以此对其性别表达进行理解。胡人形象出现的情景大致可分为四类：战争中的胡人、汉地日常生活中的胡人、仙境中的胡人以及特定风俗信仰下的胡人[9]204-304。第一类战争中的胡人主要表现为车马出行——胡汉交战图像，在墓室中一般位于门楣、横额，这些位置往往刻有西王母或者吉祥、辟邪类的图像，具有空间转换的意味，以象征墓主能在诸神的庇佑与胡人的引导之下，克服险阻，顺利进入期盼的死后世界[22]。第二类汉地日常生活中的胡人主要表现为舞蹈杂技、乐师，以巴蜀地区的胡人吹笛俑为例，多集中在甬道及墓室的前部[23]，与其他乐舞百戏共同组成宴饮场面。宴樂歌舞一片欢快喜庆，与肃穆的墓室形成强烈对比，有学者指出这实为众仙共同庆贺墓主得以跨越到另一个世界的仪式[24]。其余为仙境及特定风俗信仰下的胡人，主要表现为羽人、持莲人、礼佛者等，胡人本身变为仙境或宗教世界等神圣界域的角色。由此可知，这些汉墓中的胡人形象并非如实反映墓主生前的现实生活，而是通过胡人形象所代表的角色功能来帮助墓主到达死后的理想世界。

正如巫鸿提出的武梁祠征兆图像的概念式表达，其表现的是事物本质上的理念，形状自身足以使人们看到就明白[25]。同理，在汉代墓葬中，设计者与工匠需要的是为死者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死后世界以帮助其顺利升仙，而胡人作为来自远方的“他者”的陌生形象成为具有仙化功能的角色，被用来象征死后世界的场景[26]。因此，工匠在创作时只需要表现出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尖顶帽等符合社会集体记忆的主要特征，不需完全符合现实细节情况，便可使人们对胡人形象的用意与功能一目了然。此外，汉代画师工匠多按照“格套”创作[1]212，即按照固定的粉本或底稿来依样画葫芦，概念式地突出胡人形象的几个主要特征，这样更有利于工匠的创作以及观者对胡人形象的唤醒。换言之，胡人形象的性别特征是概念式表达以外的细节，不仅对其在墓葬中的功能没有增益，反而会阻碍工匠创作与图像传播，因而在汉代墓葬艺术中不具有表达的实用性与必要性。

（二）胡汉民族风俗差异

就现实基础而言，两汉时期域外民族异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造成了汉地对胡人的性别认知偏差。性别是特定社会阶段文化建构的产物，人们对性别的认知受到时代背景、地域文化、民俗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礼教盛行的汉代，汉地推行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秩序，反映到文化艺术作品中就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性别角色表现：在神话传说中，女性是“阴”的代表，与男性代表的“阳”相对，如画像石上的西王母与东王公;在经史故事中的女性是“成人伦、助教化”的正统儒家典范形象;在社会生活画面中的汉人女性形象多是“孝女、贞妇、贤母”。汉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模式化倾向，在表现汉代儒家的教谕性故事的同时，往往被赋予了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象征意义[27]。

然而，來自异域的胡人则不然。邢义田在追溯汉地胡人形象的现实基础时指出，图像中反复出现的尖顶帽与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有渊源关系[1]，游牧民族的女性往往骁勇善战、善于骑射，其风俗习惯与行为举止亦与汉地女性有所不同。尽管从考古出土资料可知，斯基泰服饰有男女之分[28]，但是域外游牧民族的女性形象不符合汉地所接受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因此在早期流传的胡人图像中，或许画师工匠不认为这种形象为他们所认知的女性，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就产生了缺少胡人女性形象、甚至出现胡人形象性别不明的现象。

这种由于性别认知偏差导致的胡人形象含混化、刻板化的表达，随着汉代以后胡汉进一步交流与融合而有所改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已逐渐发现有胡人女性形象，如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数件表现出“脸稍方圆，长鼻高耸”的胡状特征女俑、高望堆西魏墓中出土有两件高鼻深目、身着朱红色交领袒胸左衽大袖衫的胡女立俑[29]。及至胡风盛行的唐代，尽管由于汉人女性流行胡装并且女性特征的胡装因素一般不明显，墓葬出土的胡人女性形象数量有限[30]，但是在唐代史书及出土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胡姬、胡旋女等胡人女性的形象，她们独特的外貌、服饰和性格言行尤其受到唐代诗人的青睐。

（三）民族关系与文化融合

两汉时期频繁的边界战争导致了胡汉民族关系的往复变化，也影响到了汉地对胡人的社会心态及形象建构。西汉时期汉地对匈奴从恐惧到征服，伴随丝路的畅通与西域展开贸易往来，逐渐体现出了一种和平交流的意识;西汉末东汉初，胡汉再次对抗;东汉中期汉廷恢复对西域的控制，越来越多的胡人到汉地活动，至汉灵帝时期，胡风甚至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与潮流;然而东汉末年羌族不断骚扰，新一轮的汉胡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新的恐惧与悲痛。在这样时而动荡冲突、时而和平交往的胡汉民族关系背景下，汉地的人们对胡人自然而然怀有好奇、俯视与恐惧交加的矛盾心理态度。

一方面，汉代大一统的格局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汉地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并深入人心。尽管两汉时期长久以来经历与胡人的战争对抗与商贸往来，但是来自遥远域外之地的胡人在外貌、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汉地不同，依然在汉地社会意识中被加以区分并视为“他者”，带有遥远的距离感。另一方面，伴随民族关系往复变化而产生的是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汉代整体呈现出昂扬向上、海纳百川的时代精神，胡人带来的服饰、家具、乐器等新奇物品和风尚在汉地广受欢迎，甚至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胡人满足了汉地对于遥远之地的想象，进而在艺术创作中成为一种表达异域想象的文化符号。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于胡人与汉人之间的显著不同，胡人群体内部的性别差异特征就显得相对微小，因此在汉代画师与工匠在进行胡人形象塑造时所忽略。

四、 总结

本文基于性别视角，对汉代墓葬出土图像与文本资料中的胡人形象进行了梳理分析，发现汉墓出土图像中缺少胡人女性形象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汉代艺术忽略对胡人形象性别差异的表达。性别是特定社会阶段的文化建构产物，结合两汉社会文化艺术的特点，可知这一现象是汉地社会塑造的结果。首先，从胡人形象在汉代墓葬中的功能来看，画师工匠为了营造死后的理想世界，只是采用了概念化的胡人形象来表达仙化环境，并不需要与现实情况一样表现胡人的性别差异细节。其次，游牧民族的女性往往骁勇善战、善于骑射，这种女性形象不符合两汉时期主流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造成汉地对胡人女性产生了性别认知的偏差。此外，两汉时期战争频繁导致胡汉民族关系往复变化，胡人流寓汉地成为当地百姓有距离感的“他者”，因此汉地在建构胡人形象时更加倾向于突出其与汉人的不同，而忽略了相对微小的胡人群体内部的性别差异。

在性别视角下对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形象进行考察，能够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更加深入分析汉地社会成员对于异域胡人的认识、想象与态度，是解读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两汉时期开启了大规模的对外交流，域外胡族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往中不断相互借鉴、吸收与改造发展，交融而成汉王朝多元灿烂的文化艺术格局。伴随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持续开展与发扬，胡人形象与胡风日益融入汉地文化艺术，形成了兼收并蓄、大气宏伟的汉唐气象，书写出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璀璨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 [1]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7—314页。

[2]刘文锁：《巴蜀“胡人”图像札记》，《四川文物》2005年第4期。

[3]黄巧好：《广州汉墓出土的胡人托灯俑》，《文物天地》2017年第10期。

[4]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73—281页。

[5]刘向斌：《汉赋与丝路文化：汉赋胡人书写及其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6]张露露、刘冰：《论汉画中胡人图像体现的胡汉关系》，中国漢画学会、河南博物院：《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2011年版，第192—194页。

[7]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中山大学艺术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50页。

[8]罗世平：《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中山大学艺术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101页。

[9]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0]温德朝：《论汉画像“秋胡戏妻”的空间叙事》，《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2期。

[11]宋蓉：《汉代胡人俑座陶灯研究》，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2017年版，第115—127页。

[12][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13]王子今：《汉世“胡奴”考》，《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

[14][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6页。

[15][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80页。

[16][汉]繁钦：《三胡赋》，[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53页。

[17][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61页。

[18]邹淑琴：《汉魏六朝诗文中的胡姬形象》，《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

[19]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0]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21]赵丽娅：《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耳饰形象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8期。

[22]王煜：《“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3]张晓杰：《汉代巴蜀吹笛胡人形象的造型特征与文化意涵》，《雕塑》2014年第1期。

[24]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2—413页。

[25][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2页。

[26]朱浒：《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7][美]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90页。

[28]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29]朱浒：《魏晋北朝胡俑的图像学研究》，《艺术探索》2017年第1期。

[30]杨瑾：《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文博》2010年第3期。

Research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NING Qiang，JIA Xiao-bei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 people in the art of the Han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gender perspective in related research， gender expression of Hu people in the images of Han tombs and texts were separately inspec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ssing of female Hu people represented in the art of the Han Dynasty was due to neglected expression of gender difference among Hu people. Gender construction of Hu peoples representation in the art of the Han Dynasty was mainly built up by three aspect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art of the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difference in customs between Hu and Han people， and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Han Dynasty; Hu people; female; gender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