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清全

[摘    要]农历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经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选择，现已发展、演变成为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类型的节日——“三月三”。关于“三月三”的起源，传说众多，其中一说与道教神灵诞辰有关。与道教圣地武当山相邻的鄂西北房县地区，现今仍有与道教信仰相关的“三月三”庙会活动，是有别于少数民族，典型的汉族民俗节日。但随着社会变迁、国家在场，现今房县“三月三”的庙会活动又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不同样态。由此，出于学界对“三月三”民俗节日及其音乐的研究多聚焦在少数民族，而对汉族观照相对较少，以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呈现传统、现代庙会活动及其音乐的同时，进一步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在场下，该庙会及其音乐的变迁与重构。

[关键词]“三月三”庙会;节庆音乐;国家在场;变迁;功能

民俗节日“是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①。它既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又是民俗文化、音乐文化的载体。“任何节日习俗都是各项民俗的综合展现。节日的服饰、饮食，节日的家庭活动、礼仪，亲友的社交往来，信仰的诸种仪式，娱乐的多样形式，都是节日程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②因此，民俗节日一直以来是民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课题。又因音乐是民俗节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民俗节日同样也受到了音乐界的关注，如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③、杨红的《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④中“民间戏班与乡俗礼仪”部分、肖文礼的《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⑤等论文都将研究对象置于民俗节日中进行了整体观照。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社会中大型民俗节日多是由政府组织、举办，“仪式尤其是全族参与的节庆仪式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符号化集中表达， 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系统， 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深层心理， 在族群的文化传承、情感表达、心理导向与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节庆仪式是国家参与并展示其意志即国家‘出场的一个最佳时机”。⑥所以民俗节庆中的“国家在场”问题又是研究民俗节日及其音乐时绕不开的话题。

所谓“国家在场”，它既可以指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参与民间社会之中，也可以指一种理论。“‘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①而将“国家在场”理论引入音乐相关研究较早的文论为张振涛的《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②，该文主要探讨了“国家在场”对晋北民间花会的影响，以及晋北乐班及其艺人们的反应与调适。

综上可见，研究节庆音乐不能脱离对作为民俗文化、音乐文化载体的民俗节日的关注，需要将音乐置于民俗活动中进行整体观照。而如今民俗节日多由政府组织、参与，所以“国家在场”是研究民俗节日及其音乐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国家在场”对民俗节日活动及其音乐产生了哪些影响？民俗节日活动及其音乐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否发生变化？节日活动的性质、目的、意义及音乐的功能、象征是否发生变迁与重构？出于上述思考，笔者以鄂西北房县③“三月三”庙会活动为例，进一步探究“国家在场”对民俗节日活动及其音乐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民间信仰与信仰在场：集体记忆中的“三月三”及庙会活动

“三月三”是湖北房县地区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作为典型的汉族民俗节日，与学界常关注的少数民族的“三月三”有所区别。房县“三月三”与当地的道教信仰有关，当地人认为，每年农历“三月三”是道教祖师爷的生日，而“九月九”则是祖师爷脱离凡胎升天的日子。关于与道教相关的“三月三”，民俗学界也有不同的记述。“据道教传说西王母是三月三诞辰，这天由王母用蟠桃盛会的形式宴请诸仙，各路神仙都赶来为她庆寿，所以道教于三月初三也举行盛典庆祝，成为节日后与上巳日传统活动汇合。”④

房县人在“三月三”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会自发来到各自乡镇的祖师殿上香祈福，并举行一系列民俗活动。门古寺镇的望佛山就曾是“三月三”庙会的举办地之一，又称万佛山或望夫山，位于房县西部，属门古寺镇管辖，海拔1430米，该山山势险峻、草木茂盛，自然、人文景观奇异繁多，有聚仙台、神仙桥、佛爷洞等。关于望佛山名称的来源有三种说法：其一，站在山頂能望见武当山的金鼎;其二，山上有万尊佛像;其三，山上有望夫石。由于望佛山每年举办的庙会活动在整个房县影响较大，所以该地曾一度被作为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的主要举办地之一。但随着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逐渐转由政府组织，庙会的举办场地也由望佛山祖师殿外转移到较为开阔的军店镇显圣殿⑤文化广场。

望佛山的庙会活动为何在整个房县影响较大？这与望佛山旅游协会①的组织分不开。该协会主要负责庙会活动的举办，即使现在的庙会活动主要由政府组织在军店镇举行，但是该协会的成员每年都会在“三月三”的前一天早早登上望佛山，打扫祖师殿、书写对联、准备食材，接待前来上香的香客。笔者曾历经3个小时登上望佛山采访到了两位旅游协会成员、门古寺镇的老歌师，他们讲述了当年庙会活动的情况：

每年的“三月三”是祖师爷过生，九月九是过寿。我们必须举办活动，还要搞民歌大赛。我们在全门古镇内找一些会唱歌的人，集中在望佛山，唱得好的，我们搞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大概发50块钱、二等奖发30块钱左右。一年两次活动，还要请道教的先生到这里做法事。（据门古寺镇歌师胡元炳口述）

以前每年望佛山协会都举办一次，你只要会唱都可以去参与。我们望佛山影响大，演出主要是房县内，门古寺镇为首、化龙镇还有中坝乡都有歌手来参赛。“三月三”不办九月九就要搞，原来策划的是“三月三”搞民歌大赛和书法大赛，现在县里要做大做强。望佛山从2002年开始搞，一直搞到现在，我们拍戏、玩灯、踩高跷，以前将近千把人，庙前面那一块都堵满了。（据门古寺镇歌师邓发顶口述）

通过口述可知，在往年望佛山庙会活动中，除一些与宗教相关的法事活动外，还有世俗性的歌唱比赛、书法比赛、民俗歌舞表演等。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老歌师还告诉笔者，“喊佛”曾是望佛山“三月三”或“九月九”庙会活动中重要的仪式，这个仪式是由老一辈人传承下来的。

“三月三”、“九月九”上香的人喊佛，打着旗子，脑袋包着红布，手里拿着锣，遇到大小的庙都要喊，跪着喊，走路不喊，到庙了就跪着喊。主要纪念佛的到来，保佑民众。（据门古寺镇歌师胡元炳口述）

喊佛古老前人都喊。我也只喊过一次佛，那一次六个人。哪一年记不得了。估计有十几年了，我们一起搞上去，喊到祖师店里面去，喊佛人手里面打着旗子，脑壳上扎着红头巾，手里拿着香，逢庙都要拜。喊佛的时候我不够60岁，我们上山都不费力，大概50多岁。喊佛时声音要高昂，又要悲哀，给老爷说好话。（据门古寺镇歌师邓发顶口述）

笔者对两首“喊佛”仪式的歌腔进行了记录，通过谱例（谱例1、2）可以看到，“喊佛”仪式有固定的歌腔，歌腔常为上下句，演唱各种佛号和一些祈祷词（词例）。当然，据当地歌师介绍，“喊佛”在平时是不能随意喊的，只能在“三月三”或“九月九”进行，主要用于迎接道教神灵的到来，向神灵祈福。

谱例1：

谱例 2：

词例：

《朝真武祖师》

南无玄天上帝，南无圣公圣母。

南无真武祖师，南无三大灵官。

南无荡魔天尊，南无龟蛇二将。

二、 信仰“退场”与国家在场：军店镇的“三月三”庙会活动

上文多次提到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现在主要由政府各部门组织，并在军店镇显圣殿文化广场举办，当然军店镇也曾是庙会活动的举办地之一，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编修的《房县志》记载，农历“三月三”是军店传统的赶集日，“三月邑西房山庙、显圣殿，皆演戏赛会，四乡赶集络绎不绝，蚁聚云囤，堆山塞谷”。而如今政府组织、参与后的“三月三”又呈现出何种样态？以下笔者将对2016年亲历的“三月三”庙会活动进行展示，除此之外，笔者还将列举通过网络田野和电话回访所了解到的2017年—2019年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的情况。

2016年4月9日的“三月三”庙会活动，由房县县委宣传部主办，军店镇人民政府承办，房县文化体育局、房县广播电影电视局、房县旅游局、房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在军店镇显圣殿文化广场举行。此次庙会，上午为百姓大舞台活动，下午则为观民俗展演（如舞龙、皮影戏等）、游传统村落、相约显圣殿等活动，除此之外，当天还有房县工商局、司法局、科技局等多个县直单位在现场摆台，开展送文化、送政策、送科技下乡等活动，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科技、卫生等各类咨询和技术服务。而百姓大舞台是庙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由中央网络电视台进行同步直播，同样也是和音乐最为相关的活动，百姓大舞台的演出内容如表1。

由以上百姓大舞台演出细目表以及庙会的活动安排可以看到，军店镇庙会活动有以下特点：第一，庙会活动由政府组织，并有政府各部门及民间集体、个人参与;第二，从总体上看，此次庙会活动展现了“精准扶贫·文化先行”的国家意志;第三，虽然保留与道教信仰相关的活动内容，如参观显圣殿，但与道教信仰的“喊佛”仪式及其仪式中的音乐已经很难看到、听到;第四，从百姓大舞台节目内容上看，融歌、舞、小品、民俗为一体，凸显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很多节目以《诗经》为素材进行创作;第五，在传统民歌演唱中，主要以“诗经民歌”①为主（谱例3为歌师在舞台上演唱的“诗经民歌”之一）。

谱例3：

通過上述特点的分析可知，现今房县的大型节庆活动由政府组织，“三月三”庙会活动也逐渐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民间、团体与个人、会社与家祭、庆典与祭祠，结合一体”的“一种融合着地方传统资源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节日文化”②。政府参与组织节庆活动，既通过活动传达国家政府意志，又强调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宣传及品牌的打造，因此，此次活动的传统民歌演唱中“诗经民歌”独占鳌头，而编创歌舞中除了一些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弘扬社会公德等的类别，多是以《诗经》为创作题材。这显示出了当地政府对“诗经民歌”及其相关联文化的重视态度和宣传力度。值得一提的是，现如今庙会活动以世俗性的歌唱比赛、书法比赛、民俗歌舞表演等为主要内容。“喊佛”这种宗教性的仪式开展次数有所减少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在笔者实地调查过程中，门古寺镇的歌师们也多次提到：“‘喊佛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了。”

笔者通过网络田野、电话回访的方式对于2017—2019年“三月三”庙会活动进行了了解，近几年的“三月三”庙会活动，在庙会组织者、主题内容等方面都与笔者亲历的2016年庙会活动相似，甚至规模更大、活动更多，百姓大舞台上演的节目更为丰富，但从内容上看主要以编创歌舞为主，传统音乐的展演似乎有所减少。

三、变迁与重构：作为承载官方意志和民间信仰的庙会活动及其音乐

通过上文对房县传统“三月三”口述史的回溯和国家在场下“三月三”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变迁中、国家在场下，“三月三”庙会活动，从活动的组织者、场域、内容、规模等方面都呈现出另一种样态。

以门古寺镇望佛山为代表的较为传统的“三月三”庙会活动以道教信仰为核心，多由民间协会（望佛山旅游协会）组织开展活动，并以道教祖师殿外场为中心，活动中有“近信仰”（“远世俗”）的“喊佛”仪式，也有“近世俗”（“远信仰”）的民歌大赛、书法大赛、民间歌舞展示等，使得庙会活动中音乐也呈现神圣与世俗并存，如有“近信仰”的“喊佛”调和“近世俗”的传统歌、舞、器乐。而现今以军店镇为代表的“三月三”庙会活动，以官方意志为主导，由政府各部门联合主办，并以文化广场为中心，整个活动以世俗性的百姓大舞台，游传统村落，送科技、医疗、文化下乡等为主，也保留了一些“近信仰”的活动，如相约显圣殿。但此类“近信仰”活动，由曾经的“参拜”转向“相约”，从字面上可以看出道教信仰在庙会活动中，现已从主位退居次位，该庙会的宗教性也逐渐消解（但未完全消解）。当然，随着“近信仰”的“喊佛”仪式不再进行或很少进行，而依附于仪式的音乐也逐渐“让位”于“近世俗”的舞台化的传统歌（以“诗经民歌”为主）、舞、器乐以及编创歌舞（歌颂国家、传达国家意志、歌颂高尚品德等）。（见图4①）

通过上文对“三月三”庙会活动简要的解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变迁、国家在场，房县“三月三”庙会的活动及其音乐发生着较大的变化，而随着这些变化，庙会活动的性质、目的、意义及其音乐的功能、象征也发生着重构。（见表2）

通过表2可见，传统的“三月三”主要以祭祀神灵为主题，而通过笔者实地采风所拍摄的照片中的标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在场下的“三月三”是以“精准扶贫·文化先行”为主题，当然这种反映国家意志的标语在民俗节日中出现，也是“国家作为符号在场”②的表现之一。随着国家在场，庙会的主要目的同样也发生着变迁与重构，由民间协会为主组织的“三月三”以祈福为主，而官方对“三月三”庙会“征用”后，多以传递官方意志、提高当地知名度、经济建设等为目的。当然不管是较为传统的庙会还是现今的庙会，一些“世俗性”活动的开展，如传统庙会的歌唱比赛、书法大赛，现代庙会游传统村落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所企求达成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节日从形成之日起便大体具备了自己的节日性质。节日由于性质不同，可大致分为单一性质节日和综合性质节日两种。单一性质的节日是由某个节日活动的单一目的所决定的……综合性质的节日，是由某个节日活动的多种目的决定的。这些活动的多种目的往往是在节日发展中不断复合汇集而成的。”③所以，不管是通过口述访谈得知的较为传统的庙会活动还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庙会，它们虽然举办的主要目的都相对单一，但是我们从开展的活动来看，它们都已是综合性节日，只是由政府组织、举办的庙会活动综合性更高。如政府组织送文化、科技、医疗下乡，游传统村落等，“综合性节日开始时往往是单一性的，以后在节日的发展过程中汇集了许多为不同目的而进行的习俗活动，逐渐形成了具有多种目的的习俗活动的综合节日”。①传统“三月三”庙会活动，以祈福为主，当地人一起组织、举行“喊佛”仪式来到祖师殿，祈求个人、家人、家族的平安，从而获得“小我”的心灵慰藉，而政府组织的“三月三”，不仅是要让当地人获得“小我”的心灵慰藉，从他们开展的相关活动来看，具有体现社会温暖、国家关爱等多方意义，从而获得“大我”的长治久安。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庙会中的音乐（见表3）。“节庆音乐是指在民俗节日中所表演的综合实体。因内含有地方民间信仰，节庆音乐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与区域性文化特征，具有强烈的地域与民族文化象征。区域性的音乐品种，往往是当地节庆音乐的重要表现主体，甚至是民间音乐生存的主要表演场合和平台。”②无论是较为传统的“三月三”庙会活动还是国家在场下“三月三”庙会活动，“近世俗”的传统歌、舞、器乐都在活动中有一定的位置，只是“三月三”庙会活动由政府组织、举办后，常会受到官方意志的“左右”，对于在舞台上展演什么，官方常有所选择，当然传统的歌、舞、器乐被搬上舞台，它们的自身特性也由原生态转为“次生态”③，曾经自娱自乐的功能也更加倾向于娱人（当地人、游客等）。值得一提的是对传统的歌、舞、器乐进行舞台展演，政府又特别强调对传统的“诗经民歌”的展示，将它作为凸显地域音乐文化独特性的工具，从而提高当地知名度，获得更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回报。而随着“近信仰”喊佛仪式不再进行或很少进行，这也使得曾经被作为与神沟通、确认宗教仪式的“喊佛”调在如今“三月三”庙会活动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中消失。而“近世俗”编创歌舞（歌颂国家、传达国家意志、歌颂高尚品德等歌舞）逐渐代替了它的位置与角色，在庙会中发挥着它娱乐、美誉、社会教育、传递国家意志等功能作用，当然这也是国家通过或者作为音乐在场的表现。而象征着信仰（神灵）在场的“喊佛”仪式及其歌调逐渐“让位”于象征着“国家在场”的编创歌舞，这反映了房县“三月三”庙会活动完成了从信仰在场到国家在场的转变，使得“三月三”逐渐成为承载着官方意志（主）和民间信仰（次），并融合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神圣与世俗、祭祀与庆典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节日。

四、结语

通过房县“三月三”庙会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变迁、国家在场，一些民俗节日及其音乐的内容、形式都发生着变化。同时，节日的性质、目的、意义及其音乐的功能、象征等方面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迁与重构。“节日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节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④当然，如今大型或群体性的民俗节日也不太可能脱离国家在场，因为它是表达国家意志、促进官方与民间互动的最佳场合或时机之一，同时国家的参与也使得各种庙会活动有序进行，且有安全保障。然而“国家是不可见的， 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 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热爱， 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①所以，国家“在场”或“出场”的方式与途径又是多样的，如“一种途径是国家通过政策、法律规范把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纳入其规范范围， 并规定行为者行动的准则……另一种途径是国家代理人即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少数民族节庆仪式”。②虽然上述提到的是国家参与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的途径，但在房县汉族“三月三”庙会活动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国家这两种“在场”或“出场”的方式。除此之外，“国家作为符号在场”的方式也较为普遍，主要体现在民俗节日中各种标语、横幅之上。通过该个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看不见”的国家还可以通过或者作为音乐“在场”或“出場”，这种作为象征着国家在场的音乐（符号），在节日活动中发挥着社会教育、传递国家意志等多方面的功能作用。因此，音乐作为民俗节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节日组织者、参与者、受众最为喜爱的种类之一，曾经也常被作为祭献、沟通神灵的“工具”，从当下的语境来看它同样也是国家表达其意志较为常用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