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绮璐

摘要：当前，流行音乐发展趋势强劲，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民歌、戏曲等为代表的传统民族音乐形势却不容乐观。为了推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则须转变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长期以来的对立关系，探索二者的深度融合路径。文章结合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深度解析二者风格、文化的多元融合，以促进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創新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流行音乐;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7-0062-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41

一、引言

“融合”在音乐领域是一个极具审美意义的概念，其既是对不同音乐文化的包容吸收，也有着对自我音乐文化从容淡定的认同感。正是这样的理论认知，使得西方流行音乐持续散发着独特的吸引力。其实，很多经典音乐、优秀作曲家均离不开“融合”，古典音乐亦是如此。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常被视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其在汲取俄罗斯音乐元素的同时，也融合了西欧主流作曲思维与技法，正是这种完美的“融合”令其作品风靡全球、闪耀出跨越时代的璀璨光芒。这不禁令人深思，如何“融合”方可使我国民族音乐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现魅力？而“中国风”音乐的成功崛起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越来越多的音乐人致力于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为我国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我国自古就有交流互通、海纳百川的精神。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音乐，凝结了各民族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独放异彩。我国民族音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乃我国音乐之根。刘再生曾提到：“传统由发展而来，也要发展下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全球音乐文化蜂拥而至，使民族音乐遭受了冲击，但传统兼容并蓄的精神很快使民族音乐从茫然中走了出来。与民族音乐不同，流行音乐又被称为通俗音乐，其概念最早源自西方，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媒体手段中流传开来的音乐，是一种手段的结果。因此，流行音乐最初并非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音乐行为。

自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歌曲的内容、形式日趋多元，更加深入人心。其节奏鲜明，或轻松活泼，或抒情婉转。演奏多样，音响多变，织体层次简明，手法通俗，曲调顺畅，歌词浅显，易于传唱。其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寄托方式，是芸芸众生的写实记录，也是大众思想的精神指标。无论是重复形式的流行音乐，还是非叙述形式的流行音乐，抑或经验形式的流行音乐，均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生活，但应注意的是，随着艺术的超越性逐步被实用性所取代，流行音乐的本质精神不断失却，并显露出求异、悲观、浮躁等心理[1]。

长期以来，我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均处于互相排斥的状态，虽然，音乐界对民族音乐现状和存在形式争议颇多，但这种争议何尝不是一种发展呢？随着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对各自生存空间的拓展需求，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又无可避免地产生融合，并逐步建立起一种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流行音乐演奏方式、发声方法等新鲜元素的融入使民族音乐重新焕发生命力，更能引发听众共鸣，也赋予其浓郁的时代色彩，为民族音乐形式的突破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民族音乐赋予流行音乐深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个舶来品，流行音乐要想在我国这片土地上更好地生存发展，势必需要扎根于本民族音乐土壤，深度融合民族音乐元素并将其内化，拓展流行音乐的民族特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如邓丽君以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一无所有》，引领“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信天游》等歌曲。若说上述还有一种因利益驱使而追求流行的思想使然的话，那么将流行音乐扎根于蒙古民族音乐根基之上的腾格尔则摒弃了这一思想，在中国流行乐坛始终拥有一席之地，这表明民族音乐正在完成一次质变，流行音乐也在不断拓展空间，这本身便是一种创造，一种基于民族传统并以现代生活为根本的创造[2]。

三、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多元融合

毫无疑问，我国民族音乐应该更具时代精神，而流行音乐更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只有取长补短、互为融合，方可拓展各自生存空间，使之在世界乐坛大放异彩。

（一）风格融合：从“西北风”到“中国风”

黄土文化是我国音乐文化开始的地方，黄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造就了全新的音乐形式——“西北风”。20世纪80年代集浓厚西北风与乡土气息于一体并以星星之火迅速流行起来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等歌曲，使“西北风”引爆全国，为当时的流行乐坛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这无疑是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融合的首次成功尝试，这一尝试突破了传统流行音乐的表达功能与范畴，广大音乐人纷纷主动求变，探索民族音乐流行化的创作手法，给人以意料之外的相容度。它不仅使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亲切的归属感，还真实的感受到黄土的民俗文化。随着“西北风”热潮的消退，港台流行音乐逐步展露头角，部分音乐人开始在创作中融入古诗词句，也为后来“中国风”音乐的形成埋下了伏笔，直至21世纪，以周杰伦、王力宏等为代表的新生代音乐人将古今相参的辞赋古文化、文言文、古诗词化作现代流行的歌词文本，与多种流行曲风相融合，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认同感。以至于这股“中国风”流行音乐发展迅速、经久不息，这无疑是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第二次碰撞与融合，既是流行音乐在我国持续发展下去的突破口，也是民族音乐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入口[3]。

“中国风”音乐被誉为“三古三新”融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所谓的“三古”，即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三新”即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该类音乐擅以新派唱法、编曲技巧烘托氛围，通过怀旧民族背景与现在流行乐节奏的结合，产生婉转、含蓄等多元风格。

在“中国风”音乐中，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多元融合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辞赋古文与流行音乐产生了奇妙的碰撞，演绎成现代流行的歌词文本，如此便使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在文本上重遇，赋予音乐高度的审美意境，再加上傳统民族乐器及古风曲调的配合，赋予流行音乐极具浓厚的民族情怀;另一方面，古代民乐旋律的渗透与现代流行音乐曲调、民间音乐文化的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的立体审美，无论是流行节奏与古老旋律的配合，还是多元民族乐器与西方乐器的融合，均推动了流行音乐与传统民族音乐的共同发展，如陶喆中国风歌曲《Susan说》借鉴了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将现代与古代进行了微妙联系，歌颂了对真爱的执着追求，配合歌手卓越地演唱技巧，使音乐内敛却不乏花腔[4]。

（二）文化交融：音乐审美内向回归

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也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也是我国音乐发展过程中对于审美追求的内向回归。音乐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题材、乐器、唱腔等多元表现形式，赋予流行音乐浓厚的历史色彩与地域文化内涵。

其一，民族题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歌词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写作素材，传唱度较高的民歌更为流行音乐提供了众多的融合题材。例如，萨顶顶的《天地合》专辑撷取缤纷的云南文化元素，从旋律、唱腔、乐器再到服装、配饰，萨顶顶将云南原生态文化借助流行音乐平台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其二，民族乐器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产生了琵琶、二胡、古筝、笛子等丰富的传统乐器，这些经典的传统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为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鲜元素。无论是王力宏《竹林深处》中笛子与中国鼓的运用，还是周杰伦《菊花台》中古筝与琵琶等传统乐器的运用，均营造出兼具时尚与典雅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其三，戏曲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戏曲文化为流行音乐提供了全新的演唱形式，很多流行音乐副歌、间奏等处均穿插戏曲声腔。如近来火爆一时的《少年》经黄晓明京剧唱腔与华晨宇绝美高音的演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惊艳感;接着《大碗宽面》的重新编曲，戏曲唱腔的加入，再经由郁可唯、张含韵等人的全新演绎，进一步凸显了音乐的多元文化，同时创新了传统流行乐的内容与形式，体现了时代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全新的艺术风格。

其四，民族调式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我国独有的民族调式“宫、商、角、徵、羽”，在流行音乐创作时，通过音阶排列结构的调整可凸显民族音乐特色，如周杰伦在其众多原创歌曲中均用到民族调式，如《东风破》、《千里之外》等都采用了五音组成的民族调式，结合和弦变化与节奏的多元组合，产生不同效果的节奏旋律，精准地传达了古典韵味，强化了民族音乐特色[5]。

四、结语

如今，关于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孰雅孰俗、孰褒孰贬的争议逐步偃旗息鼓，全面推进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方为大势所趋。应注意的是，二者融合过程中低俗改编、强行拼凑等问题依然严峻，经典融合音乐作品相对较少。部分融合音乐虽优秀却因小众化而缺乏足够的传唱度与影响力，这些均无益于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深度融合与传播。可见，关于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广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奏[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2]李娜娜.为谁歌唱：彝族原创流行音乐的价值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07）：86-89.

[3]   颜晓辉.浅谈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J].音乐创作，2011（04）：112-114.

[4]   陈曦.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情结[J].人民音乐，2011（05）：82-83.

[5]   张晓霞.浅谈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因素与流行音乐的结合[J].电影文学，2009（18）：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