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经》在中国流传千载，历久弥新而又风雅不绝。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的音乐价值也不可小觑。《诗经》本身就是配乐演唱的，由于记谱法的滞后，后世研究只能从文字记载中了解《诗经》唱诵。因而对其唱诵的传承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诗经》;诗词唱诵;传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4-0005-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4.003

一、《诗经》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歌辞总集。其中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者《诗三百》。西汉时被尊称为儒家经典，史称《诗经》。

周朝设有乐官“采风制度”，即派遣乐官到民间各地采集歌谣，并将其陈之于天子，使统治者能“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诗经》所涉地域十分广泛，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远及长江、汉水、汝水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经秦火后，至汉得到复传，分别为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以及鲁人毛亨的《毛诗》。魏晋以后，前三家先后流失，现通行的《诗》为毛亨所传。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指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又称十五国风。其多属民间歌谣，大部分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是《诗》中的精华。

“雅”是西周王畿一带通用的乐调名，周朝人往往把京都地区的乐调看成是正声。共有105篇，分为《小雅》和《大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内容大多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诗。

“颂”主要是一种宗庙祭祀的乐歌。配合乐器，采用皇家乐调，而且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样式。“颂”诗共40篇，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故又称“三颂”。其内容多是对祖先神灵报告王侯功德的赞美之辞。

二、《诗经》与社会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全方位地展示了周代的社会生活。

西周社会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其等级划分较为明显。其中，庶人从事农业劳动，并且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通过《诗》等文献，可以了解周人的农耕事业的成就。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形的作品，例如《臣工》《豐年》等，这些属于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而在《茉莒》《十亩之间》等作品中则反映了劳动人民在重压之下的艰苦劳动。

商伐崇伐密的胜利以及一些祭祀诗，诗中的祭祀主体一无例外地都是天子，如武王周时期为适应部族的统治需要，实行分封制。西周时这种分封制已经高度成熟，即“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分封制看上去井然有序，实际上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士大夫的控制有限。以至于后来出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最终“礼崩乐坏”。《诗》中也有大量以战争、徭役和离乱为题材的作品。如《破斧》《东山》等作品，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还有颂扬创业功绩的史诗。如《绵》写的是古公亶父在岐下建国立业的事迹，《皇矣》主要歌颂周文王、成王，祭祀主体也就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

此外，婚姻爱情题材的诗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内容也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诗，如《关雎》《蒹葭》等;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族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如《桃夭》。因为西周是宗族分封制社会，维系宗族血缘关系要靠婚姻制度。而西周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已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礼仪。即使当时有原始婚姻的遗风，但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礼教的影响更为根深蒂固。

三、《诗经》与音乐

“风、雅、颂”三部都得名于音乐，其歌词内容朴素自然，多用“比兴”。表演上，多以独唱、对唱、人声帮腔等形式进行。从篇章中不难发现《诗经》其中的音乐性。基本上是以四言为节的齐言体，又间有杂言形式，整体整齐划一而灵活多变。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从“风、雅”的重沓反复规律中总结出十种曲式类型，分别为：一个曲调的重复;曲调重复之前有引子;曲调重复之后有尾声;曲调前面或后面加上副歌;一个曲调重复中间，并作局部变化，又称“换头”;两个曲调各自重复，联接构成一个歌曲;两个曲调有规则地交互联接成一个歌曲;两个曲调不规则地交互联接成一个歌曲;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其后有一个总的尾声。①

《诗》中运用了一种音乐手法“乱”，孔子提到：“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孔子善乐，并且十分重视《诗》，总是启发学生读《诗》。他极其重视礼乐教化，强调礼和乐相互配合，以巩固国家统治。《诗经》产生于周代礼乐制度下这一历史文化土壤之下。《荀子·礼论》提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由此可知，礼乐制度是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用礼制来明确等级，区别贵贱。因此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周代上层社会在举行政治、军事、娱乐等典礼上，按照参加者的宗法等级配以不同的音乐，其中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和用乐规定，不得更改。

书中有许多关于乐器的记载。比如丝类乐器中的七弦琴，“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匏类乐器中的龢，它是小笙的前身，“吹笙鼓簧，承筐是将”等等记载。由此可以初见周代用乐的丰富。

但是由于记谱法的滞后，《诗经》乐谱并未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诗经》乐谱是《风雅十二诗谱》，记于《仪礼经传通解》中。相传是南宋进士赵彦肃所传，唐开元年间所用，采用律吕谱记载。黄钟起调，黄钟毕曲，一字一音，不详细记载节奏，最早共收录12篇。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载录的诗乐谱后留有一段话：“诗词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词虽存，而世荚能补为此蚊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局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夫宜然战，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障俊知乐者考其得失云。”②这一段文字对《风雅十二诗谱》一字一音的形式及调式调名提出了质疑，并且对于此谱是否真正来源于周代也有疑虑。这也成为后世研究考证的一处疑点。

虽然《诗》的乐大都早已失传，但是孔子极力推广的“《诗》乐之教”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作为一种礼乐符号而延续。汉代时，以儒学为经术，尊《诗》成为“经”。到唐代，地方官宴请新科举人便设“鹿鸣宴”，用诗经中的《鹿鸣》配以吟唱。可以说《诗经》陶冶了文人君子，并且在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中占有重要一席。

四、诗经的唱诵传承

萧友梅曾在他的《复兴国乐之我见》一书中提到：“考我国旧乐之丰富处，不在于理论乐律，也不在于乐器与演奏技术，而在于词章与曲谱”③的确，古词与古曲是我国旧乐的灵魂所在。《诗经》乐谱由于年代久远，现如今可考的材料都是通过文字叙述，没有最初的乐谱留存。不过，在现代随着对文化经典传承的重视，人们也逐渐在复兴诗歌唱诵这一传统。

如今，诗歌唱诵在中小学素质教育当中普遍起来，越来越多的教师关注古诗词唱诵。2017年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副教授李涛老师举办的古诗词唱诵音乐会大获好评，旨在古诗词的普及。李老师认为通过对古诗词重新谱曲，更易于青少年记忆。这次音乐会有幼儿园、小学、初高中的四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参与进来，以合唱的形式演绎课本中的经典古文诗赋。而这种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对演绎经典有了新的见解，同时能让他们感受到团队协作的力量。在合唱中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并且调整自己的声音。课文中的古文诗赋能流传至今，其文学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加以新的配乐，为现在的古诗词推广与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201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合。在注重节目时代化表达的同时，也将深度挖掘诗词背后的内涵，为现代文明追本溯源，树立文化自信。其中有三位歌手选择了《诗》中的篇目，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事实上，《诗经》本就是配乐的歌词，可诵、可奏、可歌、可舞。诗经乐谱使用场合与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即宴给仪典、祭典与会饮。这三大类中，宴飨仪典主要指在乡饮乡射中诗乐的使用，在条典中即为释奠礼或者释菜礼中的使用，而会饮指的是在文人雅集或者日常的会游中诗乐的使用。它的创作本身就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紧密相连，因此具有很高的传唱价值。不过约在秦朝“焚书坑儒”后，其曲调渐渐失传，才成为纯粹的诗歌形式。如何在现代社会继续传承和发展《诗经》唱诵，成为一个新的热议话题。

若要传唱《诗经》，首先可以从有一定民歌基础的地域入手，寻找传唱人。在湖北省房县，诗经民歌已经传唱两千余年。当地的农民自发组织了诗经民歌演唱团体。当地故有好歌善歌的民风。并且房县是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而尹吉甫正是《诗经》的采集者、编纂者之一。加之房县是《国风》中“周南”一章产生的地方，所以许多房县老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其传承下来，特别是其中的《关睢》这首诗，更是被人们反复咏唱。因此，从有历史渊源的地区采风，可以获得新的音乐灵感。

其次，用古词填新曲的方式，重新为《诗经》唱诵谱曲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方式。正如《经典咏流传》第一季节目中，歌手金志文与湖北房县诗经民歌演唱团的老中青三代传人一起合唱《关雎》，正是运用古词结合中国风流行乐的跨界尝试，并且得到在场评委观众的一致好评。与时俱进，融入现代审美是传承文化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将中国优秀的文学经典推广出去，需要在传统上加以创新。正如西方音乐一样，它的风格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审美风格。古词新曲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唱。

第三，探索新的传承载体。在时下这个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诗经》不再限于二维空间中。从前只能从纸质书本上阅读《诗》，现在人们倾向于多元化的了解它，例如舞台艺术、影视作品等。上海音樂学院院长廖昌永教授曾在专访中提出：作为中国艺术家，有责任让世界聆听中国艺术歌曲之美。不过演绎难度也是肯定的。如《诗经》这样的古诗文，只有理解了文字背后的内涵，并用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这样的演绎才能深邃而有感染力。多元的载体可以给观众提供可视可感的渠道了解《诗经》及唱诵。

五、结语

《诗经》是我国音乐文学的光辉起点，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整理国乐，推广国乐，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下一代人的艺术启迪与熏陶，让下一个百年充满期待。

注释：

①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57-61.

②朱熹.仪礼经传通解[M].四库全书，宋代：卷十四.

③萧友梅.复兴国乐之我见[M].1939.

作者简介：陈怡文（1999-），女，汉，湖南长沙人，大学本科双学位，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