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学研究著述颇多，但结合作者和时代特性，有一处仍被学界忽视：其笔下的女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智”特征，既与张爱玲的知性才气迥然不同，又和其周围知识女性如母亲、姑母、同学等大异其趣。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傳奇》可以看成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女性的社会问题大全。女学生这个群体作为当时社会的潜在知（当时一般写作异体字“智”）识分子，亦和张爱玲本身的身份背景相契合，是《传奇》这一张氏经典中的多数。无论是《传奇》这一时代辑录中的反智特点，还是张爱玲本身对于知性的理解和灌注的复杂情绪，其关注度均比较低，远不似张氏小说的封建传统、情感关系、性别等主题。

本文通过互文分析等，首先梳理和归纳文本与作者经验之间的女性知性差异，其次通过回顾学者的研究思想，分析其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女性苍凉这一象征背后蕴含的丰富潜意;然后，结合当时上海的都市特性，引入一些西方现代性的观点，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张氏文学所呈现的复杂现代性意涵，即女性苍凉与上海现代性另册的双重叠加，以全面阐释其“反智”女学生这一群像所独有的性别焦虑及跨时代意涵;最后，简要结合影视学术现状，对张氏作品再现主题提出展望。

一、女学生群像

《传奇》既是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又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女性的社会问题大全。张爱玲坦言喜欢取材于自己熟悉的事务——“各有其本”，在她刚刚踏出大学门坎投身社会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她的笔下自然而然地描勒出了一幅女学生群芳图——细看《传奇》里的主要女性人物，除了普遍具有年轻的特征，不少还持有女学生的身份，这其中不乏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女学生群像作为当时社会的潜在知识分子，亦和张爱玲本身的背景相契合。但是，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和她自身、和其他知识分子探讨的女学生有很大差异。

张爱玲是没落贵族之后，她真正成长的学生时代——20世纪30年代，女子教育已经取得很大程度的发展.根据相关历史研究，自1907年政府正式承认女子学校的合法性以来，兴女学的风潮已经迅速由宗教团体的带领转向各种团体（包括政治团体）的引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女子教育已经由一开始上层社会家庭的个人“奢侈品”变成了以知识分子号召和带领的普遍国民教育之一。然而，女大学生（包括专科学校）仍然是其中的少数群体。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计5 210名女大学生，另外真正顺利完成全部中学学业的女生也不多。她们明显属于社会少数。再看《传奇》里的主要女性角色，这社会上的少数却构成了《传奇》里的多数：从《第一炉香》的葛薇龙，《琉璃瓦》里面在“大学读了两年书”的大女儿峥峥，《心经》里的许小寒，《金锁记》中的长安，《茉莉香片》里面的言丹朱，《花凋》中的女子郑川嫦，《封锁》中的吴翠远，到1947年再版时补加的《红白玫瑰》中的红玫瑰王娇蕊和《鸿鸾禧》里面没有明确讲到学生身份、但基本可以推断有念书背景的书香之家的女儿邱玉清。这其中不乏较高教育背景的女性，如大学教员吴翠远，尽管“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

受过高等教育、中西学双重洗礼的张爱玲，本身作为一个书女和才女，对教育和文学为代表的知识领域十分熟悉。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孤岛时期，她还是依靠文学来获取生活物资和经济独立。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和作家偏爱才子书女的形塑是非常自然的就地取材行为，即便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越是正面有魅力的人物越是能够谈词作赋甚至参禅论道（典型如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偏一点的人物如香菱也是要努力学诗的），相反，越是身心猥琐不堪的人物越是不言诗词（薛蟠、贾环等）。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诗词歌赋和才学、知识基本上是可以划等的。

但是，《传奇》里面没有这样的情形。女学生作为当时社会运动的积极探讨者、参与者，作为知识界不断壮大的新生力量，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却是一群知性“失语者”——她们谈风谈月谈男女，几乎闭口不谈读书、学绩和社会问题。这和影响张爱玲至深的《红楼梦》以及当时很多其他知名作家笔下的才气人物形成较大反差。

本文从这样的分野探讨几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书女才女的笔下，为什么这些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女学生有着集体“知识叛逃”的特质？张爱玲是运用怎样的写作策略来建构的？她们身上有哪些不同于一般五四女学生或者说其他知识分子探讨的“新女性”的现代性和文化意涵？接下来，本文将论证身份层面的女性苍凉和社会历史层面的另册现代性如何共同叠加，交织出这样的女学生反智特征。

二、苍凉的手势：从学校到“新娘学校”

从张爱玲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似乎就隐隐昭示着一种女学生的叛逃潜质——葛薇龙这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揣着凑来的学费，以完成学业的目的“上山”，一开始颇有破釜沉舟和独上梁山的凌然气节。小说文本写道：“她（指葛薇龙的姑母）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不出三个月，“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瘾了”，即使决定离开，也毅然觉得“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

对于这种倾向，《花凋》里面的表述更为直接：“她的家对于她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严格的训练。为门地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家里虽学不到什么专门技术，能够有个立脚地，却非得有点本领不可。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

家庭成了新娘职业技能专门学校，那学校和其附带的社团则往往变成了新郎物色学校：葛薇龙一开始在唱诗班看上大学生卢兆麟，峥峥在一开始希望在大学里自己“拣”一个好的，红玫瑰王娇蕊在伦敦大学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最后却“手忙脚乱的抓了个士洪”，段绫卿直言“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我是‘人尽可夫的”……至于男女学生恋甚至师生恋情，其在长安、言丹朱、许小寒、吴翠远、英国玫瑰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较有嘲讽意义的一点，是谈及教育的重要性和对女性独立的意义时，小说里往往是由毫无学校教育背景的母亲来论述。当长安决定退学、告诉母亲曹七巧时，小说《金锁记》写道：“七巧脱下一只鞋来，顺手将鞋底抽了她一下，恨道：‘你爹不如人，你也不如人？养下你来又不是个十不全，就不肯替我争口气！连没进过学堂的郑夫人也会用‘新名词发表观点给准女婿听……从小我就对她们说：‘好好念书啊，一个女人，要能自立，遇着了不讲理的男人，还可以一走……”

这些语言和大学女教员吴翠远说出的话“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形成强烈对照，但殊途同归地可以被视作女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反知性和教育的论述。学者林幸谦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母亲这种叮嘱意味着她们自己在寻找女性主体，“因为种种内外在因素而无法实践……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这是一种压抑的纾解和转换。

结合张爱玲本身的境遇，这一重嘲讽也有丰富的意涵。张爱玲的性格和行事风格虽然比较孤僻，但是不得不说学校教育和饱读诗书的经验让她获取了人生最初的自信和憧憬。在《我的天才梦》里，她说：“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本身是新派女性的代表，反对封建婚姻并受到五四思潮影响、出洋留学，之后可以说一生漂泊，是现实版本的“娜拉”。对于母亲的学业和她自己的学业，张爱玲描述说：“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

可以说战争，或者以战争为首的乱世洪流，加上宗法父权和铁闺阁对于女性婚姻的压抑，很大程度上“打翻”和扰乱了求知所必要的宁静和独立感，直接起来就如战火烧掉成绩单一般，间接起来如母亲“睽隔”女儿一般让她更注重外形和仪态的发展。

但是，张爱玲并不是顺理成章或者说积极乐观地把女学生留在“新娘学校”里的。在她看来，退学或者放弃求知的过程如同一个“苍凉的手势”。不仅是退学，当时街头巷议的娜拉的出走在她看来也是一种“苍凉的手势”。这里不妨将《金锁记》里面长安的輟学和《娜拉》中的出走做一次“互文”阅读：“她的朋友们，她所喜欢的音乐教员，不久就会忘记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来了半年，又无缘无故悄悄的走了。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

一种静态的姿势比喻“手势”和未知未来的图景“苍凉”结合起来，形成张氏独特的女性心理反射，也是阴性书写中表达阴性荒凉的一个张氏标签。离开学校和社会回到“新娘学校”是苍凉，出走寻求独身自由也是苍凉。这似乎有一种表面的矛盾性，然而这份心理描述是接近张爱玲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另类争取和现代性反射的一种特殊途径，亦是其文本独特之处和复杂之处。

三、走到楼上：两种另类（女）知识分子

人们不妨将这两种“苍凉”看成张爱玲内囿主题最笼统的描述——辍学和放弃求知在她看来固然是一种寻求主体而半路夭折的牺牲，然而同样地，如学者李婉薇分析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独身的自由已不是女性主体的表现”。和苍凉的心理搭配、平衡和协调起来的是“眼前的琐碎”，不然这份内心的放逐是很难堪、危险和难以收束的：“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锁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第一炉香》）

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琐碎物质的把握几乎成了唯一可靠可行的内囿心理的通路。相似的把握眼前细碎物什的女性心理活动在《传奇》中有很多，可以说这群女学生是生活在各种物什堆里（包括金钱、衣服、饰品、古玩、宠物等）而不是书堆里的，这里不一一赘述。概括地说，这种把握具体的、眼前的琐碎的能力是一种现实把握行为和无边压抑内心之间的折中选择。某种程度上，张爱玲是偏爱和选择了这样的折中主义，作为女性主体和他者之间的一种平衡途径——如果说之于男性社会（包括学界）她们是“他者”，那么之于器物她们至少是主体。“上楼”这个比喻很好地概括表达了这样的选择和偏好。张爱玲散文《走！走到楼上去》写道：

“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而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走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传奇》里的女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上楼”姿态，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写作策略的“‘例外之丰富”。且看“做太太”的葛薇龙、峥峥、王娇蕊、邱玉清，“做花瓶”的长安、郑川嫦，想“改编美国的《蝴蝶梦》”取代太太的许小寒，“做梦”的吴翠远、言丹朱……似乎缺少一个专注和发展其他爱好的抄书者、收集钱币者。结合张爱玲的经历与描述，不难发现，以她的姑姑和母亲为代表，可以构成最后一个类型。这类人物在她看来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诗与胡说》里她称“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轻性”体现在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等特质。

总结起来，选择上楼姿态的知识女性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张爱玲点明的“轻性知识分子”，另一种则是《传奇》女学生群为代表的叛逃型知识分子。虽然两者都是不甚规范的说法，但是因为和传统、正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夏志清总结的具有“感时忧国”（政治）情怀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分别，因而有其探讨意义。

学者倪文尖在《“轻性知识分子”与张爱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侧面》一文中指出：“张爱玲及其周边的‘轻性知识分子，也有一套有关中国‘现代的想象与实践，只是长期以来被‘打入另册而已;这样一种属于‘另册的中国“现代性，对于中国未完成的现代化工程来说，是那些属于‘正册的现代性的重大补充和“互文本，应该具有不可忽略的启示作用。”

笔者认同这样的“另册”并非反政治和社会变革面向的主体“现代性”，并且认为小说里的叛逃型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现代性多面体中的一面。张爱玲某种程度上对这两种女性“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她对“正册”知识分子的排他性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左翼文学和谈意识形态的阵营。在《论写作》里，她把这些归纳成一种“男人病”：

“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了。”

那么，这种非“男人病”的、另册的现代性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如果说，张爱玲对于历史/民族国家论述的排他“显示了她‘对（男性）历史的不信任”，那么同样的逻辑，她对知识教育论述的疏离也包括了另一种对于（男性）教育/知性建构的不信任。另外，她笔下的善于计算、恋物的女学生既通过计算和物什重获部分主体性，又是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都会孕育的现代产物。

四、小结：另册的现代性

《传奇》里，女学生群像共有的特性——知性的放逐、无边的女性压抑和“他者”通过物质把握的折中、反转策略——是笔者前面文字所总结的。最后，讨论的是如何從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大环境，特别是其现代性的哪些面向予以解释。

首先，对于当时的上海而言，什么是“摩登”/“现代”的“女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问题——不仅因为“现代性”这个课题自身的广大和开放性，还因为“女学生”的所指既包括性别又包括一定的知性（或“智识”性），是双重变数。

即便如此，张爱玲在她早期的小说文本中流露出的独特的形塑方式——不同程度的“反智”与知性缺失，内囿心理的压抑和物质消费的通路，成为她和多数同时代作家的明显分野，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性这个母题。学者李欧梵在引述夏志清分析中国现代作家探索现代性议题时总结：“有少数几位中国的现代作家，的确曾试图把中国的景象视同现代人的环境;但大多数作家选择不如此做，因为，如此则等于进入世界的‘象牙塔——在民族与时代濒临危急存亡之秋时，这样的艺术‘逃避，是不负责任的行径……”

张爱玲无疑是少数之一。

从大的维度看，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议题本身可以有两个角度的理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将思想启蒙如科学、民主、自由、权利、进步等概念的发展看作现代性的积极表现主体，那么，受制于物质文明发展而在城市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人的精神、心理问题则是现代性的消极受体。《传奇》里，女学生的知识叛逃是她们集体阵营叛逃（从主体到受体）的一个线索，也是一个隐喻。张爱玲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受者的现代性，体现在男性身上，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振保——“张爱玲是在塑造一个典型人物，他所代表的是城市庸众的，受者的现代性”——远没有《传奇》中女性群体来得多和彻底，尤其是将她们放置于学者李欧梵所总结的一种上海都市文化之下的时候。

女学生她们的知性与反智命运、都会心理，本身充盈着一种自然的批判性和戏剧冲突之感。遗憾的是，无论是张氏作品集大成之《传奇》众多篇目，还是其中呈现的大规模的女性反智特点，乃至其背后蕴含的女性苍凉和另册的都市现代性，在舞台或者影视等媒介平台再现时均远不及男女情爱角力、婚姻道德关系的主题。影视改编的作品最主要是《色戒》《半生缘》（《十八春》）《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而通过核心电影研究期刊检索“张爱玲”发现，除了《色戒》的文学和电影讨论占到大半之外，知识性和都市精神压抑等现实主题鲜少被挖掘。因此，无论是《传奇》中的作品，还是将焦点聚集到女主角群像所呈现的主题张力，均有更多更大的潜能可以挖掘。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罗乐（1987-），女，四川成都人，博士，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电影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