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兰梅 谢亚丽

中国现当代小说多倾向于采取宏大历史的叙事，比如，茅盾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当代作家莫言、李锐、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张炜、毕飞宇、刘醒龙、尤凤伟、铁凝、阿来等作家都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出有影响的叙述乡村历史的小说。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宏大叙事受到作家们的重新审视与多向思考，不少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不断探索如何让宏大叙事摆脱僵化的创作模式，融入新时代的质素，进而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出生于1954年的湖南作家陶少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201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延续了宏大叙事美学传统的同时又呈现出向日常叙事倚重的新质。

《百年不孤》以湖南的“双龙镇”为背景，塑造了岑励畲与岑国仁等崇德向善的乡绅形象，表现他们在政局更替、社会动乱的时代中一直坚持自己纯良美德的可贵操守，折射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赞扬了对中国善德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目前，学界对于《百年不孤》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较少，约有10篇相关论文，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乡绅形象的塑造、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乡土的伦理道德与精神内核以及南方乡村与乡土中国的一体象征意义。仅有学者林稚晖的《乡绅人格及其生存常态的突破性建构——论陶少鸿长篇新著〈百年不孤〉》与夏子科的《世纪乡村及其记忆伦理——读少鸿新作〈百年不孤〉》涉及作品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场景，认为该小说反映了一种家园的日常性，但是对于小说表现出来的这种日常性的探讨只做了蜻蜓点水般的略写。本文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百年不孤》在宏大历史叙事下的新型日常叙事有何独特风貌以及作者又是采用何种表现方式呈现这种日常性的，并将《百年不孤》的日常叙事放置在中国文学的日常叙事传统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探索其审美观念与新生质素，以期能给21世纪乡土小说建构大历史下的小叙事的相关研究做一点工作。

一、宏大叙事包裹下的日常叙事

小说在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对于日常叙事的关怀，重视其中一方则会偏废另外一方似乎早已成为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但是，陶少鸿在《百年不孤》中做到了将日常叙事力求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与时代社会的波诡云谲结合起来，用宏大叙事的外在表现形式包裹住个人视角的日常叙事。这样一种“深浅结合”的复合叙事模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日常叙事挤压历史叙事、个人生活与命运的发展掩盖历史事件穿插的整体印象。日常生活无外乎是由客观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主观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两者所构成的，它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直接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日常叙事在学界并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一般认为日常叙事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将人的日常经验与复杂情感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叙事类型。《百年不孤》中，日常叙事的独到之处在于在宏大历史叙事的背景下反映日常生活的两个世界时总是以一种温情的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美化。

（一）重大历史事件演进中的客观生活诗意书写

《百年不孤》站在当下，以时间纵向推进为主线，对国民革命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跨越的中国百年历史进行了回顾，不时穿插着湖南地区发生诸如文夕大火、常德会战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呈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是，在大历史事件推进过程中，其与以岑家为代表的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相交织，并且小说表现日常生活选取的都是乡村生活里诗情画意的一面。作家在作品中虽然交叉地谈及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大历史对乡村生活的影响近乎于无，一个自在自为且风俗化的生活空间被作家用文字建构出来。

首先，小说中的双龙镇被描绘成一个“雪白桥黑，船移谷静，炊烟无风也袅袅，檐角翼然亦欲飞”的静美的似乎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岑国仁为了躲避外面世界的动荡更迭而回到这里。然后，小说写到充满浓郁地方风俗的田园风光：乡人自行组织“开秧门祭拜谷王，祈求五谷丰登”的民间活动;乡间双龙镇逢十的“赶场”;但凡有野物出现危害庄稼，镇里人必定自发地“赶山”;自发参与乡村的婚丧嫁娶仪式等。尤其在触及乡村妇女林小梅不符合伦理、野性大胆的爱时，小说没有分毫高高在上的道德指责，而是以一种肯定、欣赏的态度用源自生活自身的世俗生活法則刻画出一位性格热烈、为人泼辣、情感主动的女性。这种风俗化、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人物日常生活构成的有机部分，作者用一种诗意的眼光建构着自己的故土，让读者走进一幅乡土风俗画中。

另外，诸如抗战胜利之际“岑国仁叫饭，请母亲亡灵共同进餐”“岑国仁盯着酒盅，酒盅里的酒隐隐约约浅了下去的喊魂”等神秘热烈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抽旱烟”“来客打荷包蛋”“务农”等惯常反复的日常生活细节交织成富有魅力的乡村景观，这也绝不完全是受制于乡土题材的规约，而是日常叙事层面的刻意选择和用心安排。作者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体察与提炼融化在叙事中，建构起一种日常叙事所特有的缜密细腻的叙事风格，甚至出色的细节描写能够成为日常叙事的“故事成分”，正如学者李梅在论及日常叙事时的评论：“细节描写是日常生活叙事美学的‘肌体，它使故事丰满、充实、回味无穷。”

（二）宏大历史潮流裹挟中的平凡人物的复杂人性展示

按照惯常的人物分类标准，作者在《百年不孤》中塑造了好人、坏人与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人物三种类型。

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是岑励畲与岑国仁，他们一生做好人，行善事，遵守祖辈传承下来的耕读传统。尤其在塑造岑国仁的过程中，作者摒弃了好人描写的性格单一化而从复杂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好人有血有肉的平凡性。岑国仁并非一出场就高度认同父辈崇善尚德的为人处世原则，在义仓遭到哄抢之时反驳父亲：“义仓以后再说吧，你开仓济灾，那些人不仅不感恩，还哄抢你的财产，想来就气。”之后才在父亲的熏陶教育和自己的道德实践下逐渐将行善的价值准则内化为自己的内在品格。

坏人形象的典型代表则是无赖流民廖光忠，他恩将仇报带领灾民们抢救济他们的岑家，并失手害死了岑国仁的母亲。可是，在作家笔下，小说并没有给他画上黑脸谱，而是在情节的推进中给予了他这个丑陋人物以救赎的出路，写到他在受到岑国仁多年以来行善积德品质的感染后主动认错：“人哪，有时免不了做混事，虽说不是有意的……真是对不起了。”后来，岑家父子遇到困难，他照顾岑家父子，承担挪用公粮的责任，邪恶的人物设置在作家温情的笔下反转性地显露出高尚、善良、有情有义的一面。

对于中间人物岑佩琪，作者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态度，而是把他一反家族仁德、陷入政治狂热的行為归结为扭曲时代特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并让其最终以祭祀祖辈的行为获得乡土的重新接纳。作家延续了前辈沈从文建立“人性希腊小庙”而在湖南日渐形成的美学传统，在《百年不孤》中采取审美化的视角观察乡村的人性与人情，用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笔下的各类人物，使其带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家塑造了在任何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始终能够坚持家族传承的处世原则和自己内心道德信念的善良乡绅形象、原本性恶却在善行感化下逐渐向善的地痞流民以及在混乱时代因权力欲望迷失了自己而背反家族美德的不肖子形象，一方面说明了时代历史对于人的影响，一方面又进一步以人在宏大历史潮流中的坚守与改变等自身能动性证明了传承传统善德文化精神的必要性与对人及其社会的改造性。这种沿袭20世纪初期“为人生而艺术”即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创作理念，是一种家国叙事才有的关怀，小说为改善逐渐变质的人心，强调传承传统文化美德的宏大写作意图，形象地叙写了作家笔下三类人物的复杂人性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命运选择。

二、《百年不孤》中的日常叙事方式

日常生活叙事风貌的呈现与特定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角等有着必然的联系，而《百年不孤》中恬淡优美的日常叙事风貌离不开有选择性的日常叙事时间、视觉化的日常叙事场景这两大突出的叙事方式。

（一）有选择性的日常叙事时间

《百年不孤》同样具有叙事文本所具有的双重时间性质，但是它在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之间有着明显的由个人审美导向的偏重选择。故事时间是指所述事件发生所需要的实际时间，话语时间是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百年不孤》无疑是按照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历史时序来推进故事情节的，但是在整部小说中，叙述者不断打破故事时间的“自然时序”并将话语时间的叙述重点从历史大事件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展现。

全书一共三十八章，但是仅有八章的显在标题和具体内容明确表示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如第二章“卧龙岭上下来的人”、第十四章“信、飞机以及牛”、第十九章“鸠酒”、第二十章“新时代旧相识”、第二十五章“土高炉与婚姻”、第二十八章“包产到户”分别对应着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运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代内容。作家对于这类时代内容的处理通常是把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浓缩成一些对话、回忆和心理描写甚至是直接作为一个大背景来重点写大背景下的乡村人事与日常情感。其余的三十章则用了极大的笔力叙述本该不必如此细谈的事件，如“回家开秧门”“送亲”“冲喜”“丧事”“合长生，做大寿”等乡村的日常琐事。耗时本身较长又极为艰巨的国内外战争与时代变革在作家的叙述下得到了极大的简化和背景化，并且顺时序的出场不断被双龙镇的日常生活与岑家的日常活动所打断，使得故事实际时间被压缩，将近于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不到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展现给读者。对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如生老病死、丧葬嫁娶、节庆活动和吃穿住行等本身实际发生时间短和不需要过多篇幅叙述的琐事，叙述者却用了与之不相称的话语时间详细地讲述。

由此，作家通过控制、安排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结构，将其表面上以历史串起线性故事、实际上更看重日常生活的琐碎讲述的叙述意图和审美趋向凸显了出来。

（二）视觉化的日常叙事场景

叙事场景视觉化的追求贯穿小说始终，比如，小说中写到岑国仁辞官回家与父亲在庭院谈话的场景：“夜色模糊了天地，三五只萤火虫飞来飞去。父亲的水烟壶咕咕作响，烟锅忽暗忽红。栀子花的暗香与烟味羼杂在一起，悄然透入他的肺腑。往墙头上方望去，卧龙岭墨黑的山脊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天地如此安详静谧，但是想到莲水与双龙河交汇处那片沙洲上的斑斑血迹，他背上还是阵阵发凉。”这里运用了光、影、色的详细描述，刻画出夜色浓黑、庭院清寂、父子夜话不知如何说起的具象化场景和岑国仁面对朝不保夕的动荡时局时内心的恐慌。这种具象化的叙事场景描写使得读者能够把握住岑国仁因终日生活在县长身边而亲历血腥的紧张心态、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双龙镇相对远离政治浪潮而能容纳归乡人心灵的精神原乡位置。这就为岑国仁回家接替父辈履行地方乡绅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引导民风教化人心的职能这一情节的发展做下长远的铺垫。又如，小说写到林小梅被何大润欺辱却只能忍气吞声回到菁华堂的场景：“月光映照在马头墙上，一片惨白。被高墙所包围的菁华堂仍然是又黑又静，死水一潭。林小梅跨进院门时，感觉自己被一张黑洞洞的嘴一口吞没了。”这些极具面画感、生动形象的叙事场景扑面而来，将林小梅的悲惨境地与菁华堂的吃人性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能够与人物感同身受。

类似以上的叙事场景比比皆是，如放牛、划龙船、摘刺儿泡等，作者运用叙述性的话语将现实境况和人物情感状况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这种描述在整部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三、《百年不孤》对日常叙事缺陷的弥合

日常生活叙事调整了意识形态主导下作者与读者之间宣传与聆听、教育与受教的关系，彰显了文学自身的独立审美功能，更是一种贴近人们生活的当下之物。废名、沈从文、郁达夫、萧红、苏青、张爱玲等作家都曾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先后承续着这条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细流，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常生活叙事不断受到压抑、批判、改造甚至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断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常叙事因贴合人们的生活追求再度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和公开青睐，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带来的市场繁荣，其后崛起的年轻作家深切地感受到物质占有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并沉迷于其中恣意地狂欢。由此可以看出，日常叙事在反抗宏大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容易走向某些新写实小说单纯记录人们衣食住行、反映世俗生活庸碌苟且和苍白无奈的一面，或又如某些新生代小说沉溺于世俗欲望与身体消费的泥潭。

《百年不孤》中的日常叙事模式既保留了日常生活叙事的核心关注层面和本质内容，又通过对于国家大历史的书写和对时代更迭与社会变革重大命题的思考，避免了日常叙事艺术视野的相对狭窄琐碎和作品流水式记录而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形而上层面未深入进行思考的弊端，更是对极端私人化欲望化的阅读噱头时刻保持着一种警惕性，没有在触及人性情感欲望之际丧失自己的精神立场，而是从民间世俗生活原则考虑去书写乡村情爱，更重要的是作家用充满诗性的想象描写了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场景。

陶少鸿在接受学者张文刚采访时谈到自己受到乡村生活经历的极大影响，“虽然在乡下只呆了八年，但那是我的青春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乡村生活于我来说，最大的获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最紧密的联系”。正是八年之久的乡村生活经历使得他在感知与书写乡村世界时能够用一种诗意把握住乡村日常生活与自然生命无所不包、复杂无比的样态，呈现出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叙事的倾向，建构出文本中别具特色的诗意乡土境界。陶少鸿以自己从乡村获取的真切的生命体验关注那些被历史湮没的日常生活并进行美的挖掘，用“深浅结合”的复合模式将日常叙事放置到历史进程之中，实现了将宏大叙事的长河同日常叙事的细流相交汇，在讲述宏大历史与进行日常叙事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与互补的关系上处理得极为成功，是对于那些单方面只呼应时代抽象空洞而缺乏人文主义色彩的宏大叙事或者只停留在个人日常世界感性抒发和飘浮于生活表层的文学作品的超越。作品的整个情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拨开了一些新写实小说上方密布的乌云和笼罩在某些新生代小说周围醉生梦死的乌烟瘴气，从而为日常生活的现实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理想光芒和精神家园。可以说，《百年不孤》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健康的、本质性、更深层次的日常叙事在新世纪的勃发，它以一种改良的方式接续了日常叙事这条河流，但又巧妙地规避了日常叙事对崇高意义的无下限消解。

无论是宏大历史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其本身是没有什么过错与高低而言的，它们都是特定时代传达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艺术样式，关键在于作家在运用两种叙事方式时是否怀着精神的承担与理性的思考，单一地鼓吹重新回归概念化的历史叙事或者继续沉浸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种极端，如何实现两种叙事在文本中的融合互补与良性协同发展才是学界应该考虑的问题，铁凝以《笨花》、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严歌苓以《第九个寡妇》以及陶少鸿以《百年不孤〉这部长篇小说都给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艺术表达方式。

（长春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付兰梅（1972-），女，河南商丘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