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余隋怀，张树生，初建杰，胡宇坤，寸文哲，王 卉

(西北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与人机工效工信部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72)

0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已成为一种新的制造范式并得到广泛应用。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新模式，有助于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的智能化与数字化发展[1]。在网络化协同制造过程中，各企业主要通过共享能力和资源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即需要分布式资源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共同完成目标任务[2]。因此，面向任务建立的虚拟团队，其作为一种由跨不同时空和文化差异的成员组成的以技术和知识为支撑的临时性协作团队，具有资源利用率高、成本低、灵活度高等特点，目前已成为解决网络化协同制造问题的必由之路[3]。然而，由于虚拟团队在协作过程中缺乏物理和社会线索，不能通过感官去察觉彼此的表情和声音，仅能通过沟通去试图理解对方的表达，协作效率普遍不高[4]。

相比于传统线下团队，虚拟团队在工作模式上具有如下特征：

(1)借助电子通讯媒介(如E-mail、视频会议、OA协同系统等)进行直接或间接协作，因此其协作过程表现出了异步性与同步性相结合的特征[5]。

(2)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主要完成任务的分配与协作，线下具体执行各子任务[6]。

(3)虚拟团队的构建跨越了时间、空间和组织范围，因此利用不同的时区可实现24 h连续工作[7]。

(4)虚拟团队的工作主要以分布式资源的协同为主，因此不受工作场所、时间及领导的约束，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性[8]。

(5)虚拟团队是一个由不同专业技能、知识结构、文化背景、逻辑思维等协作成员有机耦合而成的系统集合，团队成员多元化特征明显，需要频繁协作以确保任务的有序进展[9]。因此，结合虚拟团队在工作模式上的特殊性，对虚拟团队的协作问题展开研究，确定影响虚拟团队协作意图及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于针对性提升虚拟团队协作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虚拟团队协作问题展开的相关研究有：Huang等[10]研究了领导力行为对虚拟团队协作及团队决策的影响；Ayoko等[11]针对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的冲突和情绪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防止情感冲突升级的策略；Pearroja等[12-13]研究了团队信任在虚拟级别与协作行为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团队信任在反馈与团队学习行为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Xu等[14]对团队协作过程中的知识管理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Liang等[15]对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的团队多样性和帮助行为进行了研究；Puck等[16]对团队协作过程中任务冲突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Alsharo等[17]研究了知识共享和信任对团队协作的影响；Bhat等[18]研究了虚拟团队效能的影响因素，为高效的虚拟团队构建提供了有用的洞见。这些研究主要从团队管理的角度出发，系统性地分析了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信任对虚拟团队协作产生的影响，并给出了优化团队管理的建议。考虑到虚拟团队生命周期的短暂性、构成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其信任的建立及科学维系比较困难，且这种信任受个人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

虚拟团队中各成员的良好协作，不仅要求团队成员按需、按时、高质量完成协作任务，还要求团队成员具备感知并理解其他合作伙伴协作意图与行为的能力[20]。因为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缺乏实体交互线索，所以通过及时感知与当前协作相关的信息，有助于加强团队成员对其他成员协作意图与行为的理解，促进协作效率的提升。同时，团队成员的主体属性及团队的组合方式也对团队成员协作意图与行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具有相同研究背景或经历的成员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意图与行为，进而组建的团队协作效率相对较高。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纳入团队信任、协同感知、主体属性和组合方式等4个预测变量，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扩展，构建适合于虚拟团队协作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研究并确定影响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的主要因素。

1 基础理论和研究假设

1.1 理论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用来理解和预测人类的意图和行为[21]。该理论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要素组成，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行为学研究当中。但该理论在面向不同的应用领域时，由于假设存在不全面的现象，导致其在解释意图和行为时可能并不充分[22]。因此，学者们针对该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并将其运用于环保行为、消费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研究等领域，增强了该理论在特定领域对意图和行为的解释性和预测性[23-25]。

因此，本研究提出将TPB应用于虚拟团队协作领域，分析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对虚拟团队工作模式的分析，提出将团队信任、协同感知、主体属性，组合方式等可能对虚拟团队协作意图及行为产生影响的预测变量引入TPB，构建如图1所示的扩展的TPB模型(Ex-TPB)，预测并解释虚拟团队的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

1.2 研究假设

(1)态度可理解为对个人在执行一项特定行为时表现出的喜爱或者不喜爱程度的评估[21]；意图指个人对于将来执行某项行为的意愿，也是执行某项行为的前提。目前，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态度对于意图的预测具有重要作用[26-27]。而协作态度主要指协同主体(本文指虚拟团队成员，以下统称为团队成员)对协作行为的感知和倾向，协作意图指的是团队成员对于协作行为的计划或者意愿。如果团队成员认为彼此之间的协作有助于完成目标任务，则会执行该项行为；相反，则会对该项行为表现出较低的参与性。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1协作态度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2)主观规范指个体对于执行某项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尤其指较为重要的人士或团体对其决策的影响[21]。由TPB可知，当个体感知到外界重要人士的主观规范越多，其执行某项行为的意愿越强烈。其中，这一结论已在塑料袋使用意图[24]、农户绿色生产意愿[25]及发展中国家灰水处理系统采用意愿[28]等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在本研究中，主观规范指团队成员在进行虚拟团队协作时感知到的外界压力，如国家、社会及重要人士要求其采取虚拟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进而团队成员出于服从安排的心理，产生协作意愿。因此，提出假设：H2主观规范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3)知觉行为控制指团队成员对于执行某项行为难易程度的认知，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团队成员掌握的有关虚拟团队协作的知识和技能。协作行为指团队成员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的过程。目前，学者们已通过研究表明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意图和行为的预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共享单车的可持续性使用[23]、电子医疗记录的使用等[29]。本研究中，若团队成员掌握的有关虚拟团队协作的知识和技能越多，则产生协作意图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若团队成员在虚拟团队协作过程中具备较少的知识和技能，则表现出较低的协作意愿和行为倾向。因此，作出假设：H3知觉行为控制与协作意图正相关，H4知觉行为控制与协作行为正相关。

(4)团队信任指团队成员在协作过程中对彼此信任的共享和聚合感知[30]。团队信任对于协作过程中意图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团队信任水平越高，团队成员之间协作的意图越强烈。其中，Hsieh等[29]已在其研究中表明机构信任对于电子医疗记录的使用意图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H5团队信任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5)协同感知即在计算机支持的虚拟协作环境中，团队成员借助各种电子通讯媒介对协作环境及其他成员状态信息的认识与理解。通过了解当前的协作环境及成员状态信息，可为接下来的协同活动提供上下文信息与决策依据[31]。Poppe等[32]研究认为，三维虚拟环境借助化身的形式丰富了协作空间中的感知信息，增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团队成员产生协作的意愿;Ma等[33]认为对电动车客户在线行为进行考察与感知，有助于了解客户的消费偏好和购买意愿。在本研究中，如果团队成员能够感知到当前协作空间中其他成员的状态信息，则很有可能产生协作的意愿。基于上述分析，作出如下假设：H6协同感知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6)主体属性是指团队成员在知识构成、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及思维逻辑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化特征[34]。Tseng等[35]研究了在虚拟团队协同学习中，团队成员之间的经验及技能共享与感知，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产生讨论的意愿;Wang等36]研究了电动车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消费主体属性特征对电动车的接受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本研究中，若团队成员能感知到当前协作空间中其他成员的多元化属性特征，才有可能倾向于协作。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7主体属性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7)组合方式指虚拟团队构建过程中团队成员在时间、空间及组织(文化)方面的排列组合[9]。如由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组织的成员组成的全球虚拟团队，由于文化差异等造成了团队成员之间沟通和协作的复杂性，进而对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产生了影响[37]。在本研究中，若团队成员能够感知到其他成员在时间、空间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则有可能产生协作的意愿。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8组合方式与协作意图正相关。

目前，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意图是行为预测的主要因子[38]。其中Taufique等[26]已在其研究中表明消费者的环保意图对于其执行生态意识消费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Sultan等[39]也认为有机食品的消费意图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当团队成员产生协作意图时，其实际产生协作行为的可能性才会越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H9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正相关。

2 调查设计和数据获取

2.1 调查设计

基于构建的Ex-TPB模型，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首先参考已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设计，并结合虚拟团队协作的相关研究现状，对该理论模型中的9个预测变量分别进行了量化分解及适当修订(如表1)，便于被试通过不同的量化条目直观地理解上述假设中所提到的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协同感知为例，通过对协同主体状态、协作任务、资源共享及协作空间等具体信息的感知来进一步理解假设中所提到的协同感知与协作意图的正相关关系。所有观测变量的评估采用Likert 5级量表打分，其中1～2表示较低的倾向性，3表示中立状态，4～5表示较高的倾向性。

表1 面向虚拟团队协作的Ex-TPB观测变量及来源

续表1

2.2 数据获取

首先选取10名具有学术—行业科研项目虚拟团队协作经验的学生，完成初始问卷的填写，帮助了解问卷内容设置及问卷填写所需时间的合理性，然后根据反馈结果对问卷内容做出适当修改，以增强问卷的可理解性。整个问卷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在问卷的开头设置了统计学信息模块;第二部分先对虚拟团队及相关的预测变量进行解释，以免被试产生误解导致数据的无效,然后观测变量的打分项，最后以目前正在有序运作的虚拟团队(主要包含学术—行业科研项目团队、BIM团队、产品研发团队、多人虚拟游戏团队，其他团队等)为单位进行调研数据的收集。本次发放并收回了来自210个虚拟团队(包含984个团队成员，每个团队分别由3～10个成员组成)的有效数据，部分问卷题项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仅展示了部分题项)。

表2 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影响因素评估问卷

2.3 数据预处理

首先对虚拟团队成员原始评估倾向矩阵进行归一化，以虚拟团队1(由10个成员组成)为例，所得归一化矩阵如表3所示。接下来采用算术加权平均算子[49]将团队成员个体评估倾向集结为团队评估倾向矩阵E，

(1)

表3 虚拟团队1团队成员归一化评估倾向矩阵

续表3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获取影响虚拟团队协作意图及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虚拟团队中每个成员的意见同等重要。以虚拟团队1为例，其权重向量可设置为λ=(0.1,0.1,0.1,0.1,0.1，0.1,0.1,0.1,0.1,0.1)T，进而运用式(1)得出如表4所示的虚拟团队1关于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影响因素的倾向性评估结果。以此类推，得出210个团队的倾向性评估结果，作为假设模型验证的数据输入。

表4 虚拟团队1评估倾向矩阵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来检验问卷数据是否符合Ex-TPB模型，具体包含问卷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假设检验。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TPB模型由不同的预测变量组成，且不同的预测变量又被细分为多个观测变量，因此需要对多个观测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确保问卷内容的可靠性。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在信度分析中，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问卷内部的一致性。结果表明，该量表整体信度为0.914，9个预测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Ex-TPB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表5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在效度分析中，问卷总体KMO值为0.841，Sig值为0.000，通过KMO和Bart-lett球型检验。所有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表明Ex-TPB模型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所有预测变量的CR值大于0.7，除SA以外，其他预测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由于SA的CR值大于0.7，故SA的AVE值可接受，表明Ex-TPB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50]。各预测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6所示，其中对角线值为预测变量AVE的均方根，对角线下方的元素为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表6可知，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绝对值小于所对应的AVE的均方根，根据Fornell-Larcker准则[50]可知，各预测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说明Ex-TPB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6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3.2 假设检验

(1)模型适配度检验

模型适配度检验用于检验问卷所收集数据与假设模型的匹配程度。由表7所示适配度检验结果可知，模型卡方自由度比(χ2/df)、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和适配度指数IFI、CFI和TLI均在参考范围以内，符合适配度检验标准，表明问卷数据与假设模型之间具有较好的匹配度。

表7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2)路径检验

如图2所示为Ex-TPB模型路径检验结果，表8所示为本研究所提假设的验证结果。通过在95%置信区间使用5 000个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协作态度(β=0.25，p<0.01)、主观规范(β=0.26，p<0.01)、知觉行为控制(β=0.20，p<0.01)、协同感知(β=0.20，p<0.01)、主体属性(β=0.17，p<0.05)和组合方式(β=0.24，p<0.01)等预测变量对虚拟团队的协作意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H1、H2、H3、H6、H7和H8均通过验证。此外，协作意图(β=0.60，p<0.001)对协作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H9通过验证。而团队信任对协作意图、知觉行为控制对协作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其p值均大于0.05，因此H4和H5未通过验证。

表8 假设检验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验证了Ex-TPB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虚拟团队的协作意图和协作行为。其中，协作态度对协作意图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在网络化协同制造模式下，跨时空组织的个体对采取虚拟团队这一协作方式来完成设计制造任务的认知对其协作意愿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与Gilson等[51]的研究结论一致，即随着人们对于采取虚拟团队协作方式态度的转变，虚拟团队的普及率持续增加；主观规范对协作意图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倡导下，采取虚拟团队的形式完成项目及任务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认可，这与Oteng-Peprah等[28]在环保领域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知觉行为控制对协作意图的影响也与预期相符，表明掌握的虚拟团队协作技能和知识越多，产生协作意图的可能性越大，这与Ajzen[22]提出的理论相符;协同感知对协作意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Poppe等[32]的观点相同，即丰富协作空间中的感知信息有助于加强虚拟团队的协作意愿。此外，主体属性对协作意图也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对多元化主体属性信息感知越多，越有利于团队成员之间产生协作的意愿，这与Tseng等[35]在虚拟团队协同学习中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团队组合方式对协作意图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来自于相同时间、空间及组织的成员之间组成虚拟团队，更容易产生协作的意愿，这与Jimenez等[37]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团队信任这一预测变量对协作意图的影响与预期不吻合，可能的原因正如Crisp等[19]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与实体团队相比，虚拟团队往往是基于某一任务构建的临时性分布式协作团队，团队成员之间多元化特征明显，且整个协同过程都是基于网络通信技术实现的，因此团队成员之间建立的信任属于快捷信任且很难得到维持。而协作意图对协作行为的预测作用非常显著，表明意图是预测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与Zaremohzzabieh等[38]所提出的意图是行为的主要预测因子等相吻合。

基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给出了提升虚拟团队协作效率的建议。首先，国家和政府应从虚拟团队协作成本低、灵活度高，不受时空约束等优势出发，做好宣传工作，加深团队成员对虚拟团队的认识，并增强他们对虚拟团队的认可度与接受度；其次，平台或者企业应适时提供虚拟团队协作必备知识和技能的专项培训，如知识共享、信息共享，跨行业沟通等；再次，平台或者企业在构建虚拟团队时，应结合具体的任务特征，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的主体属性，尽可能避免差异化较大的成员组成虚拟团队；最后，从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的转化率出发，建议平台或者企业为临时组建的虚拟团队提供彼此交流的机会，加强团队成员之间对彼此知识背景及专业技能的了解，以便团队成员在协作过程中快速、准确的感知并理解彼此的意图，进而激发他们之间产生协作行为。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运用TPB研究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问题，并纳入团队信任、协同感知、主体属性和组合方式4个预测变量，构建了面向虚拟团队协作的Ex-TPB理论模型，研究协作态度等预测变量与协作意图和协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虚拟团队协作意图受协作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协同感知、主体属性，组合方式6个预测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协作意图与协作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团队信任对协作意图、知觉行为控制对协作行为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不同预测变量的分析结果，给出了优化虚拟团队协作效率的针对性建议。

虽然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得到了验证，表明了协作态度等预测变量对虚拟团队协作意图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虚拟团队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除涉及团队管理和群体社交行为等知识以外，还可从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展开，并纳入相应的观测变量进行研究。后期将在围绕虚拟团队协作方法展开研究的同时，不断从更广泛的角度对虚拟团队协作问题的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以提高对虚拟团队协作意图与行为理解的预测力与解释力，进而有效提升虚拟团队的协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