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也菲

《送我上青云》开篇置女主角盛男于困境中，以戏剧化、类型化的故事结合作者性、风格化的影像，表现了当今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境况。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在放映市场中享有的空间，都显示出这部电影的独特性与丰富性。笔者采用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式阅读法分析本片。我国学者蓝棣之将症候式阅读应用在文学研究中，“以文本的各种悖论、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电影以其“看与被看”的独特视觉机制更容易利用症候读解出丰富内涵。当人们在谈论此片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义时，本文从性别和阶层的维度揭示出隐藏在女性背后的都市寓言。

一、不可见的女性主体

《送我上青云》的编剧、导演和监制均为女性，以强烈的女性视角展现了女性欲望。社会学家李银河在观影后谈到：“它正确提出了女性自主面对爱欲的权力，这对女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影片敢于表达为欲望发声，这很了不起。”然而，影片上映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一些男性观众直呼被冒犯，甚至也有女性观众谈及观影过程有不适之感。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即便影片对性爱场面的展露克制隐晦，即便影片发行方有意淡化性爱元素，打出“端庄上映”的宣传语，还是有人把性当作了营销噱头并作出恶意评价。影片试图建立女性主体性，但女性作为性别因素似乎又没有真正参与叙事。

（一）被唤起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在于女性的经济独立，更在于建立女性的主体性。片中的主体性首先体现为打破社会对女性的身体规训。“我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我的卵巢怎么可能癌变呢？”这句台词出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之口，足以看出女性对性的忽视以及社会中对女性疾病的误解和对女性私生活的污名化。在近年来的大银幕上，鲜有女性通过自慰获得性高潮的展现，这是《送我上青云》的题眼，也是创作者用最直接的视觉冲击使女性直面自己的身体欲望，以直接生猛的“我要和你做爱”引发观众对女性意识的觉醒。

当今影视剧中的女性意识与市场的交错体现出一种消费文化和类型特征，典型的“大女主”剧、“大女主”形象层出不穷。虽未有明确定义，“大女主”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一种成规，即女性角色的爱情甜蜜、事业成功，无论是温良恭俭还是性格刚强，都有男性角色为其保驾护航、扶摇直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异，满足了观众的内心投射，也着实完成了“女性向”经济的落地，但最重要的女性意识却一直缺席。如果说盛男的身体欲望是建立在身患癌症的紧迫感上，那么内心的成长则是在与生活的妥协中、不断修正的女性意识中获得的。片中有一处是盛男和父亲的对话，父亲看到盛男头上的伤问道：“又打架了？”盛男默许，父亲继续问：“赢了输了？赢了就好。”这近乎不合情理的对话一方面暗示父亲对盛男予以男性气质培养，也让人看到外强中干的盛男是缺爱的，她的女性意识不过是对父权的反抗。像男人一样或强调男女完全相同并不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这仍旧是一种厌女行为。电影中另一处情节——盛男在温泉边等待四毛、李平等人签合同。面对以衣食父母自居的李平，盛男以对男性生殖器官的调侃生猛回击了暴发户式的粗俗傲慢。看似一个充满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来。但细细想来，李平面对盛男的优越感来自于金钱权力，并非因其女性特征，也没有针对其女性身份。盛男的女性意识起初是带有攻击性的自我保护，结尾变成对生活由内而外的理解包容，由此人物弧光形成。

相较于标榜“大女主”的影视作品来说，《送我上青云》正视女性的身体欲望，是女性主体性的启蒙。盛男勇敢面对生命劫难，对刘光明表达爱欲；在与母亲的相处中，她不断地理解、不断地确认自己身为女性的不同角色和独特价值意义。但片中女性意识的进步还不够明显，盛男的每次觉醒几乎都依靠李老、四毛等男性的点拨和触动。相较于曾经去欲望的、强调阶级话语的“十七年”电影中“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口号，今天呈现出的依旧是“花木兰”式的女性形象。盛男对外独立反抗，成功避免了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命运，同时也暴露出内生性的女性意识的欠缺。

（二）含混的女性话语

虽然本片在某种程度上对身体、女性气质和社会角色方面都体现出进步的女性意识，但仍表现为女性话语的悬置与含混。“话语是从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表达语言或表达系统，其目的是表达或传播关于某个重要主体域的一套连贯的意义。”长久以来，女性话语在父权社会统治下处于边缘地位。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指出话语即权力。“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影视作品不是事物简单的媒介化呈现，而是要揭示在这一话语形成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内在机制和文化症候。在本片中，并没有把女性困境落实在女性话语当中，只是在女性困境的外壳下表达了处于优势身份地位的都市中产焦虑。换句话来说就是女主角盛男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由其女性身份所造成的。电影开篇是盛男去偏远山村采访，她没有因身为女性而遭到不公平对待，也没有遭遇职业上的性别歧视，反而塑造了一名精干的女记者形象。片中女主角在母亲面前成熟独立，没有因其为大龄女青年而受到家长催婚。在盛男和李平合作的过程当中，李平也并没有因为女性身份而看低她的能力，而是以金钱作为标准衡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总之，女性权力并未遭到威胁。

影片所建构的女性权力置于盛男和刘天明、盛男和四毛两对人物关系之中。传统的两性关系体现为社会分工上的男强女弱、家庭角色上的男主外女主内、性活动中的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在这里，盛男对文艺青年刘光明主动示爱，被视为是女性获得对爱欲的主动权，但盛男和四毛的两场情欲戏却反映出盛男模糊的女性权力观念。当得知未来有可能失去性高潮时，盛男对四毛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这期间的台词暗示一种性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当四毛说出“我怕我太优秀，怕你太怀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玩笑时，一个充满性魅力的男性对（身体弱势）女性的恶意尽显。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两人的第二次交锋，四毛因穿了盛男偷换的粉色西装参加了葬礼而恼羞成怒，直接闯入盛男房间。争吵过后盛男几乎是在被强迫的状态下和出于报复心理的四毛发生了关系。

盛男：“你不能强来啊，你这是强奸，我可以报警。”

四毛：“凭什么你想上我就可以，我想上你就是强奸？”

盛男：“之前你不同意，我不是也放弃了么。”

四毛：“你那是力气没我大，你要是力气大，早把我压身下了。”

这段台词看似没有偏颇地站在女性视角，其实恰恰映射出那句——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而这里的权力显然是一种强权。面对四毛的强硬态度，盛男坚持反抗，但在四毛说到“受人尊重怎么就那么难”时却放弃抵抗，默许了四毛的性要求。对于盛男和四毛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解读，他们之间是否只是友谊还是也存在某些微妙情愫，感情的复杂性未必可以界定得清晰。但是，女性话语不应该是强权的，更不应建立在缺乏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在这点上本片所释放的女性权力是模糊不清的。

女性话语应该是立足于女性意识上的结构性表达系统，不仅有关女性的社会价值也涉及传统社会分工下的女性身份，旨在突出女性在面临自我、男性、家庭、社会关系不同层面时的困境。女性电影有一个从集体主义下讴歌女英雄到赞颂母性的伟大，再到关注女性个体生存境况的演变过程。新时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所指停留在“贤妻良母”，大众文化下的女性银幕角色成为男性审美下的欲望符号，真正关注女性主体的电影为数不多。在被誉为“中国唯一的女性电影”《人·鬼·情》和展现女性间情感的《女人·TAXI·女人》面前，《送我上青云》中的女性主体性则显得分散。片中盛男和母亲关系的变化最能凸显女性气质，却被处理得不够完整。女性电影经常聚焦于母女关系上，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假装没感觉》，还有近年来的《柔情史》（2018）《春潮》（2019）。上述三个影片以母女形象、母女关系作为事件的主线，串联起女性生存困境；此片却是先入为主地展现了困境，简单呈现出社会对两性的双重标准。因此，问题在于影片不是在展现女性的困境，而是恰好主角是女性。女性主义在总体的权利、义务上追求战略上的男女平等，而在细微处要尊重男女两性在生理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不同。女性电影就是要解决这种不同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的长远追求应当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但在阶段性的历史进程中依旧要体现为非二元对立的男女有别的话语实践。《送我上青云》的可贵之处在于女性主动书写自己，强调男女平等的自主意识，关注女性内心成长。但问题在于书写的过程中作为女性而遭遇的女性困境不够明显，偏离女性话语又裹挟着阶层图景，不够纯粹且含混不清。

二、跨越性别的阶层图景

与其说女性意识是《我要上青云》的言说重点，不如说尊严、孤独才是电影真正要表达的主题。盛男作为女主角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承载着现代社会的阶层图景，影片叙事的局限性也导致了编码和解码的错位。

（一）都市中产的苦难想象

编剧、导演滕丛丛在First青年电影展的导演阐述中这样说：“这部电影就是关于我这个年纪当下女性的生活。我们和女主角盛男一样，她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却发现有很多事情，越用力就越是徒劳——父母不认可她、没有社会地位、财务不自由、感情生活一片苍白、小命危在旦夕，但是她还觉得自己很棒，谁也不服。”女主角盛男的经历值得同情，很多观众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实现了共情。可是，把盛男的性别换成一个中年失意的男性，叙事逻辑依旧成立，只不过是在女性视角下更容易引发共鸣。“有两条原理控制着观众的情感投入，第一是移情，第二是可信。”盛男从事一份按世俗标准来看还不错的记者工作，虽父母离异，但不至于拿不出手术的费用，即便父亲的公司有可能破产，依旧能给情人买奢侈品，而母亲在片中开的车和生活方式也显示出她的经济实力应该也不会太差。除了四毛之外，不可能连一个借钱的朋友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不够严密的情境下，不禁令人思考，盛男是否真正陷入困境。好在通过人物设定、细节能够自圆其说，不至于让电影陷入不可信的地步。盛男从小家庭生活优渥，生存境遇要高于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所以有着对金钱的鄙视态度，加之影片后来交代的其博士在读身份，其实代表了一种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式的困境。困境不在于三十万的手术费，而在于在社会发展转型中产生的某些复杂心理。如此一来影片便折叠了更广阔的弱势人群，在某种层面上只是都市中产阶层女性焦虑的自我想象。

（二）文化精英的精神失落

创作者始终处于一种精英文化立场，使影片失去了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电影中除了盛男作为女主角被塑造得比较丰满外，对与四毛发生关系的酒店前台、缺乏正面形象的刘光明之妻、河边买棺的婆媳的塑造则比较刻板和浅薄。这样缺少人物复杂性的设置，功能性更强。不经意间形成一种对比与轻蔑，面对依附男性生存的女性们，盛男喊出“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要死”的背后是知识女性原本心理优势的丧失。独立自主的精英女性为了和依附男性的女性不一样而努力，但她所做的努力是徒劳的，依旧改变不了现代社会金钱万能、社会失序的现状。当以盛男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的生活不再风平浪静，切身之痛另她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裂隙，所谓精英、理想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片中盛男对母亲也处于居高临下的姿态。母亲梁美枝不应该只是作为盛男的反面来凸显其独立，处在一个缺乏认同的位置。相较于盛男在极端环境下面对的困境，她的困境更具有代表性。在她与李老的交谈中得知，她十九岁嫁给盛男的父亲，甚至盛男眼中父母结婚的理由是母亲年轻、漂亮且足够“蠢”。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社会性别和生活境遇使梁美枝缺乏主体性，甚至年过半百仍旧以通过对李老的女性吸引力而获得存在感。这使我们又要回到性别层面，女性早已习惯于男权社会中被束缚、被规训的角色而不自知，即便实现了经济自由仍旧逃不出男性的凝视。即便没有遭遇丈夫出轨离婚，没有像片中一样“失败”的为人母经历，在世界范围内对女性的客体化、对母亲身份的崇高化、对不再年轻的女性的去性别化和刻板化认知依然清晰可见。就如片中的一个细节，梁美枝在李老的男性注视下翩翩起舞，洋溢着幸福之感。她似乎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至少不再年轻、不再拥有生育能力的她终于被看见。可悲可叹如结局，这也意味着被看见还不够，如何被看见与主动地自我言说才是值得深思的。

（三）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困境

相比较有争议的中产阶层都市女性的自我投射，电影中超越性别和阶层的普遍困境更具有说服力。片中男性角色除李老之外，其他人算不上正面形象。唯利是图的四毛、虚伪懦弱的刘光明、油腻低俗的李平也都是社会性别规训下的受害者。R.W.康奈尔指出：“由于性别是一个建构社会实践的一般方式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实践类型，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在性别政治中，男性内部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等级差异。在男性角色的塑造上，四毛和刘光明代表着穷困和尊严。不同的是四毛的穷是由经济导致的，这使他抛弃职业理想遵循金钱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他眼中的尊重；刘光明的穷则是一种内心的匮乏和精神的猥琐，选择入赘的他以丧失人格保全对高学历、文化的意淫。影片结尾处闪回盛男拣回四毛曾经的奖杯，这说明四毛一定是经历过太多的求而不得才向现实生活低头。刘光明先前被塑造成充满理想的文艺青年，却在求欢后逃跑。当众表演背诵圆周率后人设崩塌，一切不过是他机械而虚伪的表演。刘光明的求死不得，理直气壮地坐在轮椅上，享受被鞠躬的尊重则愈加讽刺和荒诞。生活中不乏为金钱妥协的“四毛们”，但相比之下，追求理想却又屈服于资本的“刘光明们”更加无可救药。这似乎也可以看作在钱权控制模式下，创作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无情自嘲与鞭挞。

与四毛、刘光明构成反面力量的油腻商人被塑造得过于扁平，但他正是男性内部的主流男性气质的代表。电影中四毛对李平低三下四以祈求合作赚钱的机会；刘光明逆来顺受来自岳父李平的羞辱，只能通过阿Q式的自欺欺人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一切唯一的原因在于李平有钱。当社会主流的男性气质简单地等同于有钱时，在男性内部的宰制性力量就会反过来伤害压迫男性。有钱的李平也有可怜之处，他不过是权力空间中的一枚棋子。因此，片中每个人都身陷囹圄，比瞬间生死更可怕的是孤独而又漫长的人生过程。如何处理自我和外界的关系、要怎样自洽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三、世俗神话中的理想主义

与其说《送我上青云》这部电影是现实主义风格，不如说它用夸张的假定性构建了一幅现代都市寓言，带领观众经历一场安全的冒险后引发对生活的思考。本片以盛男的视角探讨了人的生死爱欲，更是重建了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信仰。盛男是明显的理想主义者，她与刘光明在船上的对话颇有深意。盛男说她做记者是为了走得远才能看得清世界，而刘光明说肉眼看到的远比想象的要远很多。刘光明用实际的人生选择印证所言，理想过于遥远空洞不如现实来得更快速直接。盛男在工作上不得不面对视采访为跑业务的李平的蔑视。在李平的世界里，知识没有价值，有钱才是成功。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导致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四毛极度渴望成功、渴望被尊重，在他眼里穷是不幸的根源，但在盛男眼中世人渴望成功才是绝症。在爱情上，盛男的最后希望被刘光明熄灭，前一刻高谈阔论诗意的人生，下一秒就被现实打回原形。影片中最富有戏剧冲突的一场戏是盛男和母亲争吵，所有积郁的情感在这一刻爆发。盛男对未知和死亡感到恐惧，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正确”地生活。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一面无限追求速度、效率而忽视了信仰价值，一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却造成了紧张的精神压力。对世俗生活的无情批判、直面惨淡人生时超脱的积极人生态度、功利社会中的理想主义追求三者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意识形态。“电影的理想主义精神通过架构精神空间的叙事方式， 将观众带入， 满足观众的理想生活愿望。”本片通过盛男的所观所感，使观众在对世俗神话的质疑和抗争中体验了一次生死爱欲，找寻到理想与现实相平衡的实践路径。盛男把对“生”的欲望直接呈现在生的极致体验形式——性的需求，以及贯穿全片的用来获得新生的金钱（手术费）的探讨上。本来已经接近心死的李老上山辟谷求生，直到遇见让他想吃想喝想爱的梁美枝而最终走向死亡。而生活中的大部分人无暇顾及自认为遥远的生死话题，就像盛男父母一样麻痹着；也有一些人不在乎生之极致的死亡，只考虑如何在世俗当下更好地生存，就像四毛、刘光明、李平一样扭曲着。尽管生之艰难，影片结尾的三声“哈、哈、哈”如此精巧地完成了影片的价值取向。李老说：“爱欲是人的生死之门，从哪来回到哪去。”爱欲使人生生不息，充满对生活的希望，无论性别、年龄和阶层。失衡的爱欲也使人离死亡更近，但只有死才是生的永恒。正是经历了爱欲的淬火锤炼才更加勇敢地直面生死，盛男笑着走向手术台并在精神世界与自己和解。李老叮嘱盛男给他的自传以“他乘上远处飘来的棺材顺流而去”结尾。正如道家面对死可以鼓盆而歌，生时就要遵循道法自然。庄子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用气来解释生命，生命由气而来，死后又转化为气。以“气”为媒介连接生死、转化生死，庄子所提倡的人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心灵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坐忘”“心斋”以实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般超然、逍遥的人生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要经过生活的不断磨砺来习得。

结语

片中烟雾缭绕、山影重重的意境，裂隙中有阳光穿透，像极了这个世界。疯人、棺材、山云、色盲等隐喻设置更是有效地实现了意指。几组人物关系间的反转让故事更加讽刺和荒诞。创作者试图用女性视角表达对个人、社会的思考，尽管在女性话语的建构上出现了偏差。相较于其他女性题材电影而言，《送我上青云》没有妖冶精致的《血观音》通透，不如关注社会议题的《嘉年华》流畅，但通过个体遭遇表现了嵌套在女性身份下的中产焦虑以及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特别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进退两难及其精神重建过程。

片中的角色和演员姚晨本身、电影文本与市场影响之间存在着反身性效应。在第13届First青年影展闭幕式上包括姚晨在内的几位女演员发表感言，话题在于女演员的中年危机，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受到关注。纵观演员姚晨近几年的影视角色，从《搜索》到《离婚律师》、从《都挺好》到《找到你》，无一不塑造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完成影视角色与个人形象互相建构。首次担任监制的姚晨坦言不仅是想为女性发声，更是对理想主义的坚定。排片率、票房和口碑之间的悬殊，似乎也验证了电影市场中艺术电影、文艺片的艰难处境。背后的原因是观众的影视素养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的不足。但无论如何，《送我上青云》瑕不掩瑜，有着鲜明的作者印记和独特的影像风格，用片名给观众和创作者自己一个答案，所谓“好风凭借力”不过是一种经历，即便个体轻如柳絮、微不足道，仍可以依靠自己、成就自己。

【注释】

①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

②北青网.《送我上青云》限量观影人气高涨，跨界嘉宾幽默解读另类女性电影[EB/OL].http://ent.ynet.com/2019/08/16/2015896t1254.html.2019-08-16.

③[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

④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110.

⑤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4（6）：44.

⑥First青年电影展官网.https://www.firstfilm.org.cn/film-library/送我上青云/.

⑦[美]罗伯特·麦基.故事[M]，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51.

⑧[美]R.W.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2.

⑨李冰玉.市场需求与精神感召：电影中的理想主义表达[J].电影文学，2018（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