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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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作为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帝国，其诗词也是登峰造极；同时由于唐帝国统治者的胡人血统渊源，使得琵琶也随着帝国的创建而逐渐流行。一方面，流行的琵琶乐曲以唐诗为素材带着清新的气息融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借助唐诗对琵琶艺术的细腻描述，使得琵琶情感意蕴更为丰满。可以说，琵琶和唐诗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诗和乐更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结合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意象。

一、琵琶之起源与发展

“燕乐之器，是以琵琶为首”。胡人是最开始弹奏琵琶乐器的，因其音调上有不同的体现。高音嘹亮而且具有韧性，中音婉转平滑而且转柔，低音浑然淳厚，总体上琵琶是一种拥有较强感染力的乐器；自东汉以来，随着胡人与汉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汉民族对琵琶的接触和了解也多了起来，到了唐代，随着燕乐的普及，更为琵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诗歌作为生活的再现，因此，琵琶与唐诗意境的融合也成为必然。

二、琵琶乐曲与诗歌意境的融合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而言，“意”来自诗歌作者自身情感的抒发，而“境”则是诗歌的传播载体，也就是外在环境的再现；“意境”的内涵主要是诗歌内容和形式的一致，也即情景交融，词者意想以物言志，从物当中衍射出感情，从而达到情从物观，物因情作。因此，唐代琵琶诗中的“意境”一词当中蕴含着无穷尽的情感，体现情、景交融，这才是诗词的佳境。

唐诗在创造意境时，琵琶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诗人使用琵琶抒情时，琵琶就不再是一种乐器了，而是体现、表达、寄情、传播诗人情况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三、琵琶与唐诗所构建的文化意象

按照文化意象可对《全唐诗》中描写琵琶的诗词分为以下四类：

（一）欢乐与悲怨

自古北地荒凉，因此，唐代琵琶演奏多抒发幽怨之情感，后人多用“琵琶声怨”来描写离人、从军及闺妇愁苦，如刘民卿《相和歌辞·王昭君》“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李顺《古从军行》“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等等；诗中的“怨恨”既有“远嫁”的离人之苦，也有千里从军的无奈，更有乌孙公主“夜月魂归的思乡”之怨!

（二）悲壮与激昂之意象

《大风歌》所涌动的民族血液在唐代士子的胸膛依然喷涌，因此，在表达悲苦怨恨的琵琶诗词演奏中从来不曾失去醉卧沙场的悲壮豪迈与慷慨激昂。唐帝国疆域辽阔，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边界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大批有志士子投笔从戎并涌现了大量的边塞诗人，他们将“琵琶”融入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以“琵琶”为主要意象的边塞诗。例如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里的“琵琶”俨然是征战的号角，戍边将士视死如归的悲壮气概已是呼之欲出。再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路漫漫。”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艺术因素，为我们描绘了边城凉州的宏大、繁荣与孤远以及诗人心中的悲壮与激昂。

（三）神秘与庄重之意象

社会环境的改变，琵琶诗的创作背景和所赋予的文化意象也随之改变。随着到了唐代，琵琶从宫廷走向民间，完成了从阳春白雪到大众化的转变。因此，琵琶也逐渐成为民间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当中不可或缺的乐器，这时庄严神圣、不可亵渎便成了琵琶诗的内在的文化意象。如张籍《蛮中》：“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镶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在祭祀的活动当中演奏琵琶，琵琶的声音回响在大海之上，人们在虔诚祈祷当中等待着海神的到来，此种景象便烘托出了一种肃穆和神秘的意境。

（四）缠绵与怀古

诗人李贺在《冯小怜》一诗中则是通过琵琶乐器演奏过程营造一种风情万千的意境，带给听众一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艺术美感，演奏时将外在环境和音乐完全融合一起，使全诗场景声色俱全、香艳柔糜；而当晚唐国破家亡的时候，诗人就营造歌舞升平的景象来掩饰内心的苦闷与消极思想，包括李商隐《王昭君》中的“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民有隔生春”、周昙《简文帝》中的“曲项琵琶催酒处，不图为乐向谁云”等诗中主要以咏史进行怀古，令后人唏嘘和慨叹不止。

四、结论

本文围绕琵琶曲与唐诗的文化意象之融合为主题展开探讨，首先就琵琶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简单说明，进而在对琵琶乐曲与唐诗意境融合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就琵琶与唐诗所构建的五个文化意象，通过具体的诗歌载体进行了分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