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是连接电影创作和电影接受的桥梁，一方面要针对电影作品诉诸学理分析，也涉及到批评者的个体经验；另一方面电影批评之于电影接受，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导”过程，它是为观众提供体验电影的工具方法并激发情感共鸣。

2019年讨论“电影批评”的语境有着特殊性。首先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摩擦，使得确立国家主体性的关键作用凸显。而中国电影批评在电影资本国际化的土壤上，国家主体性可谓立足之本。其次是5G技术发展肇始，社会各个领域都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它将使消费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电影观看、电影批评的写作和阅读也不例外。

本文通过对2019年发表在电影艺术、文艺批评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关于电影批评的立场、宗旨和路径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电影批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何”与“何为”的问题。

对70年来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性关注

批评范式与社会发展的互文。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国电影，同样经历着波澜、挫折和奋进。关于电影批评“为何”和“何为”的问题从未间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电影管理者、创作者、学人和观众心里也有着不同的答案。不论这些答案多么千差万别，有一点可以肯定：电影因其艺术和商业的双重属性，又因其观赏的广泛性而被附加意识形态属性，对电影的审美体验和理论分析一定是和某一时期特定的政策、市场、技术等复杂因素纠葛在一起的。清晰把握各种历史因素，并将之与彼时的电影批评标准和立场对应，有助于对电影本体更客观的认知。

首先，在新中国电影批评70年历史中依次出现的政治批评、本体批评和文化批评三种范式都是“对彼时主流创作观、文艺观和思想倾向的生动折射”；其次，随着中国科学体系的日趋完善和多元化，电影作为综合艺术为多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而跨学科研究反过来也成就了电影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和思路方法的创新拓展；再次，互联网将“大众影评”推向全新的维度，无论书写方式、阅读方式还是传播力都是此前“群众影评”不能比拟的，这也契合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圈层化”的趋势。

在电影批评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夏衍对电影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钟惦棐对电影与观众之间关系的观点，今天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对人们理解“新主旋律电影”“电影观众学”“产业批评”等概念有着重要启示。

“电影批评”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谈到科学的发展规律时试图传递出这样一个观念：科学不是四平八稳地有规律、有节奏地发展，而是在不同的范式之间转换甚至替代过程中发展的；此外，科学也绝不是仅仅在纯理性和纯逻辑范畴内讨论的问题，它是和科学发展所处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电影批评”除了作为一种书写实践之外，其自身发展更为重要的路径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展，包括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在过去70年中，中国电影理论以及从事电影批评实践的主体不断发生演化，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批评作为学科，践行了电影理论的本土化、培育出了不可替代的“学院派”。

有学者以电影批评学科特征视角（方法论、立场和主体），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般电影批评、电影艺术批评、泛学科化电影批评。在此期间，学科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市场发展契合，批评的主要方法论与标准从“紧密附属于国家政治生活”回溯到“自己的艺术批评身份”再到被新兴学科大量渗透，批评主体除“学院派”之外出现“群众—大众—分众”的分化。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电影批评学科面临着复杂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多学科融合使得电影批评的方法和标准难以调和；另一方面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电影批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难以统一。此外，低门槛的互联网影评及其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得电影批评原本的学术阵地萎缩，严重影响学科发展自信。对此，研究者提出，电影批评一定要让观众“看得懂”，让创作者“乐于承认”。更重要的是，面对缺乏历史感和学理逻辑的大众化影评，作为“一名特定学科领域的批评家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活动，帮助提高正常观众的鉴赏能力”，唯有如此，电影批评方大有可为。

电影批评维度与方法的确认

回归艺术批评的维度。互联网时代电影批评主体泛化，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圈层的人加入其中，他们对电影的评判依据和方法各不相同。与此同时，随着电影产业化的深入以及电影观影日常化的趋势，使电影批评的作用远非“促进创作”和“提高观众审美”这么简单——知名影评人和大V的评论被纳入市场营销的必须环节，弹幕疏导了年轻观众的即时情绪……但是，不论电影批评的功能如何被扩大，其核心不应该被篡改，即对电影艺术性的分析和判断。那些脱离了艺术性，而只站在政治立场或商业立场的批评，都在历史进程中狼狈退场；那些只图一时口舌之快的评论，不过是信息荒漠中的一粒沙尘。

因此，电影批评的方法必须以电影的艺术属性为根本出发，就算是商业电影也不例外，毕竟商业运作可以复制，但艺术性才是电影的最大加权指数。

将电影批评回归到艺术批评是对学理的尊重，将艺术批评方法对应到电影批评中，依据艺术四要素可以确立电影批评的四个维度——电影反映的世界、电影创作和生产系统、电影语言、电影观众，而每一个维度都有对应的批评方法，例如，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浪漫主义的批评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或接受美学的方法等。其中，接受主体是当下最值得人们关注的，这也是西方艺术理论侧重点转移的重要节点，艺术家较之从前“更愿意把观众看成是合作者……”这无疑和当下媒体市场对受众的高度重视是契合的。

批评理论建构的殊途同归。如果将视角拉得更近一点，上文关于“世界本体”的批评维度，是“把艺术看作是对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反映或再现之结果的批评”。与其相对应的批评方法是“研究艺术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关系”——这在另一些研究看来，却依然不是电影批评真正应该追求的，它不过是一种“思想文化批评”，即“注重对影视作品思想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关系的评价，也包括以明星活动为中心的娱乐性新闻视角的评价，相对忽视作品的艺术本体批评”。

在今天互联网媒体环境中，之所以“思想文化批评”比“艺术本体批评”更多见，一方面原因是普通观众更容易与文化批评产生共鸣，进而成就了今天网络影评追求关注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从电影艺术内部看，文艺曾深度参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程因而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加之电影艺术本身具有的高仿性使批评者和观众很容易产生社会生活的代入感。

但电影终究是“从摄影机里看的电影”，人们需要的是涉及电影本体的“技术性”电影批评。尽管网络影评的专业门槛被磨平，但如豆瓣电影小组这样的网络趣缘群体，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电影批评理论建构做出重要贡献，有着传统学术批评不能替代的价值，“有时候业余性恰恰没有专业性的诸多成规，在随意中可能会产生富有新意的创造”。

互联网既成事实地成为主流传播平台，电影批评没有理由再去做“传统媒体/新媒体”“传统批评/网络批评”这样的二元分割。学术向批评有理论建构的责任、商业向批评有扩大电影市场的功能、娱乐向批评有疏导大众情绪的能力……这构成了电影批评价值的马斯洛金字塔。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是商业向和娱乐向的批评，也必要有一定的艺术理论标准去要求自己，因为只有当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对艺术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时，中国电影才会有更坚实的前进步伐。

大数据和社交网络文化视角下批评路径的探索

网络影评的数据化。2019年被称为“5G元年”，未来每个人接入互联网的频率和触点数量将被再次扩大，“媒介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将被贯彻的更加彻底。

对于电影观看来说，“不同的传播媒介，也使得电影的沉浸审美形态不断产生着新的变化”：观众可以在影院黑暗的造梦空间里享受封闭式沉浸感，也可以在手机终端感受零距离、泛众化的交互式沉浸感。后者随着网络体验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年轻观众群体的观影常态，也是海量网络影评的生成土壤。

随着中国电影“新口碑时代”的来临，包括评分、榜单、短评等各种网络评价体系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汇聚成能够影响票房的“口碑”，“以电影、影院为发端的公共文化空间已经绝不限于影院了，而是一个遍布各种媒介、众声喧哗的跨媒介舆情空间。”如何将海量、细微的跨屏信息整合为科学可用的电影评价指标，这需要“借助复杂的统计学、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对观众的评价行为进行量化处理和数据化呈现。”

事实上网络影评数据化至少有三个重要价值，即“观影指南、消费引导与评价可视化”“意见聚合、趣味区隔与DIY份”和“观点回流、内容反哺与创作反馈”。

首先，在大数据思维下，相对于影评人个体主观的判断，评分可谓是一种“主观的客观”，即每个参与打分的个体是“主观”的，但最终形成的分数却是“客观”的，个体观众用自己的行为，汇聚成一个指标，这也是电影批评“数字化生存”的一种体现。其次，通过算法给每个观众的观影推荐以及电影各指标的打分结果，都可以让观众“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圈子”，从而实现社交身份建构；再次，通过大数据得出的“笑点”和“槽点”反映了观众的审美倾向，如果说电影批评的目的之一是和创作实践形成良性互助，还有什么比大数据更直接甚至直白的？

被亚文化改写的批评话语。早期亚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聚集，但今天的亚文化人群“不再一定是越轨或对抗主流文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多元的信息以及更快捷的互动催生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亚文化圈子。

“青年群体”+“网络原住民”，自带两大亚文化血统的年轻电影观众并不和主流文化对抗，在互联网上，他们就是“主流文化”——他们有很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使用独特的语言将在现实世界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力的长辈“拒之门外”。媒介化生存的新人类所使用的新语言，被纳入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研究范畴，它的一个重要衍生影响就是“传统受众无法理喻网络用语的同时，网络用语在年轻受众中得到更广泛的内眷式、拥趸状传播。”例如，年轻人认为弹幕和银幕叠加才算完整的视听接受，但年长者却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干扰式”观影。

除弹幕之外，网络影评的戏谑化也常常被视为是对逻辑性、阐释性、历史感的消解。但如果人们将戏谑化现象视为“社交网络文化特性在电影评论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有其存在的充分合理性了。戏谑与早期的恶搞是不同的，戏谑追求更多的深度，只不过仍身披娱乐化外衣——这也完全符合社交网络文化精神。尽管戏谑化的语言和审美不成体系也有一定情绪宣泄成分，但它是一种独特的表达符号，娱乐化解构的同时，表达了一定的智慧和思考，也因此能够成为网络语境中有效的正向教育和引导。

网络本是“后喻文化”的重要实践场所，电影研究前辈批评网络评论嬉笑怒骂、削平深度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思考，是否要积极接受网络文化的反哺——毕竟，不了解年轻人，就无法洞察世界的未来。

结语

全新的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5G的可靠网络、云计算的海量算力、AI的应用智能正相互协同，将深入到包括电影在内的各行各业之中。电影传播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范围展开，电影批评的书写和阅读也将在前所未有的海量触点与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相遇。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在多元化的电影评价体系中，强调国家主体性，这是“对电影民族尊严的守望，就是对电影文化责任的恪守”。同时，在打破国家、代际、现实权力边界的网络世界中，中国电影批评要轻装上阵，用青年一代喜欢看、能接受的方式，提升电影市场主力军的整体艺术素养。毕竟，丰沃的土壤才能迎来令人欣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