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桑珠

(中影集团，北京 100082)

由韩国CJ娱乐集团出品的电影《寄生虫》2019年5月在戛纳首映并问鼎金棕榈最佳影片奖之后，又于2020年2月11日斩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成为首部在好莱坞登顶的非英语影片，引起轰动。尽管韩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期间设立“文化界黑名单”，对近万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封杀和创作打压，起步较晚的韩国电影产业经过20来年的努力和发展，已同韩国音乐、韩剧一起，成为体现韩国社会进步和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奥斯卡对《寄生虫》的认可，是对不断探索并迅速崛起的韩国电影的肯定。

电影《寄生虫》的成功主要体现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

一、直击韩国社会底层贫困者的“寄生”状态，引发对贫富问题——目前世界基础性问题的思考

(一)直面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现实

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每向前发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就加深一步。”这是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贫富差距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基础性问题，这给《寄生虫》类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关注空间，其思想内涵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为众多国家社会所认可。

韩国是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发达国家，GDP列全球第十。但是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家庭动向调查》报告中对各收入阶层情况的分析得出，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下降幅度较大，高收入阶层收入却增加，韩国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2015—2017年，韩国的基尼系数逐年递增，超过了警戒线。这一现状，导致像宋康昊饰演的金基泽一家人为代表的低水平劳动力，以及更多的老年人、妇女陷入失业状态。此类题材也为金基德、李沧东、奉俊昊等几代韩国导演所关注。《寄生虫》聚焦韩国社会贫富阶层之间“寄生”关系，正是基于韩国社会现状而产生的艺术表达。

平等是所有人的追求，但不平等才是社会现实，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平等比比皆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在无数次地上演着这种追求平等的故事。《寄生虫》表现的贫与富是平等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关系，由于财富占有的不均，人的不平等，造成“寄生”现象，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刺激人性恶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对社会底层人性的贪念和欲望由正常走向极端的阐释

欲望是人性中不容否认的本性。但欲望有正常与不正常之分，正常的欲望是合理的，贪欲是一种不正常的欲望。

影片中哥哥基宇开始想得到一份工作，这是合理的；进而介绍妹妹基婷进入，同样是为了改变窘迫的家庭生活。但是，到了父母的进入，这种正常的欲望就变成了一种贪念，不是靠一般的糊弄和算计获得工作，而是靠阴谋、损害，制造陷阱来非法获取。“人心不足蛇吞象”，影片对人性中贪欲的揭示，自然、深刻，合乎情理。

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言来掩饰，金氏一家的日子从此不再安宁，人性的惯性、生活逻辑的惯性，已将他们推向自己设计的一场基于朴社长一家规定情境进行角色扮演的游戏中。金氏一家如同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中对于角色扮演理论的践行者，凡是和朴社长家有关的领域都是金氏一家人施展演技的舞台。为了顺利进入朴家，金家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靠着全家人精湛的演技，逐步拥有了朴社长家全部雇佣工作。这正是生物学中，寄生者和宿主相互适应的过程。这种看似荒唐，却合理的存在，对于金氏一家，既刺激、兴奋，又恐慌。刺激在于铤而走险，险中获益；兴奋在于，他们似乎顺理成章、摇身一变，便能与朴氏一家共享富人生活方式，在精神上也体验着一次次用谎言支配主人带来的快感；恐慌在于，这一切都靠谎言维持——只要被揭穿，他们将从云端跌入深谷，后果不堪设想。《寄生虫》对金家“入侵”过程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确有独到之处。

得陇望蜀，这一欲望满足的高峰是，朴社长全家外出参加夏令营后，金氏一家迅速“鹊巢鸠占”，俨然成了朴氏豪宅的主人。一家人欢聚一堂，听着淅沥的雨声，享受着主人的美酒，欣赏着主人家优雅的环境，讨论富人生活，畅想未来“联姻”计划——这正是贫富之间的弥补，以暂时麻痹的方式，全方位地让心理得到满足。他们清楚这一切不属于自己，但从心灵深处，这正是他们向往的奢华、闲逸的生活。

人的精神世界都在平等的形态下存在，排斥差别，这便是人性。朴社长数次提到越界，这个界限对于寄生在朴宅的另外两家人来说早已超越，真相败露只是时间问题。捅死朴社长，正是金基泽面对富人对穷人的鄙夷和欲望的幻灭而发出的绝望和反抗。影片对这一心态的烘托可谓入木三分，让人们看到了处于生活底层的那些贫困的人赤裸裸的心境，他们的悲哀、抗争和强烈求变的向往，甚至隐藏在那种强烈愿望之下的阴谋和恐怖。

(三)贫富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问题，大概私有制产生之后就有了

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或与奉俊昊导演首尔延世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背景有一定关系。这个学术背景使他从理性与专业的角度，把不同社会问题的思考展现在电影创作中。从他导演的处女作《绑架门前狗》到《杀人回忆》《汉江怪物》等作品，也从不同层面反映了韩国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导演对韩国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思考和把握，《寄生虫》才蕴含如此丰富的思想内涵，进而告诫社会：贫富阶级阶层对立，必然导致社会摩擦和斗争。

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来自对生活的深刻观察，艺术规律必然是生活逻辑的升华

《寄生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其艺术形式的浑然一体，构成紧密的逻辑匹配。当敏赫为了追求朴家女儿而将基宇介绍给朴社长夫人时，基宇便带着感激接受了，这便是骗局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也同时表明，作为社会，富人和穷人是一对矛盾体，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形成既定社会关系。

但艺术表现不能超越生活逻辑而存在，不论这个逻辑是显形的、隐形的，还是变形的。这种逻辑性体现在三方面：

(一)贫富生活时空逻辑的现代对应

首先，影片对称地体现了朴和金两家的悬殊差距。从居住条件方面，朴社长家居住在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豪华别墅。庭堂花园，复式结构、地下室、停车间一应俱全，一双子女各有装修精致的独立卧室。而金基泽一家四口则蜗居在街角狭小肮脏的半地下室；窗户挨着地面，可以仰窥窗外路人的活动，恓惶尴尬。从双方家人的设置看，朴社长为公司总裁，家里有年轻靓丽的全职太太和勤劳的帮佣。女儿纯真可爱，修外语准备出国；小儿子聪明好动，爱好西方艺术。相反，金家父母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子女聪明机灵，均已成年，哥哥屡次高考名落孙山，在家待业，全家人经济拮据，生活窘迫。朴金两家人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贫富矛盾的双方来说，一显一隐。富者不显已现，贫者极力掩饰，基婷不让司机送到家等都是为了躲避自家的穷酸。

其次，朴家老帮佣雯光与住在地下室丈夫的出现拉长了韩国社会“寄生”关系的历史距离。金家命运从雯光冒雨回到朴宅开始转折。从寄生关系上来说，雯光一家与金家是同类。在互知身份后，两家开始了对朴家寄生权的争夺。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现代理念的完整精美的时空逻辑设计。

(二)生活的心理、思维逻辑

较之过去所谓穷人和富人的故事，《寄生虫》的新，表现在人物特定的时代特点上。一个发达的或者相对发达的社会，人们所受的基础知识是相近的；富人中有高智商的人，现代穷人中同样有高智商的人，因而他们的犯罪也可能是高智商的犯罪、具有现代性的犯罪。金氏兄妹的素养不经过一定层次的学习获得不了。因为，他们是一个认真攀高的家庭，是一个积极上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家庭。金氏兄妹的学习经历也使他们有一定的知识修养和对社会的了解。朴氏对子女实行西化教育，从美国为儿子多颂购买质量最好的童子军装备印第安弓箭和防雨帐篷，到培养他学习油画；培养女儿多惠学习外语。基宇观察到朴氏一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便利用这一点，基宇将妹妹设定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艺术专业老师，然后妹妹再将父亲设定为有美国工作背景的司机，切中朴氏一家诉求，得到朴夫人的肯定和家人的信赖。这样的骗术没有被识破，也从侧面反映了朴家崇美也不过是附庸风雅。

巧于伪装，与“宿主”同呼吸共命运的“寄生虫”并不是一眼就能够识破的，只有多颂从他们身上嗅到的“气味”是无法隐藏的真实，这才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生活的制度、理念逻辑

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在社会制约中生活，又无不在社会制约之外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金基泽一家铤而走险，就是如此。雨天逃离，家被水淹后，基宇对其父说他应承担全部，忠淑要报警、帮佣以此要挟等都在反映着韩国的法治环境，甚至杀了人的金基泽的藏匿也是如此。“寄生虫”也不都是毫无人性的恶棍，他们也游走于善恶、守法与违法之间。当金家与寄生“前辈”雯光夫妇狭路相逢时，都希望维持现状、“谈判”解决问题。基婷希望与雯光和解的想法，正是卢梭所阐释的早于理智而存在于自然人身上的法则——人类看到其他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他的同类，在遭受痛苦和死亡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天然的不愉快。最后，金氏土葬帮佣，基宇解救父亲，但这种寄生的生活和因寄生而形成的矛盾冲突，也使他们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

一个悲剧，三个家庭的伤痛。但是贫富这一古老的问题仍然在继续，“寄生”的现象还会继续；尽管形式会完全不同，带着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气息，但还会有新的“朴氏”与“金氏”的故事发生。这就是作品让社会关注贫富问题的深切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