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东旭 顾伟丽

(上海师范大学 影视传媒学院，上海 200234)

近年来，各大银幕上涌现出诸多现象级的主旋律电影。《战狼2》(2017)以56.39亿元的票房位居国产电影内地票房榜榜首。继《战狼2》(2017)之后，同一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2018)再创佳绩，以36.22亿元的票房位居2018年国产电影内地票房榜榜首。《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领跑2019年国庆档，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以31.46亿元的票房，位居2019年国产电影内地票房榜第三位。当下的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爆款，深受观众喜爱，与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密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电影创作转型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有着密切关联。虽然《我和我的祖国》(2019)依旧是现象级电影，但票房市场很难突破《战狼2》(2017)和《红海行动》(2018)，整体票房有下滑的趋势。随着高潮点的到来，未来主旋律电影能否继续领跑国内电影市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一直是电影创作者和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宏观上厘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流变轨迹，以期对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创作建议，进一步推进主旋律电影蓬勃发展，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一、主旋律电影的萌芽期与成长期

(一)萌芽期(1978—1989)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在经历了10年的“思想禁锢”之后，电影人号召在电影创作中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9年，白景晟发表了文章《丢掉戏剧的拐杖》，钟惦棐发表了文章《戏剧与电影离婚》，李陀、张暖忻发表了文章《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理论的启蒙才真正拉开帷幕，经历了太久的思想禁锢，他们主张为中国电影解放思想，付诸实践，实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由此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在觉醒之时应尽快清除“文革”期间延续下来的电影生产中的假、大、空等陋习，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的一般创作原则和电影叙事客观规律。因此，伤痕电影应运而生，并成为“文革”后的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主要是表现“文革”等极左政治运动给国民带来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伤痕电影是一种时代呼声，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是进行文化反思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伤痕电影的代表作品有《生活的颤音》(1979)、《小花》(1979)、《于无声处》(1979)、《泪痕》(1980)、《苏醒》(1981)、《小街》(1981)以及谢晋导演的伤痕三部曲《牧马人》(1981)、《天云山传奇》(1982)、《芙蓉镇》(1986)等。谢晋导演拍摄的作品尤其是伤痕三部曲是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其作品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主流价值观导向，伤痕电影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主旋律电影陷入一种刻板化中，很大程度为反思而反思，没有能够突破局限，不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伤痕电影所占比重越来越少。

1987年3月，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文艺方针，该方针相继被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标志着主旋律电影概念被正式提出。主旋律电影的提出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由它的方向、内容和目的所决定。1987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当前文艺战线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发言中提出：“主旋律必须反映时代的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给人们以鼓舞和鞭策，而不能贬低、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调、主旋律过去不能含糊，今后也不能含糊。”此前有部分像《大渡河》(1980)、《西安事变》(1981)、《四渡赤水》(1983)、《血战台儿庄》(1986)等讲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但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是198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巍巍昆仑》(1988)，影片讲述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等率领“昆仑纵队”在陕北歼灭国民党围攻部队反攻取胜的故事，并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光辉形象，为今后主旋律电影创作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时主旋律电影也正由萌芽期向成长期过渡。

(二)成长期(1989—2000)

主旋律电影成长期是创作转型的关键，这个阶段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主旋律电影的时代性。主旋律电影创作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与时俱进，创作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创作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脉络基本相一致。二是主旋律电影的审美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国民审美水平在逐步提升，电影服饰、道具、场地等硬件设施也在逐步改善，科技进步为电影工业制作流程化严谨度把关，摄影机更新换代，画质也在不断提升，思想的开放，通过故事性和叙事手段的增强，内容创作软实力得以提升，以至于审美性成为一大特点。三是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受刻板思想局限的影响很大，导致只有历史片和战争片，在成长期电影创作者融入爱情、友情、亲情、悬疑等诸多元素，形成了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四是主旋律电影的多元化。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创作思路的多元化、题材选择的多元化、弘扬中国精神的多元化上。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按照“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文艺方针，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开国大典》(1989)、《百色起义》(1989)等经典主旋律电影。其中《开国大典》(1989)采用艺术化的叙事手法和纪实手段将中国共产党从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进行精彩呈现。作为主旋律电影概念被提出后的首部献礼片，《开国大典》激发出观众的观影热潮，也荣获多部电影奖项，并掀起了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热潮。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相继登场，如电影《大决战之辽沈战役》(1991)、《大决战之淮海战役》(1991)、《开天辟地》(1991)、《决战之后》(1991)等，使得这一年被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年”。

邓小平指出：“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并没有把主旋律电影归为政治宣传的手段，而是以生活中的真、善、美作为根本去排斥假、恶、丑。创作路径拓宽的同时，发行路径也被拓宽，1993年下发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打破了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电影管理机制从计划到市场。因此，多元化的创作路径为电影工作者带来了创作上的机遇期。

1994年1月，江泽民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电影工作者领悟贯彻“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文艺方针，聚焦党、政、军重大革命历史，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挖掘故事题材进行主旋律电影创作，着重描述国家领袖、党政干部和重大历史事件，歌颂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通过典型英雄人物的塑造，激发观众的共鸣感，以此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和弘扬时代精神。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多种题材为创作背景的主旋律电影，如以人民干部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如《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2)、《孔繁森》(1996)等；以国家领袖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如《毛泽东的故事》(1992)、《周恩来》(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天》(1992)等；以重大事件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如《大决战之平津战役》(1992)、《大转折之鏖战鲁西南》(1996)、《大转折之挺进大别山》(1996)、《解放大西北》(1996)、《南线大追歼》(1997)、《席卷大西南》(1998)、《大战宁沪杭》(1999)等。

二、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期及其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经济制度改革和优化的同时，电影制度也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2001年12月18日，广电总局和文化部颁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将成为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机制，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改革的一个重大标志。电影产业被极大地带动，电影产量逐年增加，电影票房突破性提升，中国电影进入新时期的同时，主旋律电影也迎来了发展期。发展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发展较为困难的缓慢发展期(2000—2008)，第二个阶段为飞速发展期(2009年至今)。

(一)缓慢发展期(2000—2008)

2000年—2008年，刚进入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很乐观，可谓困难重重，很多电影在内容和题材的选取上虽较20世纪有明显多样化趋势，但情节设置陷入老套和陈旧的状况之中，很难使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感。与此同时，电影市场却迎来了历史新高，票房与日俱增，几年间的发展使观影成为都市娱乐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票房的不断上升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商业电影大批量登上银幕，吸引了很多观众走进影院去完成大银幕的观影体验。商业电影创作占比明显增加，其从故事性、可看性和趣味性上都力压多部主旋律电影带来的观影效果。尽管主旋律电影发展受阻，但也在朝前发展中，这一时期也不乏《邓小平》(2003)、《云水谣》(2006)、《我的左手》(2007)、《集结号》(2007)等经典的主旋律电影呈现。

(二)飞速发展期(2009年至今)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成为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一个关键点，主旋律电影迎来了飞速发展期。同年像《建国大业》(2009)、《风声》(2009)、《南京！南京！》(2009)、《十月围城》(2009)、《沂蒙六姐妹》(2009)、《高考1977》(2009)、《斗牛》(2009)、《铁人》(2009)、《复兴之路》(2009)等多部主旋律电影被搬上银幕。其中《建国大业》(2009)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该片以4.16亿元票房夺得2009年国产电影内地票房榜榜首，拉开了“建国三部曲”的大幕，为《建党伟业》(2011)、《建军大业》(2017)打下基础。

主旋律电影飞速发展期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主旋律电影产业的正规性。电影改革在不断推进，国家相继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年发布了《关于促进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2年发布了《关于返还放映国产影片上缴电影专项资金的通知》，2014年发布了《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等改革相关文件。为促进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电影市场秩序，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二是主旋律电影宣发的商业性。部分主旋律电影虽有国家资金扶持，但是大部分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方也要盈利，在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能量以外，商业元素日渐浓厚，如使用明星阵容进而发挥明星效应，采用特效增强视觉效果，将百年老店的广告植入其中获取赞助。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融合发展为中国电影市场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三是主旋律电影内容的现实性。主旋律电影内容创作遵循真实性原则，以客观角度进行叙事处理，注重关切人民群众，聚焦社会热点话题。以现实题材为创作根基，对准民生问题，并以民生问题为切口深入挖掘其社会价值。主旋律电影的现实性特征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更为明显，代表电影像《我不是药神》(2018)、《无名之辈》(2018)、《“大”人物》(2019)都是通过小人物的反差转变、弱势群体的生命诉求来折射国家社会经济转型期亟须解决的社会矛盾。

近年来，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成为爆款，如《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和《我和我的祖国》(2019)等。以《战狼2》(2017)为例，影片激发观众爱国热情的同时切实让人民群众体会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并创作出了一个和平年代。影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控极佳，全面注重传播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如，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对党忠诚、甘于奉献的军人形象，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者的批判，对援非事业的褒扬，中非友好关系的合作共赢，以平民视角关注海外人员的真实需求，可圈可点的女性角色，公民享有的国家权利和义务等。

《战狼2》(2017)等一批优秀主旋律电影的大获成功，使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环境呈现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景象，揭示人民群众从情感上认可并期待党和国家提供的社会治理，在社会经济加速转型期和国家深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主旋律电影助力文化政治传播，为当代中国民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积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2014年10月，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归根结底，主旋律电影就是要创作出属于人民的电影，笔者坚信，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讲好中国故事，把握市场发展规律，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弘扬时代精神，在未来创作的主旋律电影中一定会有影片能够超越《战狼2》(2017)创造的票房纪录。按照这一趋势，主旋律电影将不断朝前推进，并且会一直处于发展期。

三、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创作建议

(一)人物塑造上要爱惜塑造的人物

人物塑造是电影创作最为关键的环节，让人物更趋近于现实中的社会人。既然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就要寻找到现实中典型的人物原型，在人物原型的基础之上加以艺术化的塑造，使其一系列行为动作及结果是事件的发展导致，而不是以上帝视角将人物玩弄于事件之中。这样的人物设定才能给故事以精彩绝伦的呈现，才能让观众跟着人物走进故事，以此达到移情的目的，而不是根据故事去看透人物，如果是根据故事看透人物，那样的人物毫无生命力可言，即使是再好的故事也没有办法让观众产生共情效果。创作者在创造或者塑造人物的时候，要爱惜笔下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人物的塑造是为叙事而服务的，而不是设定一个故事去服务于人物，不然，我们随便找个人放到故事当中就可以了，不需要饱满的情感、不需要独立的个性，那么电影也就算不上电影了。正是丰满的人物，才使得矛盾得以激化、冲突得以爆发，人物塑造也是冲突的呈现形式，表现在人与人性格上的冲突、人与人思想意志上的冲突、人与人行为上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等。亦是冲突的激发和矛盾的激化才有了故事的推进。赋予人物生命，让人物尽可能丰满，流露他们的真情实感，达到移情的效果，使观众产生共鸣感，进而呈现出好的故事。

(二)叙事上要小口切入娓娓道来

在叙事方面要以点切入，进而引出主题，达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一是小人物揭示大主题的主旋律电影，要通过人物的真情流露来呈现主题思想，不宜具有过强的主角光环，不然就会呈现出“假大空”的叙事。比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以小人物程勇贩卖药品为故事线索，起初以赚钱为目的拉开故事序幕。当程勇真正走近癌症患者后，他在与癌症患者相处的过程中，彻底明白了生命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在癌症患者需要他的药救命的时候，他选择放下利益，以救人为目的去贩卖特效药。在整个人物弧光转变的过程中，人物的真情悄然流露。程勇没有过强的主角光环，在整个叙事线中他精神受到过打击，人身遭受过伤害，最后也因贩卖药物被警方抓获。但在这层层递进的叙事中揭示出了人性的美丑善恶，反映出癌症患者对特效药的需求与政府定价的不平衡性，进而呈现出主题思想，让叙事的推进达到影片所需的最大价值。二是描写伟人的主旋律电影，要小口切入娓娓道来，讲述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伟大和成功的，重点在于通过叙事技巧来凸显人物弧光。例如电影《古田军号》，在描述伟人毛泽东的过程中，以吹号手的故事切入一个时代背景中，讲述了青年毛泽东在失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不被共产国际所认可，身患重病等曲折经历中的砥砺前行，不屈不挠，进一步凸显人物弧光。正是这样曲折经历的呈现，成功才显得伟大，在毛泽东没有职务并且带着重病的情况下，摸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建党和建军思路，才有了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灵魂，进而也更好地将伟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伟大和成功的过程客观呈现在观众眼前。三是讲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在保证故事完整性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增加叙事冲突，在观众已知的事件结局下设置悬念，揭悬念的过程正是抓观众情感的重要之处。例如电影《建国大业》，影片的结尾即观众已知的前提，其在叙事过程中增加了完成结局目标过程的戏剧冲突，内战序幕的拉开即是冲突的开始，围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都具有很强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在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同时，合理编排叙事是可以抓住观众情感的，让观众在已知结局的前提下感受革命先辈们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

(三)内容上要讲好中国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在以“内容为王”的时代，做内容胜过做噱头，在主旋律电影内容创作上要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不能与社会脱节，应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问题，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得到新的发展。讲故事就要定主题，在主题敲定上要注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现实文化融会贯通，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样一来，主旋律电影才能真正做到致力于挖掘社会现实问题，揭露社会现象，弘扬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积极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德国社会学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提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因此，主旋律电影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要紧紧抓住时代脉搏，奏时代强音，让文化自信的中国电影屹立于世界电影的前列，真正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