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娜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人物传记片作为对美国历史进程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及经历的记录与展现，其对人物生命轨迹的书写在新世纪以来具有了更民主化和多样化的转变，对小人物的生命写作，以及以微观视角切入传记人物人生历程的叙事策略，都使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体现出了一定的后现代性特征。但是，人物传记片作为好莱坞电影中一个历史悠久的类型，它的保守性在女性主体叙述策略上体现得分外鲜明。

一、女性人物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缺失

在本文所考察的120部2000年以后的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以女性为人物主体的作品仅23部，占了不到20%的比例，这些影片中还包括以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莉莉·艾尔比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影片《丹麦女孩》。从性别角度，丹尼斯·宾汉揭示出好莱坞明显呈两极分化的人物传记片传统：一方面，“有关男性的影片从庆贺型到不加掩饰型到后现代型到戏仿型。另一方面，有关女性的影片仍然背负沉重的受难、牺牲、失败等神话，这些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说明电影表达了我们的文化对在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女性所持的恐惧态度”。对女性人物主体的悲剧化处理是从经典好莱坞人物传记片就开始延续的传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发展到高峰。由威廉·惠勒拍摄的歌舞人物传记片《妙女郎》(

Funny

Girl

,1968年)成为这一叙事策略的范本，影片讲述了芭芭拉·史翠珊扮演的底层少女范尼·布莱斯，在歌舞大王齐格飞的挖掘和培养下，终于成为音乐剧女王的人生经历。范尼虽然获得了成功，却屡屡在情感上受到挫折，事业无法弥补个人生活不幸带来的痛苦，经常“用微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忧伤”。这一类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片，往往在呈现女性追求梦想、获得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以其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缺失来作为平衡，彰显出男性视野下对成功女性的审视和评判，宾汉称此类女性人物传记片为“受虐狂女性传记片”。在新世纪之后，女性主人公的命运在人物传记片依旧有类似的延续，比如《弗里达》(2002)中弗里达在经受车祸后数十次手术的痛苦时，还要忍受画家丈夫迪亚戈的屡次出轨；《女魔头》里艾琳·沃诺斯经历了暴力和冰冷的童年，13岁起就开始出卖肉体获得生存，为了和同性爱人希尔达生活而重操旧业，不想遇到了虐待狂，因此走上杀人行凶的道路。在女性受难和牺牲之后，越来越多的影片结局走向了女性的“自立”与“强大”，虽然这种结局并未真正解决女性“自由”和“解放”的出口。《永不妥协》中，有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艾琳和马斯瑞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埃德，一起调查污染水源、掩盖事实的大公司，最终竟为受害者赢得巨额赔偿，自己也获得了他人的认可和立足之地，成功地由一个郡选美小姐冠军转型成为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女性楷模。在影片中她是男性角色的欲望对象，同时也是观众的欲望对象。索德伯格从男性视角出发，巧妙地以坚韧、勇猛、不羁的男性性格色彩，包裹了艾琳极具女性魅力的躯体，使她的性感度得以降低，在获得男性观众喜爱的同时不至于使女性观众感到厌恶和排斥。蒂姆·波顿执导的影片《大眼睛》中，单亲妈妈玛格丽特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的贤妻良母，在家庭以外是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的。《拉芙蕾丝》中年轻女孩琳达在丈夫的逼迫下参演色情片，浓厚的宗教家庭氛围及母亲的严厉教导，使拉芙蕾丝即使在被毒打的情况下也不敢对丈夫提出反抗。两位女性传记人物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和影片中离开了丈夫，看上去得到了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影片中两个丈夫形象塑造的极端化，使其丧失了对本质性社会文化因素的深究，使两位女性的个人“获救”成为“传奇式”的成功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相较于经典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强调男性和婚姻对于女性的绝对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人物传记片中，女性主人公没有将矛头指向所身处的社会文化中，从中寻找症结所在。究其原因，首先因为人物传记片自诞生起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宣扬的功能，致使创作者们在选择传记人物和确立主题时，会综合考虑社会共识与观众的接受心理。特别是在进入2000年之后，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的一部分进入大制作当中，成为冲击奥斯卡的有力候选人，因此在影片的价值导向上更加趋于保守和中庸；其次，好莱坞的人物传记片创作者绝大多数为男性，这一点决定了其进行女性人物叙事时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势必会带有男性眼光。在以女性为人物主体的23部人物传记片中，女性导演完成的有8部。女性创作者的作品中对主人公的呈现相较于男性导演对女性的书写有所不同，尤其是影片《绝代艳后》和《女魔头》中体现得更为鲜明。索菲亚·科波拉作为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女儿，体现出与其父迥然不同的影片创作风格。科波拉擅长史诗型的宏观视野描摹，索菲亚则对人的个体世界十分关注。在以18世纪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尔特为传记主人公的影片《绝代艳后》中，索菲亚抛开史蒂芬·茨威格对玛丽王后的经典史实传述，选择了安东尼亚·弗雷泽的传记《玛丽·安托瓦尔特：旅程》作为改编对象，以唯美的镜头语言将她所理解的玛丽王后精细地描摹下来。影片给予玛丽大量的特写与她的视点镜头，女性人物在其中不再是被窥视者，而成为周边世界的“观察者”，通过玛丽和皇宫贵族们常年的交往与应对，展现出主人公如何从一个懵懂美丽的少女成为肆意享受生活的王后。导演毫不吝惜地使用柔美的光线、洛可可风格的场景装饰、轻快跳跃的现代音乐，来修饰玛丽及其生活。而派蒂·杰金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女魔头》是新世纪以来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最为突出的女性主义电影作品。影片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第一位连环女杀手艾琳·沃诺斯的人生经历，作为女性导演，杰金斯以极大的热情和洞察力挖掘其具有人性和情感需求的一面，对人物的杀人心理动机做出了合理的诠释与描摹，畸形的原生家庭和男权话语下的社会环境成为最具有说服力的原因。因此，在艾琳第一次杀人的场景中，变态虐待者对艾琳的残暴行径使艾琳开枪时，观众给予了主人公认同与理解。但是，这并不代表导演渴望通过本片为艾琳翻案，相反的是，在这位女导演的叙事引导下使观众将对案件本身噱头的关注，转向对人物悲惨命运形成原因的思考。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但不仅仅局限于类似《大眼睛》《绝代艳后》等影片中对女性成长意识的表达，而是对男权社会下由男性为主导所确立的规则与价值评判体系，进行了挑战与反叛，影片中的“艾琳”就是这样一个跳脱传统男性社会认知的双性别身份人物的存在。

女性导演镜头下对女性人物的观照是带有强烈自我色彩的，处理不好的话容易掉入性别意识的局限性中，但优点是女性创作主体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细腻，会使女性人物主体获得生命力，在作品中完成两重主体的交融和延伸。目前在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的创作领域，女性创作主体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为女性人物主体稀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女性叙述人与视点的缺失

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的女性叙述人设置对影片的叙事视点、镜头视点的安排及叙述话语的建立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女性叙述人大多是人物传记片中女性创作者的代言人，成为创作者自身情感的直接投射，能够在影片中体现出较强的女性意识。反之，当人物传记片中女性叙述人缺失，也证明了在新世纪以后的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女性”身份和话语的稀缺。

从内涵上来进行界定，女性叙述人指的是影片本文以女性的“声音”或视角作为故事讲述、情节组织、本文结构的“组织者”和“陈述者”。与本章第一节中关于叙述人的身份类型相同，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的女性叙述人经常出现的主要有两种：一种类型是以第一人称方式完成的女性“我”者叙述，并且在这一类叙述人中的“我”者都是画内人物兼叙述人身份。如《女魔头》影片开头就采用了主人公艾琳的第一人称叙述，倾诉心声的同时也给观众提供了对其生活轨迹的基本了解。《简·奥斯汀的遗憾》(

Miss

Austen

Regrets

，2008)中通过奥斯汀的内心独白揭示出她对世界独特的认知。《拉芙蕾丝》作为一部传记人物本身具有争议性的影片，其开头通过倒叙的方式，以拉芙蕾丝接受新闻采访时的自述来开启人生经历的帷幕。

另一种是比较特殊的，从叙述人身份类型上来说属于非人称叙述人，但是在影片中以女性人物的视角或心理轨迹为展示对象，通过摄影机的视点在完成“女性视角”的叙述。比如女性“它”者叙述人的《永不妥协》中，以描绘人物的现实遭遇揭示影片的核心冲突，叙事进程中是以女性人物在困境中的成长和境遇转变为重点的。再有女性“他—它”者叙述人的《弗里达》《绝代艳后》《丹麦女孩》等影片，这些作品中因存在说明性字幕而属于“他—它”者叙述人，但是通过摄影机的视点将隐藏起来的女性叙述人叙述视角展现了出来。《弗里达》的影片开头以倒叙的方式呈现了晚年的弗里达，镜头中俯拍的弗里达脸部特写逐渐放大变为眼部的大特写，随即切入弗里达少女时期的生活。这种拍摄和剪辑的方式，给观众制造出似乎通过进入弗里达的眼睛中去窥探她回忆的幻觉，给影片中人物的人生经历蒙上了一层主观化的色彩。《绝代艳后》中索菲亚·科波拉安排了许多玛丽王后的主观视点镜头，一方面表现出玛丽在凡尔赛宫中从最初的好奇到沉闷再到熟悉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通过玛丽的观察完成了对影片中18世纪欧洲宫廷洛可可风格场景的视觉展现。

除了这两种女性叙述人之外，在这段时间的好莱坞女性人物传记片中还存在着以男性第一人称“我”者完成叙事的方式，如影片《大眼睛》等。《大眼睛》中“考察家报”的八卦专栏作者迪克·诺兰成为这部作品的叙述人，影片中诺兰的叙述，成为玛格丽特与沃尔特之间感情和婚姻变故的见证者，同时也成为“大眼睛”系列作品逐步闻名于世的推动者。这样的叙述人的选择，使整个故事像诺兰笔下的八卦故事一般曲折生动，使观众获得了双重观看的效果：一重是对诺兰所代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的美国公众的观看；另一重则是对故事主人公玛格丽特的遭遇的观看。经济飞速发展下的美国随之而来的是民众对艺术作品的追捧风潮，因此艺术家们的私生活也成为美国人日常消费的对象。因此该片中对玛格丽特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非常不彻底，以玛格丽特的视点为主的镜头较少，缺乏对当时社会背景下男性权力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思考与反抗。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人物传记片中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人的方式比较罕见，而且更没有以女性作为第三人称叙述人的影片。女性作为叙述人只在以女性为人物主体的影片中存在，在这一阶段的其他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女性叙述人的身份和女性视点镜头的缺失，使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的女性角色主要是作为男性传记人物的衬托而存在的。而在女性人物传记片中，作为第三人称叙述人的女性的缺失，也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女性在美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叙述中的失声现状，关于女性主人公的人物传记片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家庭、情感等个人生活的局限领域中，使其丧失了为历史进程代言的权威性，这不能不说是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男权中心文化体现得格外鲜明的地方。相比之下，英国人物传记片《铁娘子：坚固柔情》(

The

Iron

Lady

，2011)、《女王》中对女性身份、权力和家庭的呈现，能更为全面客观地展现出女性在国家发展进步中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讲述霍金的人物传记片《万物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2014)，采用了大量霍金前妻简·王尔德的主观视点镜头，使影片里简在叙事进程中占据了几乎与主人公同等重要的分量。这种对男权社会和男权话语的维护，再次体现出好莱坞人物传记片在2001年以来的保守趋向。

三、女性“反叛性”话语的缺失

从女性叙述人所建立的话语运作机制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共谋性”女性话语，指女性叙述人在男权社会文化中的“语言体系”和“话语”机制之内，通过借用、改造和寻求一种带有“女性情怀”的编码方式，来实现与男性话语区别开来的叙述策略。这一类型的话语大多是以凸显“女性气质”或“两难境地”冲突，来展现“女性情怀”和“女性意识”的。女性叙述话语的另一层是“反叛性”女性话语，指的是女性话语及其编码方式以对男性化与的颠覆和逆反用法(解构)为己任。它所构筑的影片本文，不再是与男性保持对话关系的女性独立自主性要求，而是从本体上对男性话语体系、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质疑和消解。从整体上来说，新世纪的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共谋性”女性话语，以比较温和的、立足于平等的前提下对女性成长和女性意识的主题进行探讨，其本质还是认同男权社会所构建的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和规范。比如《大眼睛》中玛格丽特始终不愿吐露真相，最终原因在于希望保持家庭的完整，不影响女儿的成长。以著名超现实主义女画家弗里达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片《弗里达》，全片将重点围绕在弗里达和迭戈的爱情婚姻上，并且把弗里达绘画的初始动力主要归结于情感因素，而缺少对人物更丰富、深层次的艺术创作的探索。影片结尾互相背叛伤害过的弗里达和迭戈相拥的场景，成为女性人物传记片中“共谋性”话语的典型代表。

在其他许多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甚至是以女性为传记人物的影片中，女性话语相较于上述影片而言是基本缺失的。如同《华尔街之狼》中女性角色彻彻底底沦为影片中的花瓶和摆设，并且创作者在片中表达出的信息也说明女性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中心话语体系之外，只承担了家庭角色和消费对象的功能。以至于在以著名色情电影演员拉芙蕾丝为主人公的同名影片中，女性话语并未被叙事所构建起来。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拉芙蕾丝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成为女性主义影片最好的叙事，在她身上深刻体现出这个被性别不平等所支配的世界里，看的快感由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所构成的主题。拉芙蕾丝就是作为性对象而展示的女性。可是影片并未对此主题进行过多的探讨，除了结尾处拉芙蕾丝戴上眼镜，穿上去性别化的灰色西装外套，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宣传自传，并号召女性同胞保护自身外，整部影片保留了经典好莱坞女性人物传记片的“受虐狂”气质，将拉芙蕾丝塑造成一个美丽、柔弱的受害者角色。影片创作者以一种极为沉默冷静的方式进行叙事，并未对此加以思考评判。虽然这样的叙事策略也许和爱泼斯坦等人常年的纪录片创作经历有关，但是《拉芙蕾丝》中对人物悲惨命运的展示是难以支撑影片最终结局企图实现的导向的。

应该说《女魔头》是新世纪好莱坞人物传记片中唯一一部具有“反叛性”女性话语的作品。影片中从视觉造型设计到叙事的安排，都体现出导演杰金斯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反抗，首先从叙事主线上选择以两位女性的爱情作为主要事件，从本体上去除男性话语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其次影片中对艾琳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塑造，使其超越女性性别，而具有了双重性别的特征；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影片对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势地位与遭受的不平等对待有深刻的考察，将对艾琳个人悲剧的关注上升到对整个社会中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尖锐地把矛头指向了那些从艾琳身上满足丑陋的欲望，同时又无情践踏和伤害她的男性群体。在此基础上，影片《女魔头》的叙事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女性话语，与《末路狂花》(

Thelma

&

Louise

，1991)一样提出了向男权社会的对抗与反叛。

从好莱坞人物传记片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女性话语的缺失本质上是因为女性叙述主体的稀缺，尤其是女性创作者在好莱坞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给女性人物传记片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人物传记片中女性人物的缺少，使女性在国家、社会和历史等重大话语体系内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作为社会历史重要记录者的人物传记电影，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没有女性存在和参与的。因此，开拓和搜集女性人物的故事经历，并给予她们在历史和现代社会进程中应有的肯定与地位，对于好莱坞人物传记片日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