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中的“后真相”（post-truth）这一概念基本都参照了《牛津词典》的定义，即“情感及个人信念对舆论的影响力更甚于事实”。该现象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在民意和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相对社会意义而言的解释和呈现要比真实事实更为重要。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后真相”时代，定义先于理解，情绪先于事实。互联网用户作为“后真相”现象中的主体，包含从接收者到传播者的多重角色身份，不同身份背后的相关因素及其与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作为接收者的互联网用户

互联网用户作为“后真相”时代的网络信息接收者，即以受众身份在“后真相”现象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尽管胡翼青曾指出，作为实体的受众观与作为话语的受众观长期以来是受众研究的两个主要偏向，而媒介技术偏向、技术与受众的相互建构视角往往受到忽略，但不难发现，基于技术视角的新的受众观在“后真相”相关研究中多有呈现。刘日照、程嫩生认为，“后真相”的成因分析首先可划分为知识生产、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共识三个层面，而后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犬儒主义、李普曼（Lippmann）阐述的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以及从众心理等概念理论，对“后真相”现象中的受众心理加以深入探讨。黄欣欣认为，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外，互联网的使用和精准化推送造成公众价值观异化的现状是导致“后真相”现象泛滥的直接原因。有学者更着重立足受众主体视域进行“后真相”时代的成因分析，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中包括微观的受众心理层面和宏观视角的原因：一是媒体环境导致观展/表演范式的常态化令受众逐渐习惯于修辞劝服；二是草根民众心态受到现代犬儒主义影响导致漠视真相；三是大量反转性讯息使受众震惊过度而逐渐趋向于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四是全球化浪潮下的民粹主义对抗使得挑衅政府成为部分受众自我建构的手段。在如今互联网用户与公共信息平台载体间日益变化且复杂的关系下，作为受众的用户与媒介环境处于互相适应、互相建构的状态中，加剧和维护着“后真相”现象的产生。

许多学者直接针对“后真相”现象中受众心理的成因与特点以及心理对行为的映射效果展开分析。拉斯韦尔（Lasswell）曾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出，公开的政治行为所投射出的是私人、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内驱力。同样地，受众在“后真相”事件中的政治意见表达受其深层的心理效应驱动。樊清丽指出，受众心理倾向及情感诉诸方式影响其对事件表达的态度和意见，这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传媒环境不断培养的结果，且与个人因素、群体及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西方学者总结出后真相时代受众的特点，包括故意对证据视而不见、对官方权威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以及更倾向于接受那些实际包含恐惧或焦虑诉求的情绪化论证。其中，受众对权威的信任缺失是信任异化的体现，而信任异化被认为是由政治不信任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逆反心理，受众或表现出无原则地信任，或表现出一种强迫性不信任。詹姆斯·韦伯斯特（James G.Webster）在《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一书中提到，微观理论将受众定义为个体集合，并从个体用户的角度观察媒介使用；另外还将受众视为超越个体之和的存在，是一种市场、公众或大众行为的网络。张庆园、程文卿的研究回归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将受众这一主体以及受众心理置于更加完整的路径中，探究了“后真相”背后的事实、真相、情感和价值关系链的变迁，且强调不应陷入视“后真相”为“非正常”的桎梏中，全然忽视后真相的建设性意义。

作为生产者的互联网用户

用户在“后真相”现象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接收者，互联网及各种技术的支持与赋权，使得公众如今除了对原事件信息直接进行二次传播以外，还可通过用户内容生产（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成为新的事件信息源，由此在“后真相”事件中获得不同的身份角色。蓝勤华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归纳出用户生产内容的动机因子，其中包括互联网平台的易用性、个体互动性、社会交往需求、自我呈现与满足和从众心理等五个方面。用户内容生产作为盛行于互联网各个领域的新态势，与“后真相”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许多研究将普通公众的非专业新闻生产纳入“后真相”“乱象”的产生原因，认为其挑战权威的同时破坏了专业新闻生产的媒介生态。由于公众容易受到自我情感支配而在新闻真实与否的判断中产生偏误，甚至进一步引发从众羊群效应，当其作为传播主体可能在自身的立场取向和利益诉求驱动下制造假新闻，从而推动破坏性传播后果的生成。用户立于生产端所呈现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通常能够体现自身在情感与真相中的看法和选择，生产事件的过程依然是情绪生产的过程，并在与反馈端的互动关系间继续带动真相被情感裹挟。此外，“后真相”语境还映射出新闻生产书写权力的变化，曹珊通过深度访谈法进行梳理，点明新闻业边界模糊的当下，公众新闻书写已在电子书写中形成态势，社会公众正在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话语互动和话语争夺。

总体看来，互联网用户作为“后真相”现象形成的重要主体和关键环节，是相关研究中必然涉及的参与者及分析对象，但现有文献较少讨论身份关联性和具备具体针对性的差异化考量，讨论分析的大体脉络存在同质化现象，对用户与“后真相”的研究分析大多偏向于微观视角下个体心理对其价值判断的影响，将用户心理和行为表现通过浅层描述作为现象分析的依据，容易忽略整体层面上的相互作用。且许多研究都从较为单薄的理论出发进行论述，并不系统化地推演、构建框架或是对相关案例进行整合分析，由此显现出许多质化研究的缺失和不足。此外，多数研究将平民借自身主观性对精英主义的反叛作为“后真相”呈现的基础之一，这对用户内部结构的认识是否过于局限，以及无论用户的角色为何，其在“后真相”现象中是否存在、能够起到多大的正面建设性作用。更少有研究将用户作为同一中心探讨接收者和生产者二重身份的转换与联系问题。这些研究中缺乏讨论的方面，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