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深作欣二导演的《大逃杀——东京圣战》讲述了在末世背景下，某中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纪律松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班主任诱骗到一个孤岛，开始为期3天的互相残杀，最后只能一人重返社会的故事。在这种荒诞的故事背景下，深作欣二利用暴力美学的手段来展现主人公在生与死的杀戮中体验生存，进而在极端化的成长环境中完成自身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提出，青少年完成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会涉及一系列广泛的个人、群体和机构。他认为，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主体有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会影响青少年的整个生命周期。而完成预期社会化是社会化极其重要的一步，青少年经过这一步才能进入初级社会化。影片《大逃杀》正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中，展现青少年在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教育缺失、抗拒校园教育、同辈群体影响三个主体影响因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育缺失背后的成长

有史以来，家庭一直是最重要的社会化群体，原因在于家庭是青少年人生最初几年所处的社会化位置。社会化从家庭开始，孩子学会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大逃杀》中青少年的家庭教育都呈现缺失状态，影片中所塑造的成年人形象都是失败的：秋也的父亲不堪社会压力自杀、光子的母亲成日酗酒但却一直给予孩子期望、北野老师作为BR法案（影片中《新世纪教育改革法》的通称）的执行者却是现实中的失败者。

“小学四年级，母亲离家出走。中学开学那天，父亲上吊自杀。一切都好像很疯狂，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谁也没教过我。”这是电影开头七原秋也的独白，充满着无可奈何与彷徨。秋也父亲代表成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无法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时，对自己的价值产生质疑，害怕自己无法完成社会的期望，感到巨大的悲哀与不幸，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但却给予孩子莫大的期望，他希望秋也在面临社会之时，不要轻言放弃。但正是由于父母教育的缺失，秋也更多地受到了同辈群体与学校的影响，使他在属于自身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面临一个疑惑和混乱的时期，抗拒学校教育、对成人不尊重等。在影片中，秋也与其他同辈群体相比，有着自我的人格坚持，无论是在孤儿院还是孤岛上，他依然坚持内心信念，坚守自身为人的自我原则，对友情和爱情充满信任，且最终也以这仅存的自我信念超越了残酷的游戏规则。

影片中追求活下去的相马光子也是影片中的亮点。她在面临极端残酷的生存环境时，完全遵循游戏规则并且不断在规则中求生，相马光子在题记中写道：“我只是不想坐以待毙！”5岁的光子被母亲卖给有恋童癖的中年人，母亲终日酗酒，不能保护她。惨淡的童年使光子的人格和社会发展都受到强烈影响。或许从那时开始，光子就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在生命的威胁下，她所表现的是真正想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在《大逃杀》这部影片中，成年人自身的失败对青少年预期社会化的完成过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光子的冷酷无情、对同伴不信任、有心计等都已超出一个正常青少年的心智。

暴力美学背后的同辈群体

暴力美学与传统美学不同，是运用具有强烈刺激感观的表现手法折射出人类对生存的意义思考。影片《大逃杀》开篇便用末世情绪、暴力影像元素拉开影片序幕。42名同班同学每个人都只能做选择题：参与游戏还是等待死亡。昔日的好友、同学等在这一瞬间都成为竞争对手。两位学生因拒绝参加游戏被杀，影片用最直接的方式向其他同学展现了游戏规则的残忍，这样的情境迫使学生思考生的意义所在。当同辈之间因为生存彼此间失去信任、善良、道德展开厮杀时，来自同辈群体的影响对他们完成预期社会化过程产生推动。

当学生加入日托中心，或者后来开始上学，他们就全面进入另一个社会化主体——同辈群体。“同辈群体”这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同辈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朋友。同辈群体在青少年完成预期社会化过程中会产生影响和反文化模式。在《大逃杀》这部影片中，每个人面对如此极端残酷的环境，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个体，个人通过主观意志来选择是否掌握自身的命运。在影片中，每个人为此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转学生桐山和雄主动报名参加游戏，只为感受杀戮的快感，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毁灭自己；中川典子信任同伴、善良，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光子为了生存杀死暗恋自己的同伴；秋也坚守自我人格、道德，最终和典子赢得游戏等等。每个人在极端环境下做出了最真实的选择，这都与个体从小完成预期社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人生际遇有关，而所面临的残酷环境导致大部分青少年在完成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失去自我，难以成为成年人并完成初级社会化。

在影片中最能展示同辈群体之间影响的是灯塔信任危机的爆发，躲在灯塔里的6个女生曾幻想一同逃出孤岛，明确的分工，比如做饭或者巡逻，只为生存下去。但最终矛盾爆发，无一人幸免。六个女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但其实彼此都心存戒心。女性团队的死亡正是同辈之间彼此不信任的结果。导演在这里对女性团队彼此影响持批评的态度，将“他人及地狱”通过灯塔矛盾爆发的这一场景有层次、有梯度地展现出来。

反学校教育的成长

在影片《大逃杀》中，青少年始终处于反文化模式，不仅在表面上看来与当时成年世界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而且实际上也存在着对立。作为BR法案执行者的北野老师与学生存在矛盾，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影片的开端便给观众展现了青少年在完成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教育的指向性思考。

学校是青少年习得社会生活所需技能和态度的社会化主体。学校与家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青少年在学校中学习的社会角色面向社会，旨在了解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国家对公民的期望。

此外，青少年在学校中还能习得一些标准，如遵守规章制度、自我控制、与他人友好相处以及服从指导等“隐课程”。而影片《大逃杀》中所塑造的青少年形象却属于异类群体，他们排斥学校教育，对学校教育持排斥态度，对教师有着公开的敌意，试图挑战学校教育的权威性。三年B班集体反学校教育、学校权威等行为决定了他们无法实现预期的社会化。影片中只有中川典子对学校教育、教师权威持有尊重的态度，当所有同学在黑板上写着因个人原因无法上课时，只有她一人坚持来上课。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中川典子对老师持有抱歉和同情。相较其他同学，中川典子有着善良的品性、独立的人格，在影片结尾处，北野老师用装水的手枪迫使秋也向他开枪，把生的机会留给中川典子。道德的坚守是中川典子完成预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青春期要形成恰当的价值观，要建立在一定的自我道德约束架构上才能更好地向预期社会化转变。

结语

影片从开头到结尾都充斥着血腥和死亡。三年B班的学生正是由于对成年人的不尊重、排斥学校教育、同辈群体间暴力从而被选为BR法则的试验品，导致青少年在生与死的杀戮中体验生存，在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中完成个人预期社会化。影片最终的幸存者相较于其他同学坚守自我人格、坚守道德完成了相应的社会化过程，然而活下来之后又要面临怎样的现实？残酷的成人世界，是自相残杀还是掌控命运？导演在影片结尾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青少年在完成预期社会化的过程后，进入成人期，进而完成初级社会化，而社会化终其一生都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