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殿堂一直不乏对女性问题的热切探讨，印度电影也不仅只有歌舞。如果你从宝莱坞出品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电影中可见女性题材的探索进步，那么通过现实主义镜像的高清渗透——印度女性导演莉娜·亚达夫（Leena Yadav）执导的《炙热》，会让你不再怀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那片复杂的土地上可以上演得如此生动、直白。

母亲身份重构——冲破育养的藩篱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影片人物塑造的一大准则，影片《炙热》中最典型的人物是母亲拉妮。母亲被概念化为伟大无私的化身，是牺牲奉献的使者。影片从拉妮债台高筑为儿子定亲开始，此时的她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哪怕将要面对随之而来的饥寒交迫，也心甘情愿。作为童婚的殉葬品，拉妮15岁结婚，17岁丧夫，拉妮的“寡妇”人设被要求按照《摩奴法典》中规定的那样不得再婚、离群索居。即便古拉博婚后对儿媳佳纳克伊的践踏、侮辱、漠视使她不忍旁观，使她回忆起年轻时从丈夫处获得的相似“待遇”；即便古拉博一次次的赌博、嫖妓、丧失天良，拉妮都选择包庇、维护，甚至不惜与最好的姐妹发生冲突。拉妮温和、谦卑、顺从，是旧制度的默认者，缺乏自我意识和追求，在她贫瘠的精神世界中，道德仁心和纯粹温暖的友谊都只是母性使命的手下败将。此时，法典和父权制度下被压抑至“无意识”的女性形象跃然而出，而这种麻木的现象是印度社会和历史的千百年沉疴，发生在种姓制度的各个角落。随着量变的持续加注，变本加厉的古拉博在催化拉妮的苏醒。古拉博嫉妒、狭隘、扭曲得无药可救，凶残无知到枉顾人命。现实的种种像是一把利剑刺破拉妮的想象，迫使她走出臆想的乐园。拉妮卖掉唯一也是禁锢她的“家”，还自由于佳纳克伊，从此多了没有血缘的女儿，与最初那个花重金买儿媳的母亲截然相反。拉妮拿掉佳纳克伊拉短发旁象征偏见的纱巾，郑重地将“女儿”交付到她心爱的男孩手中。此时的拉妮充满了光辉，放下没有底线的守护，并没有忘记一个女性母爱的本能。由此，教会一个女人成为好母亲的绝不是道义与法典，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果敢。

妻子身份重构——打破生育的诅咒

好姐妹莱约也是不幸的代名词，整日酗酒的丈夫，对她的拳脚相向是家常便饭。恩格斯（Engels）在批判私有制时提到：“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莱约的生活写照，后半句“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却成了莱约的卑微乞求。丈夫隐瞒自己不孕的事实，把一切错误和罪责归咎于妻子，妻子因此内疚、痛苦，丈夫理所当然、肆无忌惮地奴役、家暴。这部影片曾因为大量的家暴镜头被禁，无疑是创者视野下被魔鬼扼住生命咽喉的可怜女人形象影响了父权体系下的男性审美。吊诡的是，身体是性别歧视、性别剥削的原点，也是女性主体性觉醒、自决的起点。渴望拥有生育权利的莱约，借助比莉的帮助，说服拉妮，走向“偷人”的冒险之旅。山洞中光影融合、身体交错的镜头，是整部影片最美的部分。德勒兹（Deleuze）说：“电影正是通过躯体，而不再是躯体的中介，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十胜节当天，当莱约盛装告诉丈夫怀孕的喜讯时，迎来的是丈夫恼羞成怒的暴打。原来，这个男人一直知道自己是莱约不孕的“元凶”。莱约在看透了丈夫虚伪自私的丑恶嘴脸后，勇气彻底撕破了懦弱的外表，释放出身体里独立的灵魂，在拉妮的帮助下，一把火结束了过去。大火熊熊燃烧，跳跃的火光映着两人红彤彤的脸庞。对于女性而言，人生可以不完美，但是不能不完整，作为母亲的生育权利，恰巧是完整闭环上的重要部分。在人类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做出了杰出贡献。历经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生育权利阶段和生育自由阶段的人类生育历史，在莱约这里止步于义务阶段，生育决定权、生育知情权以及生育安全权和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被无情剥夺。归根结底，生育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是生而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一个独立生命个人以及个体在集体中应被给予的基础权益。莱约与拉妮投掷的那一束火把标志着其独立思想意识的觉醒，开始与命运抗争，作为传统妇女的她们同样是新女性的代表。

爱人身份重构——挣脱礼法的桎梏

爱与自由，是人性原始的追求。一方面，比莉是姐妹中最早的觉醒者，有着在传统宗教礼法下最不入流的身份——舞女。表面上她风光无限，曾是无数男性眼中的性感女神、性幻想对象，私下里却摆脱不了老板拉来的皮肉生意，经营着被主流唾弃的营生。影片中，比莉获知拉尼要为儿子举办婚礼时由衷地替其开心，但换来的却是拉尼的遮掩与隐瞒。比莉再次情不自禁地前往婚礼现场道贺，迎来的却是众人的避让和指点。这是一个在任何正式场合都要被避嫌的女人，是在任何宗教礼法中都无法拥有身份的角色。另一方面，打破二元对立的藩篱，向男性看齐的声音首先从比莉嘴里发出。当三姐妹在集体吐槽生活时，比莉说道：“谁发明的这些肮脏的词？肯定是男的。为什么女人总是挨骂，你妈的、你妹的，是时候让男人看看我们的厉害了。去他儿子的、去他叔叔的、去他爹的、去他弟弟的！”印度文化在“让女性闭嘴”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经验。后现代主义女性依据大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理论掷地有声地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比莉内心深处对爱情渴望的火焰不曾熄灭，只为爱而活着的宣言响亮而坚决，这对印度社会及从比莉的社会角色而言是极大的转变。例如，印度经典书籍《爱经》鼓励人们在世俗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书中写道：“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吸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比莉的经历是不幸而曲折的，现实中她偶遇修行者而点燃的激情，却被两位“老板”的耳光逐一“扇醒”。一个是以父亲自居不断拉来“恩客”的真小人，一个是假借情爱之名的伪君子。识破迷障，比莉走向自由价更高的选择。在弗洛伊德（Freud）、马尔库塞（Marcuse）看来，“人的历史就是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抑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抑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对爱和自由的呼喊，是比莉内心发出的声音，身份、地位、社会、文化的枷锁会镇压权利和欲望，但终究不会战胜人性的本能。

女儿、女教师身份——夜行中的微微星光

佳纳克伊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被父亲当作物品买卖。她热爱读书，尝试反抗，遇到善良的拉妮，重逢珍视的爱人，这一切指引她选择一条自由而充满希望的道路。佳纳克伊像是一个符号，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她们会成为妻子、母亲、祖母，但在那之前，她们也想先成为自己，而不是父权威慑下被物化的女儿。作为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遭遇不公正对待时，往往更容易产生共情效应，这得益于集体边界的激活。影片中女教师纳欧碧是知识文明的象征，上过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隔壁村子教书，帮助丈夫谈妥贸易订单。文明在野蛮愚昧面前有强大的力量，野蛮愚昧对文明也有摧毁的力量。因此，她与顽固、迂腐以及守旧的村子格格不入，被女人羡慕、又被男人妖魔化。只有当命运“被拯救”的被动转变成“自我拯救”的主动时，生命才会不似蒲草般飘荡无根。谁都不是你的上帝，知识和经济或许会带来光明的火种，但是逃出人间地狱还是要靠自己。这看似文化教育的问题，实则是公共场域中女性声音的问题，是女性能否参与公告事宜的权利问题。教育只是基础，涉及演讲、辩论、评议的政治领域呢？她们没有投票权，法律和经济上都不能完全自主，女性的声音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隔绝发声是传统，习俗中对女性声音的许多潜在预设造成的影响，也比我们所能意识到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加强版的父权社会，性别歧视植根于文化之中有数千年历史，男性被授予绝对的身份、价值和特权，注意中心永远围绕男性而存在，从家庭到社会的各种组织活动，他们是所有权威的代名词。女儿、女教师身份所代表的女性的独立和觉醒，通过与落后文化传统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抗争，实现了最后的自我绽放，真实地展现女性的突围与进步。

笔者想起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曾在国际妇女节重申的理念：“争取的不是女权，而是两性都能自由。”女性主义从来不是为了宣扬而产生，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正视女性问题，看到歧视、压迫、奴役的存在，看到被物化、被标签化的客观事实时有所触动、有所思考、有所行动，仅此而已。压迫未必斗争，但势必反抗。正如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所说：“性别平等是一个无人能够阻挡的大趋势。所有想扭转这个趋势的人都显得愚昧可笑，而且势单力薄。”也正像影片中母亲、妻子、爱人、女儿等女性角色的转变、重构一般，这一过程是漫长且艰难的，但势不可挡，前路有光，悲鸣中有爱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