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一部由手机短视频组成的18分钟的公益纪录片，它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与快手短视频联合发起，是第一部以移动设备为播放平台、以短视频为素材的微纪录片。当前的微纪录片大多属于PGC模式下的产物，而《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作为首个UGC模式下的微纪录片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该片的本质是UGC碎片化影像的集合，它的出现表现了微纪录片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由PGC向UGC模式转变的趋势。探究该片如何通过UGC视频素材进行叙事，对认识新媒体时代下微纪录片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戏剧性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可以为纪录片提供一个大的框架与路径，能够使其在有限的时长里有条理地叙述内容。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有两种，分别是片段式结构和戏剧性结构。片段式结构是指呈现事件或事物的局部、弱化叙事完整性的一种叙事结构。而戏剧性结构则是指在叙事过程中制造悬念和高潮，结尾时把先前所营造的紧张气氛释放掉的叙事结构。在后者的叙事框架下，故事大多以时间顺序或事件的发展顺序展开，内容由表及里、层层推进。在时长受限的微纪录片中，使用这种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有助于观众把握剧情的发展脉络。

该片使用的是戏剧性结构。影片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2月8日这40天内武汉居民的生活情况。故事线索有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线”为普通人生活境况随着疫情形势发生的改变，“暗线”即疫情形势的变化。按照故事线索，影片的主要情节可被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头至第56秒，记录了疫情发生前的武汉；第二阶段是第56秒至3分20秒，叙述疫情暴发初期到封城之前武汉的情况；第三阶段是第3分20秒至12分45秒，记录封城后武汉居民的生活；第四阶段是第12分45秒至14分42秒，记录医护人员及各行业人员奔赴一线的场景；第五阶段从第14分42秒到结尾，记录火神山医院建成后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

该片通过描述上述五个阶段进行叙事，情节起伏有致，表现了每个时期武汉居民的生活状况，建构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戏剧性叙事结构。

平民化的“自我视角”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将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三种形态。全知视角被称为“上帝的眼睛”，采用这个视角的叙述可以跨越多条故事线，从宏观上叙述整个故事。而内视角和外视角则是站在某个特定的叙述者的位置上对故事进行叙述。其中，内视角是从作品中人物的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感觉、观察和经历去反映故事。通过对该片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主要运用了表现为“自我视角”的内视角。

传统的纪录片即便运用内视角进行个体化的叙事，也会从个体视角出发对整个故事进行关照。而该片使用的视频素材均来自普通人的拍摄素材，这些内容多是记录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内容特征体现在拍摄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上。该片在使用这些素材的情况下，其叙事视角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视角”，即从自我出发只叙述自己的故事，而非全面地呈现影片的整个情节。

影片使用这种“自我视角”进行群体化叙事，可以直白地展现武汉居民的众生相。例如影片中躺在病床上得知自己的核酸检测呈阳性的女士，用东北口音在武汉的街道上唱歌的男士，在天台上种菜的女士……他们的故事均从自己的口中描述出来，这样的叙事视角更易引发观众的认同感。

创新性的叙事手法

一般的微纪录片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表现宏大的主题，内容多聚焦于平民生活，其叙事艺术也更加趋于平民化和朴素化。但纪录片是使用艺术手法呈现真实的影视艺术形式，作为其进化形态的微纪录片不应完全抛弃艺术审美价值。该片虽然使用非专业化的短视频内容进行叙事，但它采用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叙事手法，塑造了视觉上和听觉上的良好效果，为该片赋予了独特的艺术审美。

画面的呈现方式彰显影片的特殊性。该片在视觉上最显著的一个特色体现在画面的呈现方式上。影片将一个横屏切分为三个竖屏，同时播放短视频内容，形式新颖，彰显了该片的特殊性。这样的画面设计有三个效果。首先，多个屏幕的内容可以同时展现多种人物和多个故事，体现出该片的群体化叙事方式。其次，在体现视频原始性和真实性的同时，更加突出人物主体。竖屏的画面构图不同于横屏16∶9的比例，其9∶16的比例在展现视频内容时，更倾向于突出人物主体而淡化环境。该片保留视频原有的竖屏形态，突出放大了每个人物的故事，继而使各个短视频相互成为环境。再次，同一横屏上出现的几个竖屏内容相辅相成，形成互文作用，共同表达内容。虽然该片的主体内容为截取的112个短视频，但其要表达的情节和情感在这些短视频之外，所以影片通过堆叠这些短视频，使视频与视频之间形成互文表现由疫情期间的武汉所折射的社会公众动态及社会情感氛围。

视觉符号为影片赋予艺术性。普通人的拍摄素材，虽然镜头足够平实，但难免缺乏专业性和审美价值。制作方通过加入其他视觉元素赋予这部具有风格朴素的微纪录片艺术观赏性，如航拍镜头、黑屏以及标注的数字等。

丰富的航拍镜头为影片带来观赏性和感染力。影片在8处运用了航拍大景别。分别是影片开头的黄鹤楼俯瞰图，4分55秒处的楚汉路、中山大道等街路的航拍，5分33秒处的日出，6分01秒处的“阴霾天色”，6分38秒处的除夕夜火神山连夜施工画面，10分58秒处的“黄昏天色”，12分8秒处的武汉夜景以及15分15秒处的高楼间的日出。这些宏大优美的航拍镜头不仅为影片增添了观赏性，其在叙事中承担的抒情和缓冲情绪的作用也为影片带来了感染力。例如4分55秒处公路、街道的航拍，这几帧画面伴随着忧伤缓慢的音乐展现平常车来车往此刻却空荡荡的公路和街道，将凄凉落寞的情绪推向高潮，为观众营造出悲伤低落的氛围。

该片黑屏的使用让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增添了剧情感，使略显杂乱的短视频能够有条理地构成情节。该片使用了10处黑屏，它们分别承担过渡分段、留白和缓冲情绪的作用，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影片的叙事结构。例如1分37秒处的黑屏，在此之前是武汉市长答记者问，承认病毒的传染性，由黑屏过渡后，影片的气氛立刻紧张焦灼起来。

数据的使用对该片的叙述内容也具有重要意义。该片的故事时间处于疫情期间，确诊人数代表了各个阶段的疫情状况。影片中共有四个情节出现确诊计数，分别为1分20秒处疫情发生，3分20秒处宣布封城，6分35秒处的除夕，12分25秒处各地医护人员到达武汉。影片通过在这些转折点处标注数据展现了每个阶段的疫情状况，将对应阶段的视频内容连成故事线，避免多个短视频合在一起的无序感。

听觉符号为影片增添代入感和节奏感。由于该片使用了分屏的画面呈现方式，其在同期声的使用上也具有特殊性。首先，该片同时播放两个画面时，只能播放其中一个视频的声音。而两个画面的表达内容和表现情感是相似的，所以只播放其中一个音频可以产生互文效果，不会有内容上的疏漏。这种形式的同期声保留了素材的原始性，也为观众带来直观的现场感和代入感。其次，影片中官方媒体主播的声音起到对疫情发展情况的补充说明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背景感，能够唤起观众的现实记忆，增强代入感。

此外，通过对背景音乐的鉴析，可以观察到背景音乐对于叙事节奏的把握。该片共使用7个背景音乐。开头低沉的音乐预示着严肃的基调和主题。在第二阶段的1分49秒处出现了引人不安的鼓点音乐，烘托出发现病毒后人们恐慌焦灼的情绪。第三阶段展现封城后的武汉，用伤感的轻音乐Everyone Has a Story展现武汉居民落寞悲凉的心情。到了第四阶段展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各工种工作人员时，用激昂热血的音乐Multiple带动之前低沉的情绪。影片结尾用舒缓的Light years营造出疫情趋于好转之后温暖轻松的氛围。背景音乐的风格与每阶段的叙事内容相得益彰，在增强影片节奏感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调动观众的情绪。

结语

该片通过收录UGC内容进行纪实，以受众的视角将内容展现给受众，极大地促进了受众的共情能力，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对纪录片研究领域来说，该片的出现对我们把握其叙事策略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发展趋势有着重要意义。传统纪录片的叙事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运用虚构和再现重新解读真实。而这部由UGC影像制作的微纪录片，叙事主体和客体都变为普通人，直接表现真实。这种“以自己的视角叙述自己”的叙事方式，给纪录片传统的叙事策略带来创新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