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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埋》:逼仄空间的社会图景与人性隐喻

2020-11-14

电影文学 2020年6期
关键词:活埋独角戏密室

谭 婕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密室类电影以强烈的悬疑感和观众参与感,受到了大量电影爱好者的推崇。而《活埋》作为标准的低成本电影,以简单的道具和一个演员就斩获了第25届西班牙戈雅奖的最佳原创剧本、最佳音效和最佳剪辑奖,足见影片叙事、布景、拍摄与主题表述的炉火纯青。影片采用了戏剧舞台中常用的独角戏式叙事,以单一角色完成了影片的情节演进、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将观众的意识带入到棺材这一逼仄空间内,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主人公保罗的紧张、焦虑与无助,并通过几通电话映射出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以及普通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无力感,对社会的现实与人性阴暗面进行哲理性的反思,使影片实现了从简单密室逃脱向人文关怀的升华。

一、独角戏式的叙事逻辑

独角戏的概念源于舞台剧,是指由一个演员完成整部剧演绎的叙事类型。相比其他叙事类型,独角戏式叙事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观众的代入感和共情心理,以实现剧作本身的观赏价值。电影艺术同样存在独角戏式叙事,并且电影的视听技术决定了其在构建假定性叙事空间方面更有优势,也就能使观众对剧情本身产生更强烈的审美期待。但与之相悖的,电影艺术伴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定型、完善,观众对于电影视觉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否满足观众的视听体验已经成为衡量电影质量的关键标准,完全靠演员演绎而搭建的叙事空间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同时,电影这类大众化艺术为了被更多观众接受,要求直白地表现出故事情节,很难做到抛弃情节的连贯性与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对于观众而言,评价电影优劣的标准主要在于叙事逻辑与情节起伏,如《等待戈多》这种充斥着荒诞和无意义的电影必然被排斥在主流电影之外。因此,独角戏式电影由于天生的特质存在不被观众接纳的风险,在创作中既需要有完善的铺垫和情节设置,还要给予角色合理的行为逻辑,对编剧和演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挑战。纵观影史上优秀的独角戏式电影,无论是《我是传奇》这类灾难片,还是《月球》《地心引力》等科幻片,抑或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类剧情片,通常都是以求生为叙述母题。在这一母题下,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恶劣、缺乏依靠,只能独自坚强求生,这样的独角戏情境设计得更加符合情理,也能给观众带来更大的审美期待。而《活埋》与其他独角戏式电影不同,主人公保罗·康罗伊被关在棺材里埋入地下,所处的活动空间极度狭小,只有手机、手电筒、打火机、匕首等少量道具。在逼仄狭小的空间内,观众已经能够对故事的走向有一定预判,即保罗如何在短时间内利用现有的道具求生,故事的紧迫感和戏剧性也就由此产生。

在叙事方面,影片采用了线性叙事手法展现保罗艰难的求生过程。保罗先后向911、FBI等代表的政府势力和家人、公司求救,在求救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家庭背景情况逐渐清晰,也完善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其中,政府势力虽然在对话中亲切有礼,但并没有表现出对保罗遭遇的同情,反而在流程化答复的背后蕴含冷冰冰的情绪。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救援时间。面对赎金问题堂而皇之地宣称不会接受与恐怖分子的谈判,葬送了保罗的唯一生机。而公司在保罗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不赔偿保险金毫不犹豫地选择解除雇佣关系,讽刺了社会对于利益的狂热追求,乃至于泯灭了人性,这与保罗对家人深厚的情感形成了对比。紧张的情节起伏是提升电影观感的关键,《活埋》中的情节起伏主要是通过与恐怖分子的交流实现的。恐怖分子三次打来的电话中,事态的严重性逐渐上升,从引出政府关于赎金的矛盾、拍摄视频激化矛盾到切掉手指,紧张氛围的渲染调动了观众的共情心理,使观众对保罗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唯一能给予保罗希望的救援小组,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是整个故事情节波折起伏的关键,让保罗处于希望与绝望不断的循环之中。尤其是结尾救错人的反转,与影片中制造些许希望塑造的政治主旋律错觉形成对比,用悲剧颠覆了电影一贯的大团圆结局,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活埋》全程只表现了主人公在狭小空间的求生经历,但富于波折、节奏紧张的叙事逻辑,消弭了影片独角戏式叙事的弊端,实现了影片反思社会与人性的主题。

二、道具布景的主题隐喻

密室类电影需要构建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影片的情节与情感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角色的行为完成推进与表达。因此,密室类电影高度依赖封闭空间的情境选择。现有的密室类电影大多构造一个封闭但又与外界存在某种联系的叙事空间,如《恐怖游轮》的艾俄洛斯号、《致命ID》的汽车旅馆、《电锯惊魂》的破败地下室,这些情境会给角色受限但足以活动的行动空间,以增强影片的叙事弹性。但《活埋》的场景设置为封闭且狭窄的棺材,无法与外界直接交流,并且主人公的行动空间十分有限,从心理上就能产生压抑感和紧迫感。并且电影全程无转场,甚至经常运用黑幕结合画外音的手法表达情绪,极大挑战了演员的表演水平。而主人公保罗作为影片中唯一的出镜角色,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表达情感、控制节奏的关键作用,但狭窄的叙事空间限制了主人公的行动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影片的叙事弹性,这种依赖极其逼仄空间的叙事方式是影片类型和剧本为自己设置的难题,但也因此成为影片最大的噱头。在情境设置方面,影片围绕着逼仄狭窄的棺材展开,棺材本身寓意着死亡,而被困在棺材中的保罗随时面临生命威胁,在多次求救无果后预料到生命的终结,加上对人性阴暗面的失望后,这种生理与心理的共同死亡,通过棺材这一意象得到了深化表达。同时,棺材本身狭小空间所带有的压迫感也使观众感同身受,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有效解决了影片情境设置为自己提出的难题。

对于密室类电影而言,道具承载了推进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隐性叙事功能。《活埋》中的可用道具只有打火机、匕首、笔、荧光棒和手机等。其中,匕首等道具主要承担了功能性作用,能让保罗进行各种自救行为。而手机是主人公保罗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影片的情节推进也围绕着手机而展开。保罗通过手机向外界求救的过程中,影片开始没有表述出的时间背景、起因、经过等线索逐渐明晰,并在保罗与绑匪和美国政府人员不断的交流博弈中,明白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保罗不愿成为国家间博弈的牺牲品,但个人渺小的力量无法反抗命运的来临,也就造成了最终的悲剧结局。影片通过手机展示了人类社会科技繁荣背后的弊端,保罗能通过电话向政府、FBI、救援小组和公司求救,完全解决了与外界联系的问题。但对方虽然在口头上予以程式化的安慰,实际的救援行动却几乎没有进展,表现出现代科技在人们孤立无援时表现出的无力感。除此之外,手机还承担了完善人物形象的功能。保罗在电话中多次强调自己是美国人,并在潜意识里认为深爱着国家的自己会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但面对政府的欺骗和不作为,保罗逐渐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表现出影片主题中对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探讨。而在另一方面,影片重点刻画了保罗对家人的情感,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影片中保罗的三次哭泣都与家人有关,第一次是与痴呆母亲的对话,第二次是对妻儿的留言,第三次是结局与妻子的对话。保罗在最绝望时对亲人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与政府冰冷的态度形成对比,反衬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普通民众发自肺腑的情感与人性光辉。密室类电影受限于狭窄的叙事空间,具有叙事张力不足的先天劣势,因此在其他类型电影只发挥功能性作用的道具,必然要承担更多的叙事功能才能在角色行为受限的情况下,弥补自身叙事张力低的问题。

三、空间叙事的悬疑塑造

密室类电影剧情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塑造限定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逐渐将观众带入受困的泥沼,使观众对主人公陷入困境的绝望感感同身受。一般而言,密室类电影的剧情发展都具有偶然性,如《危情十日》和《狙击电话亭》的开场都比较轻松,往往是主人公通过一些偶然事件开始卷入危机,这类电影的叙事张弛有度且合理,观众往往更易于信服。但《活埋》的开场则是保罗在一具漆黑的棺材中醒来,在影片开始就将观众置于危机感之中。与其他电影不同,《活埋》的危机感是阶梯式逐级展现的。影片没有发挥电影时空与人物多样性的特点,而是采用古典主义戏剧“三整一律”的原则,保持时间、地点与情节的一致性,制造出一波三折的戏剧式冲突。最开始的危机感仅仅是保罗被关在一个黑暗的逼仄空间,由于无法逃脱而引发的焦虑与恐慌。而随着剧情的演进,影片的危机感更多源于保罗生命受到威胁而产生的紧迫感,并且随着绑匪打来的三通电话,危机感也随之逐级提升。从最开始的不明所以到故事线逐渐明晰,影片通过逐步展开的方式强化了危机感,也就实现了悬疑效果的塑造。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指出,影视作品构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条件是叙事空间的塑造。影片以棺材为叙事空间,塑造了逼仄狭小且极端安静的叙事环境,使观众能切身感到保罗的窒息感和无助感。在镜头语言方面,影片没有运用任何特效辅助,仅凭借机位与运镜就使得影片镜头呈现出诡谲色彩。摄像师爱德华·格劳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了大幅度的移动旋转,最大限度发挥了摄影在渲染惊悚、悬疑氛围时的作用。而影片并没有采用高超、新奇的剪辑技巧,也没有应接不暇的切换与转场,只是配合着剧本和演员的表演,就将影片的戏剧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影片结尾,电话里营救小队的施救声音与棺材中沙土流动的画面快速切换,以及光暗效果的运用,使观众的紧张感达到顶峰。随着营救小队抱歉的声音,影片的剪辑戛然而止,观众与内心充满希望的保罗同时陷入绝望,实现了影片悲剧氛围的进一步升华。

在限定空间叙事之外,影片还通过画外空间完成了悬疑感的塑造。画外空间是观众通过视觉捕捉不到的、需要通过其他线索感知并想象的空间。而声音是画外空间塑造的关键,能起到揭示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心理的作用。影片在博弈对象的设置上,保罗主要与绑匪和美国政府两个主体进行博弈。在限定的叙事空间内,绑匪与政府人员的真实形象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来,但仍可从对话中窥探一二。绑匪的家园在战争中被破坏,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绑架那些“破坏了家园又来重建”的美国人,并向美国政府勒索赎金,他偏执地相信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为战争的后果负责,即便保罗只是一个来赚钱、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决定国家大事的卡车司机。正如绑匪所说,美国人重建的就是之前他们破坏掉的。这种不同立场下的辩证既拷问着观众的内心,也使影片的立意带有了对社会更深刻的反思。另一个博弈对象美国政府是保罗求生的唯一希望,政府人员多次声称能够解救保罗,但面对绑匪提出的算不上天价的赎金,却碍于国家尊严选择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从而葬送了保罗生还的可能。两个博弈对象都存在两面性,这种辩证的关系加深了虚构与现实的互动,也使得绑匪与美国政府的形象得以更立体地展示。同时,刻意缺失的博弈对象体现出影片是以画外空间的塑造来营造悬念,仅依靠着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就完美还原了对方形象,这也是影片相比其他密室类电影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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