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山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作为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机构，义塾(或义学)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1)清代文献中义塾、义学二词经常通用，宗文义塾有时便称宗文义学。除引用原文外，本文统称作义塾。已有主要成果有：一是教育史的相关论著中附带论及。如民国年间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徐式圭《中国教育史略》(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陈青《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均有提及。马镛《中国教育通史·清代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也介绍了清代义塾。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则将义学视为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之一。二是关于义学的专题研究。相关成果数量颇多。此外，在为数不多的个案研究中，以清末山东武训义学的研究最为集中，但研究者较少涉及义学的具体运营实态，而更多关注义学的性质、武训的活动及重新评价等问题。以往成果多将义塾视作教化机构，认为清代义塾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改善社会风气，保持社会稳定。[1]263即义塾 并不追求培养科举人才，而是希望让生徒掌握 基本的文化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向其灌输官方提倡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培养忠孝之民，实现 维持统治的目的。如有学者认为，清代社学义学“主要功能在于推行教化，通过儒学经书、朝廷律令的传授宣传，使百姓庶民‘驯归礼义’，服膺儒家伦常纲纪，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稳定乡村社会和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目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