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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由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天津師範大學國際中國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學文獻研究——第四届漢文寫本研究學術論壇”，在天津師範大學會議中心順利召開。來自日本京都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日本南山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書局等四十多所高校及研究、出版機構的6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論壇，就漢文寫本的整理研究，以及依託寫本展開的中日文獻對勘、學術史演進、中日文學比較、日本中國學等話題，進行發表交流。

會議的主辦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漢文古寫本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王曉平教授作開幕發言并致閉幕辭。漢文化圈，是幾可與“一帶一路”相提并論的文化研究熱點，而漢文寫本作爲漢文化圈文化融合的一種象徵，具有跨學科、跨民族的特性，却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寫本研究有四根研究支柱，即寫本材料學、寫本文獻學、寫本文字學和寫本學術史，它們各自又可引申到不同的學科與領域。

漢文寫本研究的四根支柱，是本次會議的重中之重。天津師範大學姚伯岳教授介紹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繆荃孫稿本《濼源小志》，指出它的重要價值，并標點整理全文。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馬駿教授總結了日本寫本《元曆校本萬葉集》中校勘者所使用的問題符號、校訖符號、添加符號、異文校勘符號、改行或重複符號五種校勘符號，及繁簡替换、偏旁置换、構件互换、增減切换、正俗轉换五種正俗字使用意識。日本漢文抄本中的正俗字問題也受到日本南山大學梁曉虹教授關注，研究日本本草書“四抄”，即《香要抄》《藥種抄》《寶要抄》《穀類抄》中的“倭俗字”後，梁教授得出結論，認爲它們“是漢字在日本傳播和發展的結果”，多已成爲當時日本的通行字，不能被簡單當作訛誤處理。

天津師範大學李逸津教授介紹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圖書館收藏漢籍的歷史淵源、以及當代中國學者訪求漢籍的經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楊寶玉教授，考證敦煌文書S.5644紙背抄録詩歌《方角書》，認爲其作者即已被認定爲多篇敦煌文獻作者的張球。天津師範大學石祥副教授《從底本到寫樣： 由〈畿輔叢書〉所見之晚清書籍刻印流程》，别出心裁地關注到書籍刻印前最後一本——寫樣本，以《畿輔叢書》爲例，探討寫樣本、底本實物對於研究中國古籍刻印細節的作用與意義。

利用海外，尤其是日本所藏漢文文獻來進行國内文獻的整理校勘工作，也是漢文寫本研究常常涉及的領域。京都大學道坂昭廣教授對比日本正倉院藏《王勃詩序》與國内刊本王勃集，如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等的文字異同，指出《詩序》41篇中有21篇都是中國已經失傳的作品，同時該本《王勃詩序》的文字也與通行本差别很大，異文之處多能自圓其説，認爲正倉院本可能是相當早期的抄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勃集》的原貌。青島大學周遠斌教授利用平壤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校讀定州簡與通行本“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二章。認爲竹簡本“誾誾”作“訴訴”，意爲謹慎尊敬；“侃侃”作“衍衍”，并釋“衍衍”爲“行貌”，用現代漢語解釋即德行有度，雍容優雅；“踐迹”作“淺迹”，即“踐迹”的反義詞，表示不對别人亦步亦趨。均較通行本更爲確當。

南京大學卞東波教授介紹了日本現藏《重廣草木蟲魚雜咏詩集》抄本全本對於中國僅存之明刊殘本在校勘、整理與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性，并充分揭示《重廣草木蟲魚雜咏詩集》作爲一部現存最早(宋代)咏物詩總集、最早唐宋詩合選本的文學史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劉玲教授將日本内閣文庫藏室町時代寫本《三體詩幻雲抄》與《全唐詩》對比，發現異文比例高達90%以上，因此該本會對唐詩輯佚與校勘提供極大幫助，是中國文學與文獻學的重要資料。這兩位學者研究思路與領域均相似，因此會務組安排他們互爲評議，以期産生更高效的共鳴。

在文本整理校勘的基礎上，文學研究也受到學者們重視。上海師範大學趙維國教授探討了中國甄偉所著《西漢演義》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接受，以及朝鮮人所編《楚漢演義》《帷幄龜鑒》兩部書對它的摘抄與加工情況，認爲這兩部書雖以摘録爲出發點編成，但亦有體現出作者思想與傾向的獨立加工，已經成爲獨立的文本。天津外國語大學余江教授《海外辭賦研究的學術史述略》，歸納海外賦學研究史的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四個階段，及它們各自的特點。他認爲古代時期以漢字文化圈的辭賦寫作與評點式研究爲主；近代時期歐美地區開始出現翻譯及漢學家的專門研究，亞洲地區對待漢學則更加理性、開放與學術化；現代時期，在亞洲，影響研究非常流行，歐美亦有一系列翻譯研究成果；當代辭賦研究以美國漢學家康達維爲中心，確立了典範的翻譯模式，并嘗試從不同角度入手研究辭賦。

遵循著知人論世原則，天津大學勾艷軍副教授研究曲亭馬琴對《水滸後傳》的校正與點評，分析在特定國家與時代背景下，他對《水滸後傳》的異化理解及其根源。江西師範大學趙海濤副教授對比尾崎紅葉與左拉的四部作品，探討前者對後者的“翻案”——學習與改寫情況，這個切入點被北京語言大學段江麗教授評論爲“影響研究的經典題目”。

以上是對具體文學作品或文學體裁的研究，另外一些學者探討更加宏觀的文學史問題。日本南山大學蔡毅教授的《明治報刊所見“漢詩改革”與梁啓超的“詩界革命”》，仔細對比相關詩文，揭示了前者對後者的重大影響，甚至找到梁啓超蹈襲日本成果的種種迹象。北京語言大學段江麗教授，發表題目爲《大正昭和前期日本學人所撰“中國文學史”著作叙録》，介紹該時期全部十四部日本學者寫作的中國文學史。

漢字文化圈裏的特殊文字形式，也受到一些學者關注。天津外國語大學沈霞老師與遼寧大學李妍老師都關注日本“往來物”的問題。往來物最初是日本漢文書信的範文集，後來多被用作教科書。沈霞老師介紹了《高山寺本古往來》《雲州往來》《庭訓往來》三種往來物的内容及研究價值，李妍老師則專門研究《消息詞》一部，二人互爲評議，互稱知音。南開大學劉麗珍教授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内文書刊行之文化史意義》，關注到“筆談”這一種特殊文字形式的重要意義。筆談即口頭語言不通的日本、朝鮮等國人士，運用他們都能掌握的漢字，寫在紙上進行互相交流或與中國人進行交流的資料。天津農學院王敏雁的發表也與筆談資料有關，題爲《17世紀朝鮮燕行文人與清朝士大夫筆談文學研究——以〈乾浄衕筆談〉爲例》，研究朝鮮的筆談資料，因此二人被安排互相評議交流。

另有幾位與會學者對外國儒學家進行了思想研究，關注他們對中國儒學的接受與改造，這是儒學研究的熱門新領域。曲阜師範大學閆春新研究越南人范阮攸在其《論語愚按》中對於天、命等概念的個人理解。在接受天命之權威性、神秘性的同時，范阮攸更加强調個人知天命并利用天命成就自身的聖人之道，這與中國儒者的觀點，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山西大學王岩《日本古學派伊藤仁齋之王道論》探討伊藤仁齋如何將儒學本土化，使其更加貼合日本的政治現實，并帶上一定現實功用色彩。

發表環節之後，卞東波教授代表與會學者做總結發言。中華書局王勇先生、鳳凰出版社樊昕先生、上海辭書出版社汪惠民先生、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雜誌段江麗女士分别致辭，暢談學術出版的相關問題并介紹自己所在的機構，與學者們進行坦誠交流，以期日後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