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新宇

“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叢書”主編王曉平教授在《徵稿》中提到，要將這套書做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如果説，“有料”是成書的基礎、前提和保障，意在避免沙上建塔、空穴來風，“有看頭”是總體評價，那麽“有情”和“有味”就是細部要求，也是更高的標準。較之“有味”側重在理趣、意趣上的咀嚼，“有情”就是要讓讀者從作者的叙述和分析中，感受到特定歷史情境下人物的喜怒悲歡，在與之共振的同時，觸摸到作者(主要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者)的“温度”，亦即作者的立場、視野與情懷。

下面，我將從三個層面談一下這個論題。

一、 作者的“冷”與“暖”

曾艷兵教授在《比較文學的立場問題》一文中説道：“我們的學術研究越來越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越來越專業化和專門化，而讀者則越來越少，往往在專業之外便無人問津。所謂學術幾乎成了學術圈内極少數人的自説自話。這樣的學術研究究竟有多少價值和意義呢？這樣的學術文章如何‘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我們注意到，此種“專業化與專門化”在其他研究領域，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其弊端也愈加凸現出來。“最近幾十年來趨於興盛的氣候史和生態史，如果脱離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就是純粹的技術性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史學。其歸屬只能是它們各自相關的學科，正如純粹的數學史屬於數學學科、純粹的物理學史屬於物理學科一樣。新經濟史的巨大成就固然不可否認，但其中體現的傾向同樣突出。人的身影從經濟史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數字、圖表、公式、曲綫和趨勢。純粹的技術性史學著述，只是没有血肉、缺乏生氣的研究報告，不再具有史學的屬性。”

文學是“人學”。當下，越來越多的人文社科研究不再聚焦個體的“人”，而是觀照諸如國家、民族、階級、利益集團、性别群體等，這樣抽象的“人”。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很容易將大寫的“人”，視同爲没有生命的物體或符號，從而忽略他們作爲個體“人”的屬性和特徵，此間的叙述也多爲結論性和評論性的宏大叙述。“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叢書”以歷史活動中的個人爲主要研究對象，力圖還原歷史現場中的人，讀者理應從中讀出“暖意”。

二、 “攝氏度與華氏度”： 作者的立場、視角與情懷

作者的立場，即作者“認識和處理問題所處的地位和所抱的態度”。“立場就是你所處的位置，你的位置決定了你的視角和眼光，決定了你的興趣和態度，決定了你的‘所見’和‘不見’。立場決定視角，視角産生認知，認知影響判斷。”而情懷，則是此間綿綿不絶地或湧或滲或折射出的心境與況味。

對此，陳寅恪先生曾總結説：“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榮格在評價德國漢學家衛禮賢時，説他“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把一種持續了數千年，也許注定要永遠消逝的文化珍貴遺産，給予了西方。”榮格又説：“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觸到外來文化，不是夭折於自己的盲目企圖，就是沉湎於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熱情。他們僅僅以外來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娱，始終没有嘗到它的真正好處，因而從未達到真正的心靈交流，那種産生新生命的最親昵的輸入和相互滲透。”

東西兩位學者均聚焦作者的立場、視角與情懷，强調既堅持自身文化傳統，又注重内外兼收并蓄，在内外交流(核心是“心靈交流”)中，實現自身文化的突破、發展和超越，其胸襟和氣魄是自信、開放的，而絶非傲慢或亦步亦趨的。“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叢書”的讀者應觸摸到這種“真正的心靈交流”。

三、 “常温與極端温度”： 與作者温度的“顯與隱”

作者的“温度”可以主要從以下三個層面體察。

首先是作者在行文中的自稱。現代出版物中，作者自稱，多爲“筆者”、“我”、“我們”、“研究者”，也有現代作者使用古漢語常用自稱，諸如“余”、“予”等。“余”和“予”都是謙稱，區别在於，“余”更多體現爲一種謙遜、謙卑的意味；而“予”除了謙卑的意味之外，還會給人以莊嚴、肅穆的感覺，用以表示説話人對神明、先王等的尊重。“我”是一般通稱形式的自稱代詞，既不表示謙卑，也不是傲稱(古漢語傲稱如“朕”)。“筆者”即執筆寫作的人，與“我”相類，既不是謙稱也不是傲稱，只是從語體上看，“筆者”更多出現在學術性語體中。細心的讀者，會從作者選擇的自稱中察覺其“温度”所在。

其次是自序和後記。一般來説，自序和後記是用以説明成書的前因後果和過程，交代文獻資料的來源等内容。自序和後記雖不是圖書主體部分，然其功能却不容忽視。不同的著者在不同的自序或後記中，有著不同的叙述模式，同一著者在不同的自序或後記中，又多彰顯著一致的風格。“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叢書”作者，應充分重視自序和後記，使讀者感受到該書與作者自身生命歷程的關聯，并由作者與書中人物之間奇妙的因緣際會，觸發讀者對書(萬千圖書，爲何打開這一本？)、對人(作者和歷史人物等)、對己的思考與感慨。

第三，也是最爲重要的，即文風或筆法。作者對文筆的理解和追求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文字風格，在文筆上亦呈現出搖曳多姿的面貌。如果讀者由此入手體察作者，即有“風格即人”之説。對志傳來説，準確和清楚是基本要求，如在此基礎上又能曉暢、易懂，“深入淺出”，則更上一層樓。“‘深’與‘淺’之間存在一種辯證的、充滿張力的關係： 知識要堅實，見解要深刻，否則就不能對學術有所貢獻；表述要清晰，文句要曉暢，不然就難以爲人所瞭解和接受。”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春秋筆法”還是“太史公筆法”等，均是可資借鑒，引領讀者進入歷史人物心靈世界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