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灿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005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范围跨越亚欧非大陆，贯穿了东亚、欧洲以及其他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经济体[1]。截至2020年1月底，我国已经同168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同创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2]。“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中国的开放力度，也是为了实现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用菌生产消费国，也是最大的进出口国，在全球食用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3]。2018年我国食用菌总产量3 842.04万吨，同比增长3.50%；食用菌产品出口68.97万吨，出口金额达到43.6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43%、13.59%[4]。推进食用菌产品出口贸易对我国商品出口十分重要，分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与我国食用菌贸易出口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这不仅有利于强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与贸易方面的合作，而且有利于我国改进食用菌产品的出口质量和贸易结构，提升我国的食用菌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5]。

1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1.1 贸易便利化的概念界定和指标选取

目前，国际学术界尚未就“贸易便利化”的概念达成一致，而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也从不同角度对“贸易便利化”进行了概念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含义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已经从最初的“狭义货物贸易”扩展到了“广义货物与服务贸易”范围。选择其广义的内涵，即一切促进贸易的行为或措施以及减轻贸易障碍的行为或措施，都属于贸易便利化范畴[6]。

主要参照世界银行（WB）的贸易便利化指数（ETI），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同时兼顾到该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食用菌产业的特殊性，在具体选取二级指标体系时也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参考Wilson&Mann[7]的研究成果，选择了如下4项一级指标来计算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基础设施（JCSS）、电子商务（DZSW）、制度环境（ZDHJ）、海关环境（HGHJ）。

每个一级指标项下面又分别设置了若干项二级指标，其中：1）基础设施一级指标包含了公路基础设施质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和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等二级指标；2）电子商务包括新技术的使用度、公司层面的技术使用度、移动宽带的普及度等二级指标；3）制度环境包括清廉指数、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程度、司法公正性和政府管制负担等二级指标；4）海关环境一级指标包含了海关程序负担、非常规支付和清关程序效率等二级指标。贸易便利化水平涉及的所有具体的指标及其取值的范围见表1。

1.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的原则是首先把贸易便利化指数当中涉及的二级指标的数据处理成标准化，然后通过简单术平均计算得到一级指标。首先利用二级指标中的数据去除以该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将其取值的范围进行标准化，使其取值介于0～1之间，再计算二级指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在对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进行计算时，统一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方法进行计算。

2010年～2018年这9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食用菌出口贸易的先后共有62个国家，其中贸易额排前15的国家所占份额达到98%。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年份定为2010年～2018年，样本单元选择从中国进口食用菌贸易额排名前15的国家。

表1 贸易便利化测量指标体系Tab.1 Trade facilitation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1.3 贸易便利化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的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数Tab.2 Trade facilitation index of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根据表2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数差距很大。排名第1的是新加坡，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在9年的均值为0.972，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具备了天然的地理优势，并且作为全球著名的贸易转口港，其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排名末位的是黎巴嫩，其贸易便利化指数在9年的均值仅为0.144，主要原因包括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电子商务水平低、政府管制程度高等。除此之外，以色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而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埃及、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

2 模型设定与实证研究

2.1 贸易引力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型是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引力法则”，目前已经成为贸易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模型。

Tinbergen和Poyhonen两位学者最先将引力模型与贸易的研究进行联系[8-9]，利用引力模型测算了2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两国距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与它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它们的距离成反比。如果使用GDP水平代表经济总量，使用2个国家首都的距离代表2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在引力模型下2个国家之间贸易量（TRADEij）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α是一个常数项；GDPi和GDPj分别代表2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Dij表示2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

由于引力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为了方便研究，将等式两边进行取对数的处理，得到回归方程，lnTRADEij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α、β1、β2、β3是需要估计的参数；∈ij是残差项。

主要的考察目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的影响关系，因此对方程进行扩展和改进：在保留原变量指标的前提下，方程中引入了贸易便利化指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数量及其关税税率、是否与中国接壤共计4个新增变量[10]。因此，采用如下回归估计方程，lnTRADEj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RADEj为我国向j国出口的食用菌贸易总量；GDPj为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j为我国与j国的地理距离；TFIj为j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POPj为j国的人口数量；TARj为j国的关税税率水平；BOR表示两国是否接壤，当我国与j国接壤时，其取值为 1，否则为 0；α 是一个常数项；β1、β2、β3、β4、β5、β6是各变量的系数，各变量的预期符号及设定标准见表3。

表3 解释变量名称、含义说明Tab.3 Explanation of variable name and meaning

从表3可以看出，理论上GDP水平、两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这两个指标与我国出口食用菌贸易总量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关税税率这两个指标与我国出口食用菌贸易总量负相关；人口因素和两国是否接壤对我国出口食用菌贸易总量的影响在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性。

2.2 数据来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食用菌的贸易总量（TRADE）来源于我国食用菌产业研究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两国之间的距离（D）根据www.indo.com的距离计算器得到；两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TFI）根据计算得到；人口数量（PO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关税税率情况（TAR）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两国接壤情况（BOR）来源于世界地图。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年份定为2010年～2018年，样本单元选择从中国进口食用菌贸易额排名前15的国家。

2.3 实证结果与回归分析

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食用菌出口量的影响，结果见表4。

表4 方程回归结果Tab.4 Equation regression results

从表4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lnGDP与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693，P值为0.017，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为0.917，F为51.453。lnTFI与lnTRAD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1.469，P值为0.048，回归系数显著，说明贸易便利化水平与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nTAR与lnTRAD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17，P值为0.084，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关税税率与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采用2010年～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15个国家的食用菌出口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有利于我国的食用菌出口贸易的交易额。

分析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仍然偏低，目前并没有发挥出区域及要素的优势。为了促进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量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以下2点对策建议。

1）我国应采取相关措施来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主要措施可以选择：完善与沿线各国的铁路、公路或航空基础设施；促进两国之间的海关环境和相关进出口制度环境的优化改革；推进两国之间的电子商务优化水平。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以此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食用菌出口贸易。

2）中国应进一步提升我国食用菌出口的产品竞争力。应当扩大食用菌栽培面积，提高食用菌生产规模，丰富食用菌贸易品种，提高我国的食用菌培育技术；巩固沿线各国进口我国食用菌的贸易伙伴关系，提升我国食用菌产业出口贸易在沿线各国的市场地位和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