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帅

王国维是近代以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曲录》(1909)作为其涉足戏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书与其殿军之作《宋元戏曲史》(1915)一道更是嘉惠学林近百年，诚如梁启超所言：“创治《宋元戏曲史》、搜述《曲录》，使乐剧成为专门之学。斯二者实空前绝业，后人虽有补苴附益，度终无以度越其范围。”(1)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曲录》在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起步阶段有着深远影响：“先生自三十岁入京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以后，即转其方向而治宋元通俗文学、戏曲之史料。……此数年间所著，最有名之《曲录》，即于宣统三年脱稿(自序作于元年)。”(2)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曲录》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学术反响，更对后世戏曲目录的编制起到率先垂范作用。戏曲学界的郑振铎、马廉、任讷等人都曾尝试对其进行匡补，订补《曲录》的工作甚至扩展到整个文化界与出版界，如胡适、朱希祖、陈乃乾等人都有涉足于此，评点、校补《曲录》俨然成为民国学术界的一项文化景观。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倪莉《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综论》、杜海军《中国古典戏曲目录发展史》、朱夏军《二十世纪昆曲研究》等著作，在极力肯定《曲录》于民国戏曲目录学建构的开拓之功时，也对《曲录》的编排体例、编纂思想作出富有建树的考察。近来笔者在阅读、整理王国维及《曲录》相关文献时，陆续发现了王氏佚文《曲录自序》、“玉海堂钞本”《曲录》以及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传奇汇考》，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于探《曲录》的版本源流、编纂理念与成书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王国维佚文《曲录自序》与戏曲的文学地位提振

自1927年六月王国维去世后，社会各界关于王国维著述的整理工作就有序展开，先后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观堂遗书刊行会，1928)、《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2010年二十卷《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为王氏著述整理的集大成之作。虽然罗振玉、赵万里、吴泽与谢维扬等前贤时彦花费了大量精力汇集静安遗墨，但有时仍难免会有疏漏；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名人稿钞本拍卖的日趋炽热，王国维的遗稿、佚文便被陆续发现。

《曲录》在王国维生前曾出版有两次，即宣统元年(1909)潘飞声、沈宗畸《晨风阁丛书》所收本六卷本(下文简称“晨风阁本”)，以及1921年陈乃乾《曲苑》所收两卷本(下文简称“曲苑本”)。此外在2003年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和2008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先后出现了两部王国维《曲录》稿本(3)参见韦力《〈曲录〉〈词录〉——落锤价令人发疯的王国维手稿本》，《失书记·得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63页。，分别为两卷本与六卷本(下文分别简称“初稿本”与“定稿本”)。“初稿本”写于懿文斋红绿相间的稿纸上，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左右，书中删改、增补随处可见。“定稿本”誊写于清秘阁绿色稿纸上，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卷首钤“王国维印”朱文方印，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退还图书章”朱文长方印。从两次上拍的拍卖图录判断，“定稿本”为“晨风阁本”的底本，而“初稿本”却非“曲苑本”的底本，“曲苑本”仅保留了“初稿本”未作删改前的条目。尤为重要的是，“定稿本”收录了一篇王国维作于宣统元年(1910)三月的曲录序言，这与“晨风阁本”“曲苑本”《曲录·序》的撰写时间都不相同。不过由于图录仅影摄了序言最后半页、五十余字，尚不能一窥王氏所撰之题目及全豹。2018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展览，“定稿本”再次出现在学界视野当中。此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又出版《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展览图录，完整收录了笔者此前未能得见全文的《曲录自序》。经笔者对读，《曲录自序》与另外两篇已刊《曲录·序》的内容出入甚大，故是王国维一篇极为重要的佚文，兹首先整理如下：

《曲录自序》

余既录宋金以后戏曲得三千有余种(4)底稿“戏曲”前原有“之”字。，乃喟然叹曰：“钧是物也，或尊为文学之冠冕，或贬为游戏之末途，岂不异哉？”我国文学中之最不幸者莫戏曲若。正史艺文志及《四库总目》既不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搜集。数百年间其亡佚渐灭者，何可胜道？昔明李中麓作《张小山小令·序》谓：“明初诸王之国，必以杂剧千七百本遣之。”(5)底稿“遣之”前原有“资”字。然宁献王权撰《太和正音谱》，所录杂剧仅五百余种，与元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大略相同。则中麓千七百本之说殆不可信矣，然以五百余种固无恙也。逮万历间臧懋循刻《元曲选》，时假之黄州刘延伯者仅二百五十种(见《静志居诗话》)，而臧氏所刊又止百种。此外明刊总集，如《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盛明杂剧》等，今皆绝不可睹。且《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中所刊元剧，除其与《元曲选》复出者，所增亦不过数种。即今此二书尚存，今日元曲之存者，亦不过百十种。再此后藏书家之以藏曲著者，则有澹生堂祁氏、述古堂钱氏所藏杂剧至三百四十余种(见《也是园书目》)。其宋元本书后归江阴季氏(6)底稿“其宋元”前原有“后”字。，唯戏曲不知何属。澹生堂之书则明乱时悉载至云门山寺，唯遗元明以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散套不与焉，朱竹垞犹及见之(见《静志居诗话》卷十六，今《澹生堂书目》仅载小令套数十余种耳)。其后云门山寺之书半归余姚黄太冲先生，半归石门吕留良，而此八百余部者不知流落何所矣。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并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时总其事者为江都黄文旸。今其目之载于《扬州画舫录》者自元明至国朝共约千种，且入内府后存佚亦不可知，什一之存唏其仅矣。不揣固陋，甄录古人曲本之可见于记载者(7)底稿“可见”前原有“不”字。，并考作者姓氏爵里，旁及本事，都为六卷。共得三千余种，篋中所藏尚不逮其十分之一，聊以资搜讨之助云尔。世之君子有慕澹生、述古之风者乎(8)底稿“淡生”前原有“祁”字。，其有造于中国文学者岂浅鲜也(9)此处所录为王国维校改后的文字，校改之前是“此我中国文学止之大幸也”。。

宣统改元春三月海宁王国维自序

光绪三十四年(1909)五月完成《词录》后，王国维“因思古人所作戏曲，何虑万本，而传世者寥寥”转而涉足戏曲。(10)王国维：《曲录·序》，民国十年《曲苑》丛书所收本。在草拟、修补《曲录》过程中，王国维深入考察戏曲史、论证戏曲于中国文学之地位的学术理想愈发明晰起来。与光绪三十四年(1909)八月、宣统元年(1910)五月《曲录·序》不同，《曲录自序》着重强调了“我国文学中之最不幸者莫戏曲”“其有造于中国文学者岂浅鲜也”这一学术问题。王国维曾在三十岁《自序》中有过相似表述：“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至奢愿也。……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若。……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11)王国维：《自序》，《教育世界》光绪三十三年第152号。为了在文体上以示郑重，也为了提振戏曲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两个月后的王国维又用骈文重新拟定了《曲录·序》，语言整饬流丽，形式对偶工整，是为“晨风阁本”序言。王国维以爬梳、整理史料作为研究戏曲的门径，但其学术思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为中国文学；“文学观”贯穿了其有关戏曲认知的形成过程，也成为建构其自身戏曲理论话语的基石。

二、“玉海堂钞本”与《曲录》的版本系统

陈乃乾(1896-1971)将两卷本《曲录》收录于《曲苑》后，学界便对此本《曲录》颇有微言。郑振铎(1898-1958)直言：“《曲苑》本无说明，疏略极多，不如《晨风阁》本远甚。”(12)西谛：《曲录(读书杂记)》，《小说月报》1923年第1期。胡适(1891-1962)也“见《曲苑》内所收《曲录》二卷，甚不满意”， 1923年春他特意购买了一部《晨风阁丛书》聊补心中遗憾。(13)胡适：《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读书杂志》1923年第7期。关于“曲苑本”的底本，郑振铎曾听顾颉刚提及：“(顾颉刚)说他前些日子见了王国维先生时，曾问过他。王先生说《曲苑》里所刊的《曲录》原是他的初稿，不知古书流通处在什么地方钞来。《晨风阁丛书》里的一部，才是完整的稿子。”(14)西谛：《曲录(读书杂记)》。王国维死后，赵万里也对“曲苑本”底本有过解释：“《曲录》六卷，此书曾刊入《晨风阁丛书》，其初稿为缪艺风假抄，陈君乃乾即据以印入其所辑《曲苑》中。”(15)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曲苑本”底本的来源一直是王国维著述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对于理清《曲录》诸版本间的关系极为重要。

近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光绪三十四年(1909)十月“玉海堂”钞本《曲录》两卷。此书抄录在印有“玉海堂钞书”字样的绿色纸张上，半叶10行，行21字；各卷前均钤有“畏斋藏书”“公鲁读曲”“杨景霖藏”三枚朱文方印，以及“嘉荫轩”朱文长方印一枚。刘世珩(1874-1926)，字葱石、聚卿，号继庵，安徽贵池人，“玉海堂”主人，所编《暖红室汇刻传剧》嘉惠学林甚广。“畏斋藏书”“公鲁读曲”则是刘世珩子刘之泗(1900-1937)的宝印。刘之泗，字公鲁，受父亲影响亦爱藏戏曲，更嗜唱曲；世珩死后，之泗继承了其父藏书，并将藏书室命名为“畏斋”。在《曲录》卷下还有刘世珩一则跋语：

《曲录》卷二首叶书影

《曲录》刘世珩·跋

《曲录》二卷，假自罗叔蕴学部，为王静庵校正。底本倩陈叔美照录，老魏线裒。光绪戊申十月初五记，葱石所钞书。

罗叔蕴即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浙江上虞人，一生著述丰硕。罗、王二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结识订交，此后友情延续近三十载。“老魏”即玉海堂刻工魏小溪：“魏小溪，亦陶子麟夥友，黄冈人，在刘聚卿处影写宋版书。”(16)刘承幹：《求恕斋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日”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428页。陈叔美即陈玉祥“陈玉祥，初名世增，字叔美。幼即聪慧，嗜吟咏，擅丹青，元和恩贡生。十战省闱，丙子、戊子、辛卯荐卷，癸巳堂备，卒未隽。援例候选直隶州州判加同知衔，未赴选。……著有《佩蘅馆诗草诗余》数卷，未梓。”(17)高如圭：《章练小志》卷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玉海堂钞本”及刘世珩的跋语为我们考察《曲录》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诚如刘世珩跋语所言，王国维《曲录》初稿完成后本预交付罗振玉联络出版；未及两月刘世珩便请陈玉祥抄录得全帙，拟由魏小溪上板。然而鉴于之后王国维增补《曲录》的史实，当是王国维主动察觉到《曲录》内容的粗疏后惕剔自若，罗振玉遂将稿本返还给王国维，刘世珩刻印《曲录》一事也便无下文。赵万里曾言“曲苑本”“初稿为缪艺风假抄”，即是缪荃孙(1844-1919)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从刘世珩处得到的“玉海堂钞本”。《缪荃孙日记》记载缪氏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接《曲录》《曲品》”，“十月十一日，校《曲录》”，“十月十二日，校《曲录》毕”，此后缪荃孙的日记中再也不见《曲录》有关记载。直到两个月后的宣统二年(1911)正月二十日，缪荃孙将《曲录》连同其它若干书目一同寄给了刘世珩：“《小忽雷》四册《新绘图》一册、旧钞《榕村语录》十册、《南山集》钞本二册、《曲目》《曲录》三册寄到刘聚卿。”至于与《曲录》一同收到的《曲品》，缪荃孙首先将其交付予倪昆圃抄录，倪氏用时近两月后才将《曲品》返还与缪氏。然而直到1913年底，缪荃孙才将“《荆钗记》《录鬼簿》《曲品》写本并底本与聚卿”(18)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5、53、54、71、54、62、286页。，同时收到了《曲录》《曲品》，校正后他又分别将两书的底本与钞本寄于刘世珩。

至此《曲录》的版本源流关系便可梳理为两条：其一为未作删改、增补的“初稿本”——“玉海堂钞本”(刘世珩后借与缪荃孙校改)——“《曲苑》本”；其二为“定稿本”——“《晨风阁丛书》本”。“玉海堂钞本”上的批注或许有出自艺风老人之手者。(19)关于“玉海堂钞本”“曲苑本”的抄录与出版过程，可参看拙作《王国维〈曲录〉玉海堂钞本考论》，《戏曲艺术》2020年第3期。

三、《传奇汇考》《传奇汇考标目》与“初稿本”的编纂

“初稿本”分为“杂剧类”与“传奇类”，关于“杂剧类”，王国维主要依据《太和正音谱》《盛明杂剧》《元曲选》《古名家杂剧》《啸余谱》《北词广正谱》《也是园书目》等书进行编目。然而在“传奇类”，此时供王国维参考的仅有黄文旸《曲海》、焦循《曲考》，以及无名氏《传奇汇考》。黄文旸《曲海》、焦循《曲考》，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收录，王国维《曲录》记：“《曲考》，国朝焦循撰，循字里堂，江都人，此书《里堂丛书》中未曾刊入。仅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征引书中所录杂剧、传奇数十种，以补黄文旸《曲海目》之所未备耳。”(20)王国维：《曲录》卷六，宣统元年《晨风阁丛书》所收本。相较与《曲海》《曲考》，《传奇汇考》在“传奇类”编纂中的作用尤为特殊且重要。

《传奇汇考》及首册《传奇汇考标目》是王国维在编纂“初稿本”接近尾声时才在书肆获得：“《传奇汇考》，不知何人所作。去岁中秋，余于场肆得六册，同时黄陂陈士可参事(毅)亦得四册。互相钞补，共成十册，已著之《曲录》卷六。今秋，武进董授经推丞(康)又得六巨册。”(21)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录曲余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280页。王氏购得《传奇汇考》六册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9)中秋前后，“初稿本”也恰在此时完成。陈士可即陈毅(1873-1927)，号菘畦野史、博士泉居士、高观山人等，蓟州黄陂人，宣统元年(1910)后曾与王国维共同任职于清学部(22)参见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7页。。此时的王国维与陈毅各分得《传奇汇考》的六册与四册，后互相钞补方成十册。今据彭秋溪考证，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传奇汇考》正为陈毅钞补本(下文简称“陈钞本”)：“傅图本的前四册、后六册抄成于不同时期，前者即王国维所谓‘旧钞本’，后六册当抄就于清末或民国初年。”(23)彭秋溪：《傅斯年图书馆藏〈传奇汇考〉考述》，《文化遗产》2019年第3期。由此可知陈毅所得是包括《传奇汇考标目》在内的前四册，王国维得到的是后六册。其中“六册本”内含62种剧目，“四册本”内含35种剧目，“四册本”首册为《传奇汇考标目》。再经过对纸张、抄写字体风格的对比后，彭氏还发现王国维早先所得后六册及从陈士可处抄配而得的前四册，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2014年从日本大仓集古馆购得的分别标为“清钞本，一函六册”及“清末钞本，一函四册”的两种《传奇汇考》(下文简称“王钞本”)。(24)201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集体购入“大仓文库”，不过北京大学至今尚未对外开放这批文献。彭氏撰写宏文时虽有指出“大仓文库”已入藏北京大学，但其并未亲自获见王国维藏钞本。不过据熊星《五种国内外传奇汇考叙考》(中山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介绍：“‘大阪本’‘京都本’‘大仓本’三种资料乃吾师慷慨赠予，其中‘大仓本’只有部分资料。”熊星出自黄仕忠先生门下，可知黄先生早在“大仓文库”返回国内前曾在日本整理了部分材料。彭氏亦出自黄门，故其所阅“大仓本”材料也当是来自其师。今据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网站查询，陈毅藏钞本的索书号为A016.8634，钞本，半叶10行、行24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记录王国维藏钞本的索书号是DC0388，钞本，半叶10行、行24字。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48、1750页。考虑到王国维从陈毅处借得、抄录前四册《传奇汇考》的时间，王国维得到全轶当会在八月下旬之后，且不会晚于“玉海堂钞本”的抄录时间(当年十月)。由于王国维得到《传奇汇考》的时间过晚，我们便应正视“初稿本”传奇类的首要参考书目是黄文旸《曲海目》，这点我们从《曲录》“初稿本”上的增补形态即可得出结论。“初稿本”中有关《传奇汇考》的内容多是后来补入，这些内容分布在“初稿本”的页眉、页中与页下空白处。且“玉海堂钞本”在过录“初稿本”时，出自《传奇汇考》的剧目亦在所录作家所有剧目的末尾，并且多有“以上二种(或三种、四种)见《传奇汇考》”的表述。

除“四册本”“六册本”《传奇汇考》外，董康也在稍后重金购得一种《传奇汇考》，凡六册(下文简称“董藏本”)：“今秋武进董授经推丞(康)又得六巨册，殆当前此十册之三倍，均系一手所钞。叙述及考证甚详，然颇病芜陋耳。”(25)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录曲余谈》，第280页。此书亦是北京大学所购“大仓文库”之一种，共收录剧目377种。虽然今“陈钞本”“王钞本”的原书不易获读，但由于“王钞本”后归董康，后者曾将其带至东瀛，日本学人便得以将“王钞本”与“董藏本”一同过录(26)黄仕忠记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本：“此本当是从前种(梁按，即“大仓文本”本)过录之本。”该书又记京都大学藏本：“此钞本所据底本为大仓集古馆所藏本。”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6页。，录附本之后分别入藏在大阪大学与京都大学。现再经黄仕忠《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将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本影印，学界遂得以获见。(27)据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赤松纪彦《京都大学文部藏〈传奇汇考〉简介》(2000年南京大学、《艺术百家》编辑部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考证，京都大学所藏《传奇汇考》八册是据“大仓文库”所藏三种《传奇汇考》过录而得，蒋寅《东瀛读书记》(《文献》1999年第1期)曾将京都大学藏《传奇汇考》八册目录过录。其中第一册第62种即为“清钞本，一函六册”的过录本，第八册第35种即为“清末钞本，一函四册”(包括一册《传奇汇考标目》)的过录本，第二至七册则为董康旧藏“六巨册”的过录本，共377种。

王国维在《曲录》“杂剧传奇总集部”中谈到：“(《传奇汇考》)分目所载亦与总目有出入，校之总目所漏尚多，或总目尽著录所知之本，而分目仅就所见之本考之欤。”(28)王国维：《曲录》卷六，宣统元年《晨风阁丛书》所收本。《传奇汇考》首册《传奇汇考标目》著录的作家及剧目不仅与分目录多有出入，且远比后九册的《传奇汇考》所载剧目丰富。今知《传奇汇考标目》版本除陈毅、王国维藏钞本，以及以王国维藏钞本为底本的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京都大学藏钞本外，还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本(下文简称“集成本”)，该书的底本是无古斋钞本：“此本比较完整，并且脱伪之处，已经参考其它几个钞本加以订补。”(29)中国戏曲研究院：《〈传奇汇考标目〉提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8页。《曲录》以著录曲目的繁盛为首要，《传奇汇考标目》在此方面的参考价值当远胜于《传奇汇考》，早先的“集成本”提要对此也有判定：“王国维作《曲录》，很多材料曾引用《传奇汇考》，但是《曲录》里所说的‘右见〈传奇汇考〉’云云，往往并不是根据《传奇汇考》，而是根据这本《传奇汇考标目》。”(30)中国戏曲研究院：《〈传奇汇考标目〉提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191页。然而随着“怀德堂文库”藏本被影印，笔者发现其实际情况却非如此，王国维对《传奇汇考》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传奇汇考标目》。首先，毛钟绅、王维新、沈名荪、陆次云、石庞、姚子懿、谢宗锡、顾元彪、王圣征、袁声、沈沐、陆耀、程端、胡介止、吴士科、李荫桂、周起等十六位剧作家及其剧作，据“初稿本”言是从《传奇汇考》一并移录至《曲录》内，然而上述作家均不见于《传奇汇考标目》，他们全部分布在《传奇汇考》各册中。其中，毛钟绅、周起、王维新、沈名荪在“陈钞本”册五(31)笔者今不得见“王钞本”，所据细目是依据彭氏整理的“陈钞本”，此外蒋寅《东瀛读书记》著录的“京大本”第一、八册目录亦可参用。，陆次云、石庞、姚子懿在“陈钞本”册六，谢宗锡、顾元彪、王圣征在“陈钞本”册七，袁声、沈沐、陆耀、程端、胡介止在“陈钞本”册八，吴士科、李荫桂在“陈钞本”册九，周起在“陈钞本”册十。其次，王国维在“传奇类”末尾据《传奇汇考》著录了九十九本无名氏剧作，其中八十五本见于《传奇汇考标目》，而《紫金鞍》《照胆镜》《百凤裙》《射鹿记》《赤壁记》《百花记》《三多记》《七红记》《八黑记》《易鞋记》《寿乡记》《双熊梦》《情生文》《登楼记》等十四种却不见于《传奇汇考标目》。经查，《紫金鞍》在“陈钞本”册二，《易鞋记》《百凤裙》在“陈钞本”册三，《照胆镜》《射鹿记》《赤壁记》《百花记》《三多记》《七红记》在“陈钞本”册四，《寿乡记》在“陈钞本”册五，《双熊梦》在“陈钞本”册八，《登楼记》在“陈钞本”册十。此外“王钞本”“陈钞本”的第二册及第五册分别有一目录：“第二册至第四册共一目，第五册至第十册共一目。”(32)王国维：《曲录》卷六，宣统元年《晨风阁丛书》所收本。在著录剧目名称时，王国维多依据正文而非子目录的记载。如子目录标无名氏《紫金鞭》、石庞《镇灵山》、谢宗锡《王楼春》，王国维悉数依正文改为《紫金鞍》《镇仙灵》《玉楼春》。故《传奇汇考标目》与《传奇汇考》在《曲录》“初稿本”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王国维在“初稿本”中虽然称“部分剧目”是引自《传奇汇考》(《传奇汇考标目》)，但颇为吊诡的是那些“部分剧目”却不见于“陈钞本”“王钞本”。在现存诸《传奇汇考标目》的版本中，以“集成本”所据无古斋钞本的内容最为完整。“集成本”上卷以“元传奇”开篇，自高明始，至王实甫止。继以“明传奇”，以邵弘治、徐元、苏复之、王雨舟始，至吕文止，后附无名氏剧作。下卷“明传奇”起自朱良卿，至秋堂和尚《雁翎甲》止；此后标“本朝”，接续清人吴伟业，至汪祚《十贤记》结束；后再附无名氏剧作、“合锦传奇”“六幻西厢”。关于“陈钞本”“王钞本”《传奇汇考标目》的著录内容及顺序，彭氏描述道：

《标目》卷端首行题“传奇汇考标目”，次行标“明”，以下采取作家统领剧目的编目方式，录“朱良卿”等人剧目。至“秋堂和尚《雁翎甲》”之后，标有“本朝”字样，接续著录吴伟业、李玉等作家作品，至汪祚《十贤记》结束。再后，接续著录明人作品：以《连环》开始。……唯独《连环》一目，前面无作家统领。可知《连环》之前，必有缺页。则此本亦非完本。(33)彭秋溪：《傅斯年图书馆藏〈传奇汇考〉考述》。

“陈钞本”《传奇汇考标目》较“集成本”少了“元传奇”的高明、格九思、施惠、马致远、王实甫等五位作家，亦缺“明传奇”开篇的邵弘治、徐元与苏复之以及《连环计》的作者王雨舟。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传奇汇考标目》亦与“陈钞本”“王钞本”完全相同。因此包括“王钞本”在内的昔日东瀛所藏三种《传奇汇考标目》钞本，其缺失的内容均是如此：“将日藏三本与集成本比对，可知日藏三种卷首缺失部分为编号1-8的全部内容和编号9的部分内容。编号9缺失作者，仅保留了作品《连环》。”(34)熊星：《五种国内外〈传奇汇考〉叙考》，中山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若以“集成本”为对照，“陈钞本”“王钞本”“京大本”“大版本”共同缺失的是“集成本”第193、194与195页。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王国维却在“初稿本”中著录了邵弘治、徐元与苏复之，试看“初稿本”与“定稿本”的相关条目：

“初稿本”：《金印记》，明苏复之撰，字里不详；《八义记》，《六十种曲》本，明徐叔回撰，名里不详；《香囊记》，《六十种曲》本，明邵□□撰，邵，名里均不详，官给事中。

“定稿本”：《香囊记》，六十种曲，明□□撰，名字均不详，常州人，官给事中；《金印记》，见《曲品》《传奇汇考》《曲海目》，苏复之撰；《八义记》，《六十种曲》本，明徐叔回撰，名里不详。

尽管王国维没有在“初稿本”中标明《金印记》《八义记》《香囊纪》征引的书籍，但依据其在“定稿本”中的记载，其中的《金印记》是援引自《曲品》《传奇汇考》与《曲海目》。今知王国维是于宣统元年正月从刘世珩处抄借而得郁蓝生《曲品》三卷附《新传奇品》，王氏撰“初稿本”时并不得见该书(35)榎一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0年，第313-338页。；而“陈钞本”与“王钞本”又没有记载苏复之，只有黄文旸《曲海目》著录了此剧，因此王国维所言《传奇汇考》当另有所指。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上文所述王国维在“初稿本”著录的无名氏剧作《八黑记》《情生文》，它们不仅不见于“陈钞本”“王钞本”，甚至“集成本”也未记载。由此判断王国维恐还寓目有一种《传奇汇考》，或所记有误亦未可知。

从“初稿本”的著录习惯看，由于王国维没有将《传奇汇考标目》与《传奇汇考》分别视之，而两书形式关联紧密但内容却颇为不同，这就使王国维在“初稿本”中产生了有关“传奇备考”的错误表述。我们试看“初稿本”“玉海堂钞本”中的“周果庵”条：

《太白山》《竹漉篱》《八仙图》《火牛阵》《锦西厢》《福星临》《指南车》《绨袍赠》《万金资》《镜中人》《金橙树》《玉鸳鸯》《后西园》(右见《传奇汇考》)《阳明洞》(同上)。右十四种，国朝周坦纶撰，坦纶号果庵，里居未详。无名氏《传奇汇考》于《太白山》以下十三种云周果庵撰，不著名里。黄文旸《曲目》云周坦纶撰，则果庵之名也。又无名氏《传奇备考》，《竹漉篱》一本下注周杲撰，又《阳明洞》一本下注周果，则又似其名为果。(36)王国维：《曲录》卷二，玉海堂钞本，上海图书馆藏。

自《太白山》至《后西园》，王国维首先按照《曲海目》的著录顺序移录，然后补充道：“无名氏《传奇汇考》于《太白山》以下十三种云周果庵撰。”由于《传奇汇考标目》与《曲海目》的记载完全一致，故王氏注明“右见《传奇汇考》”。王国维继续言：“无名氏《传奇备考》《竹漉篱》一本下注周杲撰，又《阳明洞》一本下注周果，则又似其名为果。”今知《竹漉篱》《阳明洞》分别见于“陈钞本”“王钞本”册七、册八，而诸本《传奇汇考标目》均未载两剧，故王氏所言《传奇备考》即为《传奇汇考》。关于《传奇备考》，“初稿本”“玉海堂钞本”《曲录·序》也有相似孱误：

继此作曲目者，有焦循之《曲考》、黄文旸之《曲目》、无名氏之《传奇汇考》(《传奇备考》)等。焦里堂丛书中未刻《曲考》《曲目》则仪征李斗载之《扬州画舫录》，《传奇汇考》(及《传奇备考》)仅有旧钞残本(37)王国维后将“及《传奇备考》”勾去。，惟黄氏之书稍为完具。其所见之曲，通杂剧、传奇共一千零十三种，复益以《曲考》所有而黄氏未见者六十八种。……光绪戊申秋八月之望海宁王国维叙

——“初稿本”《曲录·序》(38)“初稿本”《曲录·序》可参看《王国维戏曲论文集》所附书影。

继此作曲目者，有焦循之《曲考》，黄文旸之《曲目》，无名氏之《传奇汇考》等。焦氏丛书中未刻《曲考》，《曲目》则仪征李斗载之《扬州画舫录》，《传奇汇考》仅有旧钞残本，惟黄氏之书稍为完具。其所见之曲，通杂剧、《传奇汇考》共一千零十三种，复益以《曲考》所有而黄氏未见者六十八种。……光绪戊申秋八月之望海宁王国维叙

——“玉海堂钞本”“曲苑本”《曲录·序》

王国维在“初稿本”序言首次提及《传奇汇考》时特意括注《传奇备考》，之后他再次提及“《传奇汇考》(及《传奇备考》)”，可见他是将《传奇备考》与《传奇汇考》视为了一书。“玉海堂”钞本不仅擅自将括注删去，更是把“初稿本”中“通杂剧、传奇”径改为“杂剧、《传奇汇考》”，以至语焉不详；“曲苑本”又悉数照录“玉海堂本”，赵万里《观堂别集》所整理《曲录自序》则沿袭了“曲苑本”错讹。今天看来，无论是从“初稿本”序言的错讹记录，还是基于对“周果庵”条的考察，王国维所言《传奇备考》即为《传奇汇考》。

四、余论

关于《曲录》“初稿本”及“定稿本”的庋藏源流，笔者欲赘言几句。光绪三十四年中秋王国维《曲录》初稿草拟完成后，预备交罗振玉联络刘世珩出版；未及两月，刘世珩便从罗振玉处抄录得全帙，并拟由魏小溪上板。然王氏察觉到《曲录》粗疏后，罗振玉很快便将两卷本返还给王国维校改，是为2003年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出现的王氏校改后的“初稿本”。由于“初稿本”仅是短暂停留于罗氏宅内，故笔者未在罗氏各时期的藏书目录中找到踪迹(39)主要有《大云书库藏书目》《唐风楼藏书目录》《雪堂藏善本书目》与《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今皆收录于《罗雪堂全集》中。；加之此稿本无任何钤印，故该书此后的递藏信息就不甚明晰。至于“定稿本”，则可能是出自罗振常家。藏书家韦力曾亲身参与两次《曲录》的拍卖全过程，并参加了2011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此次竞拍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王国维《词录》稿本(40)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1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及名家墨迹》，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2011年版。此次竞拍专场的封面便是王国维《词录》稿本，此书最终以345万元成交。，韦力后来回忆道：

(2011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拍了罗振常旧藏小专题十七件，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王国维的稿本《词录》，此书原装一册，里面有许多的校改，由此可看出这是草稿本，也同样钤有上图的藏章和退还章。从装祯形式来看，我怀疑三年前上拍的《曲录》，跟这部《词录》一样，均是出自罗振常之家。(41)韦力：《〈曲录〉〈词录〉——落锤价令人发疯的王国维手稿本》，《失书记·得书记》，第55-63页。

韦力认为《曲录》“定稿本”与《词录》稿本的装帧形式相同，且均钤有上图藏章与退还章，故判断两书当同出自罗振常家，笔者是同意这一推想的。1916年元旦刚过，尚在日本的王国维迫于生计压力准备启程返回国内。在他即将离开京都时，罗振玉选择“大云书库”中藏书的复本作为临别相赠，罗氏《海宁王忠悫公传》记：“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42)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国维全集》(二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王国维在日记中同样记道“复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为了感谢罗振玉，王国维更是“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43)王国维：《王国维全集·日记》(十五)，第911页。，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中也有记述：“先生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44)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王国维赠予罗振玉的戏曲书籍，后来是由罗振玉四弟罗振常收存。(45)关于王氏旧藏戏曲文献的去向，可参看黄仕忠《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如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66-473页。罗振常(1875-1942)，字子经，罗振玉弟，早年曾与王国维一同求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方文学社。辛亥革命后罗振常东渡日本避难，后于1914年初返沪，之后他开设了蟫隐庐书肆，以卖书度日为计。此外罗振常还著书立说以致“积稿累累”(46)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自序》，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亦校订史籍，如《南监本新唐书斠义》《新唐书斠议正误》；他也刻印群籍，如《蟫隐庐丛书》与《邈园丛书》。王国维死后，罗振常曾将其赠予的戏曲书籍陆续出售“以充恤孤之资”(47)内藤湖南《西厢记·识语》，[日]大谷大学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另，罗振玉在致陈乃乾的信中也提及自己与王国维门生商量接济静安后人之事：“迩来与其门徒商量善后，为其嗣续谋生计，则著作刊行亦可补助，一律将版权收归其家人，现已由小儿首先捐助印赀。”《永丰乡人手简》(四)，《罗雪堂全集》第7函，西泠印社2008年。。另据彭玉平先生考察，王国维自1916年回国至1923年入值南书房期间主要居于上海，罗振常的蟫隐庐是王国维屡屡造访之地。(48)彭玉平：《王国维〈词录〉考论》，《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故王国维《曲录》“定稿本”流入罗振常处的时间大体就在此时，具体时间还有待新材料发现。

戏曲研究不过是王国维诸多学术成就中的一部分，但他以深厚的学术积淀、广博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眼光，建构起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范式。近年来有关王国维著述的稿本、钞本相继出现，书中校改、题跋不仅生动复现了王国维的思考与编纂过程，更为我们考察其学术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无可取代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