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竹

天使的背影 （局部） 孙 慈 油画 2020年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考验着每一位中国人，更是突出了诗人作家们的时代之问。在此， 《散文诗》杂志响应迅疾，量身描体，发挥 “轻骑兵”的前锋阵式，打造一片文学的前哨阵地，开展以 “抗击疫情，有我在场”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并推出首期抗疫主题专辑，体现出编者的家国情怀和写作伦理，值得称道。其中体现出散文诗的独特文体运作的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问题意识的探索。有关方面，编者在 《前言：诗歌的力量》中已有言简意赅的说明，作为受命作评的笔者，在这里发表的只是关于本辑作品的个人式 “有我在场”阅读感想。

头条的尺度

任何一家刊物的编者皆对头条苦心求索。的确，一个刊物的头条实为引领、压轴、招牌，并体现出编者的视界眼光和运营策略，不可不察。出乎意料，本期头条乔书彦的组章 《武昌城笔记》的题材虽是 “武汉”，但却是非疫情期的表现。其实无关而有关。作品虚实转换，语言新颖，妙句多多，想象奇特，玄妙化机，带有魔法般的 “美文”品格，她来自于散文却不输于诗，多视角展现出武汉这座现代城市的特有魅力，对本期全部作品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好比对将要演出的舞台布景的设置。可谓编者的匠心独运。

《武昌城笔记》与本期其它作品不仅是 “铺垫”和 “预演”，还有“映衬”的作用，她告诉人们——多么美好的城市和人间生活：“苹果和葡萄托举起舞台。随风而来的蜜蜂，鼓动起来的是宽宏大量和勇气。窗户把阳光让进来，剁好的南瓜被分成两份，一份送给补栽绿植的工人，一份炖好后被送进暮色，等待下班归来的自己享用” （《武昌城接住了秋风》）。这样的城市不应该让一场灾难降临其上！而悲剧却真的发生了。诗人落笔之间，以乐衬悲悲更悲。而悲剧本身不是目的，鲁迅先生说得好：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悲剧是为了唤醒，是为了人间正道和幸福。两相对照，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思索。

乔书彦的全部作品皆体现出这个特点。《武昌城的秋晨》紧扣 “食”，因此 “菜市场是永不迷航的舰队”，他的全部作品充满着强盛的味觉、味道，建构起 “舌尖上的武汉”，品味着这座城市的神奇。 《晴川矶》：“汉阳城是美味的鲜奶蛋糕。晴川矶爆裂的色彩是彩虹的魔咒”，可谓味色并举。 《城乡结合部的秋》： “伺机跃上云端的行舟”，道理很简单：天空的情结来自于大地，只有大地坚实了，才有飞翔的力量。 《春风穿过纱帽山》有浓浓的生活情调。 《蝶的美好时光》迸写出生活中的小童话，温润、晶莹一片。 《春燕飞入旧时堂屋》现代 “烟火味儿”却 “种下幻想的奇迹”。皆值得细细 “品味”一番。

我甚至想到，从作为现居武汉的诗人乔书彦现存的这一组章，可以推衍出另一组或无穷系列隐形的抗疫主题作品。这就是本组作品的文本价值所在。由此可见，常说批评是一种创作，编辑又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呢？

在 场

从本期作品看到，面对疫情，散文诗人没有缺席，让时间和历史在这个短小文体中存身。在表现方式上，与镜头式、聚集式、发散式、截面式的小说散文戏剧等 “发声”方式不同，散文诗人在采取 “直面事物本身”现象学立场的同时，能够截取更多微妙形态的 “在场”以及使“在场”变型，并且还有 “向内转”的替换。小型、轻便的文体自有其神奇之处。 “在场”，说白了，即 “现场”，本质上是 “写实”，只是与新闻报道类事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 “写实”看似简单，实则体现出写作者的真功夫。 “现场”有客观呈现的意思，但做到真正的客观很难，也无必要，太客观反而非客观，何况 “移情”在所难免： “在小区门口，除了紧锁的铁门，只有叠加的雪花，为迟来的春天画像。/还有默默不语的树木，它们的缄默，像商量好一样” （王信国 《手捧雪花，为逝去的生命祈祷》）。客随主便，这已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常识。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客观，具有艺术强力的客观会由此及彼而达深达广。这就要在 “在场”上做足文章。代表性如亚男的笔触虽落实于 《新年的城》，但却是保持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显示出比 “在场”更多和客观呈现更多的意味引申——精神建构，其实已显示出“在场”即身心俱在、主体“在场”的意思： “人性虚无。剩下空荡荡的新年的城，一个又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傲慢的，赤裸裸的欲望凌驾于道德之上。”

面对疫情， “在场”即起点、基点和真实，而写作就应该从这里开始。 “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真实的面容” （刘喜良 《期待一个无恙的春天》）； “多少双脚一直在原地踏步，走不进想要的山海之间” （霜扣儿《封城日，念苍生》）。可是，诗人的心灵却在跃动，笔随心动： “而这并不是句号，还有下一行的绵延不绝” （霜扣儿 《驰援者，现肝胆》）。

“在场”的方式各有不同。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张九龄 《蛰居》“做不了奔赴前线的战士，却能做一个不添乱的百姓”、徐后先 《云朵也有名字》 “一场灾难将你钉在平凡的岗位上”、紫云儿呆在 《一个人的值班室》里，皆彰显出个体的身份定位。任俊国的 《大地之上，有几个生动细节》通过叙述视角的距离设置，让 “他”者现身 “在场”，让有所遮蔽的元素呈现出来，从而增加了散文诗的表达功能。与他相同而又不同的是，女诗人武稚的 《我一字排开的兄弟姐妹》干脆让 “我”出场，以便于倾诉，是呀， “在场”就是散文诗人 “在场”主体意识的张扬。舒放组章 《晴朗我大地之肺》处处皆是 “我”， 《我们是支撑你站立的拐杖》则选定了立足点： “我站在南中国一栋高楼的32层，眺望着你。” “在场”即 “我”在，诗人在。新乡土代表诗人陈惠芳看似很写实，其实 《这不过是普通的闪电》一般，却让我们看到了 “游荡的灵魂，顺着自己的伤痕，爬到了天上”。而 “面对地图上，你红得发黑的疫情，我只能任你，一次又一次碰疼我的目光” （李星涛 《武汉，我要告诉你》）， “在场”的转换多么自然！小睫的 《老兵》是一则小人物特写，因为真实的镜头选择，故而字里行间透露出令 “春天动容”的况味。

追 问

“一场疫情让庚子年关充满了想象，我们把希望与身体交给这片土地” （庄海君 《春天的献词》）。仅有 “在场”是不够的，而 “追问”则是 “在场”的继续。

面对疫情， “诗人何为”这个老而又老的问题面临着新的质询，且比 “有我在场”更多的是新时空、新情况下的重新考验。悲悯、忧患；人道、人性；思考、哲理；情感、热血，等等，皆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还有精神的自我调整和修正的意义。因此，需要 “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与理性集结上轨”。庆幸的是，诗人们很清醒： “我们也开始反思，开始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 （温智勇 《庚子年新春笔记》）。而在杨东笔下， “沉默有着最深重的呐喊”， “不是为了避越险滩、漩涡而选择沉默，不是为了苟活、忍耐而放弃嘶吼”，这不仅是诗人的洞见，更是一种在场的折射。

经过诗人们的一番仰观俯察， “在场”不是 “现场”，而是主体的“在场”，而是保持适当的观察距离，考量着诗人主体的建构层次。换句话说，表现疫情本身不是关键，而是如何通过疫情的表现 （在场，我在）扩充对世界的指涉，并上升到对于存在的勘探。海德格尔反复强调： “存在地地道道地是超越。”从 “在场” “我在”到 “存在”本身即超越，而超越正是诗人写作的职责所在。作为思考型的实力女诗人宫白云果然出手不凡，她的 “现场”带有综合性的多重部性质，本来，历史本身即综合。 “横行的 ‘新冠’，肆虐的 ‘人祸’，关于 ‘封城’ ‘口罩’‘隔离’的种种，以及蝙蝠、蝗虫、宿主等等词汇——都是痛苦的梦魇与醒世箴言” （宫白云 《无论发生什么，春天都会来》）。显然，对于宫白云来说， “现场”构成了历史，而历史还要经过心灵过滤的。她的 《元宵节日记》太 “现场”了，其实是心灵的 “现场”。而 “醒醒，人类”的呼喊才是她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耗尽电池的秒表已脆弱得临近停顿》）。显然，需要 “醒醒”的绝对不是生理上的人类，而是人类的理性，这多少带有现代启蒙的意味。或许，这也是亚男关于 “人性虚无” “一个又一个没有灵魂的城”的焦虑所在。于是，才有赵凯云 《四海一心的叶脉托起苦难重重的脚步》里对 “善良”的急切呼唤；才有黎梦龙的期盼： “浮尘显露于阳光，污浊遁入阴暗，虚妄臣服于真理” （《一枚冠状病毒的力量》）；才有王平对于 《有信仰的民族》的赞美；才有贾文华从“妈妈”的身上看到 “给你的未来，创造生命的永恒” （《留言》）等等。

心灵的 “在场”自然让诗人们发出了自我拷问： “我们都参与了天使与病魔，在一个人身上的战役。穿越突然、惶恐、生死、有序——怎么能不赞美与反思” （马飚 《方舱医院里的 “高考少年”、写作业的“花仙子”》）， “当苦难降临时，我必须承担属于我的那一份，哪怕是最小的一份，我也不能独善于担惊受怕的人们” （西厍 《祈祷而已》），个体是无力的，但是心灵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散文诗本体

面对疫情，如果说， “在场”求真， “追问”求善，那么，散文诗的文本呈现无疑则是求美。只有真善美合一，才是真正的散文诗艺术。散文诗之美则是散文诗艺术构成，即散文诗本体或说散文诗存在的依据。

美国哲学家苏姗·朗格说： “婴儿的啼哭不是艺术。”可见疫情本身不是艺术。 “唯题材决定论”式的 “灾难文学”极易于变成 “文学灾难”。有人说，文学比不上现实。可是，没有文本的转换，任何 “现实”都不是文学。因此，抗疫散文诗必须警惕 “非诗”和 “门槛”的缺失，特别要实行从 “写什么”到 “怎么写”的转变。

布罗茨基强调： “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我和语言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真正散文诗写作者的艺术难度和文本挑战正是语言，对汉语的精细打磨，正是散文诗最突出的宝贵品格。

通过本期作品的通读，笔者欣喜地感觉到，这些作品不仅实现了从现实到艺术的 “转换”，而且在葆有散文诗特征、进行语意再造、多元开放、个体探究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宫白云、亚男、杨东、霜扣儿、陈惠芳、武稚等成熟作者奉献的皆是成熟散文诗大作，其博采、境界、观念、修辞等皆为上乘，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她/他们作为诗人所提供的养分。同样，与乔书彦的 《武昌城笔记》相对应，茉莉 《武汉二月》、温小词 《觉醒的春天》、钱钟龄 《为春天写一首诗》等皆是地地道道的以乐衬悲的美文，可谓散文诗精品。金小杰、鸽子、谢发印、牧风、北城、碧水、万欣、龚志华、赖扬明、海清涓、马健、水湄、梁永利、高丹宇、倪宏伟、拾月等诗人的作品整饬、精练，音乐感强，一副十分纯正的散文诗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