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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边城》背后的情感密码

2020-11-10周彦敏

关东学刊 2020年3期
关键词:翠翠边城沈从文

[摘 要]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翠翠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沈从文自称翠翠的来源有三个,一是湘西绒线铺的女孩,一个是崂山“报庙”女孩,还有一个是身边的新妇张兆和,这几成定论。本论文不拘一格,从沈从文的情感经历入手,通过细读《边城》题记、《水云》以及《白玉兰花引》诗跋等沈从文作品,抽丝剥茧,详细考证,挖掘出沈从文情感世界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女性,从而发现了《边城》写作与沈从文个人情感之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得出翠翠乃沈从文化身的颠覆性结论,可谓另辟蹊径,为《边城》的解析提供了崭新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边城》;写作动机;沈从文;翠翠;周铭洗;张兆和;情感密码

[作者简介]周彦敏(1966-),女,青岛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编辑(青岛 266000)。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小说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这部为沈从文赢得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创作出来的,与作者个人的情感经历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翠翠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有关《边城》的写作,沈从文在1948年为《边城》写的新题记里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

文中提到的“九月”,指的是1933年的9月。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新居在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同年秋天,巴金第一次来北平,就在沈从文家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新婚不久,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

《边城》是边写边连载的,作品甫一推出,便大获赞誉,读者争相传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而友爱,故事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主人公翠翠也不是被恶人恶行逼入苦境的,“一切充满了善,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作品通篇浸透着一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伤感情调,风景如画,愁绪流转,如同一支悠扬的田园牧歌,美丽而忧伤。

值得玩味的是,正处在新婚燕尔期的沈从文,为什么竟然写出了这样一个忧伤而惆怅的爱情悲剧呢?在这个故事里,又隐藏着沈从文自己什么样的情感密码呢?

一、男人的中年危机

在《边城》之前,沈从文早已凭借《从文自传》在文坛成名。

写作《边城》时,沈从文刚刚结束了一个人坚持了四年的爱情长跑,与心目中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女孩子张兆和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生活看上去已步入正轨,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好,他说:“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都到了我身边。”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8页。而这时,本应春风得意的沈从文,在短暂的幸福之后,竟然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疲乏与倦怠。

那一年,沈从文32岁,新婚生活刚刚开始,他却开始以“一个中年人”自况了。

就连自然界的季节变换,也能触动他心中感慨。“庭院中枣子成熟时,眼看到缀系在细枝间被太阳晒得透红的小小果实,心中不免有一丝儿对时序的悲伤。一切生命都有个秋天,来到我身边却是那个‘秋天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使一个浪子缩手皈心,也可以使一个君子糊涂坠落,为的是衰落预感刺激了他,或恼怒了他。”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30页。

当新婚遭遇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注定其内心兵荒马乱风雨飘摇。

《边城》完成之后,作者在题记中慨然自称“这本书不是为评论家们而写的”,一个小说家声称自己不在意评论家,显然是他也放弃了去讨好读者。他说自己的写作是“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8页。对照《边城》故事的明丽淡雅,作者的这番解说有些高蹈,且语焉不详,令人不得要领。或许当时的沈从文尚未做好向读者敞开心扉的心理准备。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有时候就像是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作家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编织的故事背后,既害怕被人一眼看穿,又擔心始终无人能懂,下意识中又为读者留下一点蛛丝马迹,既是自说自话,又像是卖一个破绽给你,为误入歧途的读者点灯。在这篇《题记》中,沈从文还说了这样一句:“这个作品即或与某些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8页。

为什么就连赞美也会被沈从文看作是侮辱?这可太奇怪了。难不成《边城》里隐藏着作者不便言说的个人隐情?

于是,我们看到,在接来下的岁月里,不断言说《边城》的创作缘起似乎成为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功课。1940年代初期完成的《水云》一文被认为是沈从文书写个人情感心灵史之作,这篇文章有一个副题: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提到《边城》时,沈从文是这样说的:

我的新书《边城》出版了,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样的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惟其如此,这个作品在我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讥刺的责备。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30页。

刘西渭即评论家李健吾。我们看刘西渭当时是如何评论《边城》的:

《边城》整个调子是牧歌式的,但也可以说是淡淡的一幕悲剧。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天保的失恋,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全部良善,本身就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眼见评论家的解读严重偏离了作者的预设,沈从文有些哭笑不得,不得不主动点明《边城》是一部个人性很强的作品,他是要“用这样的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并进一步指出“(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30页。

可由于不了解作者的情感经历,读者反被沈从文说得愈发晕头转向起来。

关于《边城》中翠翠这个人物,沈从文后来在《老伴》《水云》等文中分别提到,这个人物形象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一个是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个是新婚妻子张兆和。(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

汪曾祺进一步指出:“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是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

但是,若把《边城》仅仅看作是思乡之作,只怕沈从文还是不会太认同。他在《水云》里就承认:“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这说明“过去”只是手段,抒情作诗才是目的。

那么,何为作诗?又是抒的什么情呢?

把妻子写进小说里就是诗人的浪漫吗?张兆和肤色微黑,小说中翠翠的皮肤也是“黑黑的”,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可除了这表面的相似以外,我们很难再在张兆和与翠翠之间找到更多的相似之处了。翠翠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以及感情方式,都与张兆和风马牛不相及,这不免令人疑惑。

如果《边城》不仅仅是为怀旧思乡而作,也不是为张兆和写诗抒情,那么,这部作品又是要表达什么呢?

仔细阅读沈从文的散论《水云》,对解读《边城》或许会有所启发。《边城》里果然隐藏着作者更为幽深且难以言说的情感秘密:

时间流过去了,带来了梅花、丁香、芍药和玉兰,一切北方色香悦人的花朵。在冰冻渐渐融解的风光中逐次开放。另外一种温柔的幻影已成为实际的生活。一个小小院落中,一株槐树和一株枣树,遮蔽了半个院子。从枝叶间筛下细碎明净的秋阳日影,铺在砖地,映照在素净低窗间,给我对于生命或生活一种新的经验和启示。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我心想: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

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的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8页。

那么,什么是“完美爱情生活不能调整”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爱情?难不成作者还有一段不能示人的爱情经历吗?

这是作者对《边城》写作背景又一次的夫子自道,其中信息量巨大。尤其文中提到的那些花朵,让人深思。

要解开这个谜团,或许可以到沈从文另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二、《边城》与《白玉兰花引》的隐秘关系

用鲜花香草来隐喻美人的传统,大约始自屈原。沈从文作为楚文化后人,其文中出现的花花草草,自然也不应该被等闲视之,那些花儿各自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也象征着某个开在他生命中的女子,他把她们统统叫作“偶然”。在这里,“梅花、丁香、芍药”的具体指代本文暂且不表,玉兰花却值得特别关注,因为玉兰是与《边城》关系最为密切的花。

沈从文文集中收录有一首长诗是专门写玉兰花的,题目为《白玉兰花引》,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该诗意象瑰丽,词采焕然,颇有《楚辞》及《洛神赋》的神韵,是一首逾百行的奇幻之作。其中就有“九霄清寒冷澈骨,始终不偏木兰柁。《绿玉》青春永不磨,无人能知来自哪?旧事倏忽四十年,記忆犹新唯有我”的诗句。作者在旁边特意注明:《绿玉》是《边城》的英译名。

在诗后的《跋四》中,沈从文详细回忆了自己一段风起青萍之末的个人情事,那时候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曾与杨振声、闻一多等人同游崂山,期间曾与一位女教师在山上数度偶遇:

……所以有机会一再相遇且有两次同住一庙中。第一回去上清宫,即三百年前蒲留仙《聊斋志异》提到的庙里偏院古玉兰大花树边,事出偶然,与一新由国外某天主教大学回国外文系女教师某,各在大玉兰花下一侧默默看花约一小时之久。虽在迎新会上由校长照例介绍过一次,我照习惯总充满一种羞怯心情,从不主动向人招呼攀谈。印象中却对此修女式的沉静女人充满好感,且似乎有一种预感,以为可能或有某一熟人的有意安排,到这学校里来,因为无一个熟人(事实上则当时最亲近熟人,这事以后才明白的)。第二早天一亮,我们一组即上了山,第三四天到达山中深处“棋盘石”住宿时,早知此处气候极冷,各把厚棉衣披上。趁大家烤火暖手时,我独自爬到庙前不远那块大及丈许活动不定的石上去,欣赏对面烟云变幻金碧明灭黄昏前崂顶主峰奇景。觉得一道幽香扑鼻,才发现二三丈岩石山(此处山字疑为笔误,应是“下”)正有一簇四朵百合花开放。找山路下去把花采回时,却有两个女人已到棋盘石。内中之一相熟的某女名演员,却把花夺去给了那个修女式的女教师,我却因之在另外一种不易形容中跑了。第三次是在白云洞“三步紧”悬崖上看海云,到这来必从斜斜坡下穿过一道小松林,还得从一二石贴压的洞中翻而过才会到达。不巧又第三次和这修女式教师相遇,同看云海……

写完这段跋语之后,沈从文心绪难定,特意缀上一笔:

乙卯年盛夏书于北京之新窄而霉小斋乱稿堆中。时年七十进四,写毕时已夜深人静,不觉泪湿。沈从文:《白玉兰花引·跋》,《沈从文全集》第1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第304-305、303页。

乙卯年即1975年。沈从文年逾古稀,人生已臻“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他没有躲闪,也不再遮掩,而是坦然命笔,自揭谜底,将深埋心中43年之久的一次情动,合盘道出。尽管时光流转,人世沧桑,在他心里,与那个女子有关的每一个细节,从未模糊走样,反而被记忆打磨得光亮如新,历历如在目前。

三、神秘的女子浮出水面

这一跋语把我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沈从文1930年代初期的青岛时光。

1931年-1933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任教。1932年暑假,青岛大学曾邀请北大清华的教师作短期讲学。举办这类短期讲学,是校长杨振声招揽师资的一种方式。讲学结束后,杨校长招待大家游崂山,沈从文就是在那次游玩的队伍中,遇到了那个让他动情的女子。

那么,这个外文系女教师是谁呢?

查阅1932年的山大校报,在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二)这一天,登载了一则《本校聘定各学系教授讲师助教》的短讯,在外文系的教师名单中,周铭洗的名字倏然跳入眼帘。

1932年《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调查表》显示:周铭洗,湖南湘潭;履历:北平师大毕业;美国圣德肋撒大学研究;北京大学讲师;外文系讲师;任职时间:民国二十一年九月。

周铭洗(1904-1996)是青岛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女子,在山大任教一年后,于1933年7月转到私立青岛圣功女中担任校长。周铭洗性情沉静,气质端丽,被誉为民国最美女校长。圣功女中是教会学校,学生称周铭洗先生为“周修女”。周铭洗在青岛生活了近20年,1949年离开青岛去美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晚年专事介绍中国文化,1996年在美国去世,享年92岁。

周铭洗出身名门,与沈从文还是湖南同乡,难怪沈从文跋语中有“最亲近熟人”之说。其父周大烈曾任吉林民政厅长。周铭洗与姐姐周俟松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在天津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周铭洗与现代文学关系匪浅,姐姐周俟松嫁给了著名作家许地山。《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的作者许燕吉,是周铭洗的外甥女。

海归、国外某天主教大学的教育背景、外文系教师、修女般沉静、湘女……沈从文在《白玉兰花引》诗及跋语中透露出的那个“玉兰临风式某某”的种种符号特征,与周铭洗高度重合。

1932-1933年间,周铭洗与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同事一年,一个在外文系,一个在中文系。只是,随着沈从文与张兆和婚事确定,沈从文对周铭洗的情动也戛然而止,两人再无发展的可能。在《白玉兰花引》中,沈从文这样写道:“日月不停走双丸,如烟成尘永相左,海市蜃楼难重期,不如返回园中锄土翻泥自栽人参果。”并在旁边加注“当时若稍进一步,一切即将大不同矣”。耿耿之情溢于言表。

四、他心上的朱砂痣

至此,沈从文感情世界中一个神秘的女性终于进入读者的视野。

原来,《白玉兰花引》中描写的那个“来不言兮去不辞,微笑低鬟心印可”的玉兰仙子,她不是神话中的天仙山鬼,不是聊斋里的花妖木魅,而是一个曾经与沈从文“大石磐磐幸同坐”的现实中人,沈从文曾对她发生了深刻的爱情。这一次情动,让他陷入了抉择的两难中。

因为,1932年与周铭洗相识的那个暑假,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漫长追求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而张兆和的态度仍不明朗,这个乡下人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甜酒的滋味,他还在等待中煎熬着。他在青岛海边长久地思索人生,习惯性将在海滩上随手捡来的美丽螺蚌附在信中寄给了千里之外那个“南方的女孩子”。可是,写情书总是让沈从文感觉沮丧:“这种信写成后使我不免有点难过起来,心俨然沉到一种绝望的泥潭里了。”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1页。

这时,一个会拉琴的玉兰仙子出现在沈从文的生命中,他对她萌生了好感,为她心乱如麻,“一个光明的印象,照耀到记忆里时,使人目眩心烦。”(1932年沈从文致程朱溪信)可他又觉得“我不能在人面前扮一次小丑”而畏葸不前。

一边是对旧恋情既绝望又不舍,一边是对新感情满怀期待又心生恐惧,沈从文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让他十分难为。

人总是会逡巡在习惯的老路上,为了逃避这个玉兰仙子给自己带来的情感混乱,沈从文乘车离开青岛南下,转道上海,带上巴金建议他买的一大包外国文学名著,千里迢迢到苏州去敲开了张家的大门。也正是这次登门拜访,确立了沈从文情感的最终走向,寒假后,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彻底与在崂山邂逅的“玉兰仙子”失之交臂。

生活既是一种成全,也像是跟沈从文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悻悻地说:“偶然拾起的一些螺蚌,连同一个短信,寄到另外一处时,却装饰了那个人的青春生命,……原来我和一个素朴而沉默的女孩子,相互间在生命中都保留了一种势力,无从去掉了。”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4页。

这结果让沈从文既如愿以偿又心生惆怅。这种情绪反映到《水云》一文中,他说到自己婚姻的成因时,态度显得有些出人意料的冷淡:“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7页。

世間最珍贵的东西有两样:一种是未得到,一种是已失去。残缺即美,比如断臂维纳斯。情感的未完成,便使人一直留有期待与遐想:如果重回现场,是不是还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和结果?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于是,这个玉兰临风式的女子,最终变成了长在他心上的朱砂痣,是他永远的窗前明月光。

五、原来翠翠是女版沈从文

那么,1932年的这一次情动,对于作者写作《边城》有什么影响呢?

情感的压抑带来的是创作的井喷。1933年春,订婚后的张兆和来到青岛,沈从文曾经带她去崂山“北九水”游玩,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山半腰走过一个捧灵牌“报庙”的女孩子,心有所动,当即许诺张兆和要给这个女孩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让他名扬天下的《边城》。

有关《边城》,沈从文在《水云》中是这样说的:“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孩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同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并说“故事中充满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8页。

了解沈从文当年的情感状态,也就能顺理成章地理解《边城》中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的内在逻辑。

在小说中,翠翠的感情在天保与傩送之间飘忽难定,翠翠情感遇到的困境,不正是现实中沈从文自己面对情感抉择时内心挣扎的某种映射吗?原来,翠翠就是沈从文啊!

在所有的颜色中,沈从文最钟爱的应该是绿色,绿色是生命的颜色、青春颜色。他为自己取名“碧”,《边城》里的主人公名叫“翠翠”,赠生命中另一个“偶然”以“青子”的笔名。青,翠,碧——绿色的不同层级。

其实,沈从文从来不避讳翠翠就是他自己,1936年校注《边城》时,他这样写道:“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件可怜的事情。”

选择的真正痛苦,在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使你不得不有所放弃。得到的那一个,不是因为她更好,只是风云际会,恰逢其时;错失的那一个,也非不中意,而是命运的不凑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沈从文个人情感归宿的那个结果,并把他与张兆和之间的浪漫爱情誉之为传奇,却不知道他曾经的错失与割舍,而这,才是作者心底最大的不甘,是他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也是《边城》写作的真实动机。

《边城》一经出版,好评如潮。对于评论界的赞美,沈从文不以为然。他甚至抱怨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页。

能够读懂沈从文的,或许还是他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多年之后,汪曾祺谈论《边城》称:《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01页。

其实,在学界早有论者敏锐意识到沈从文与翠翠这个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对应关系,也认为翠翠就是沈从文的化身,但所有的论证都只是基于人性的推理和猜测,没有实证。我在考证挖掘出玉兰仙子周铭洗之后,才恍然明白沈从文内心那些无处倾诉无从说起的忧伤,再读沈从文为《边城》而写下的那些创作谈,顿感豁然开朗,作者在新婚之后的惆怅,也不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而是言之有物的切肤之感——周铭洗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是解读《边城》创作及沈从文情感密码的一把总钥匙。

这一次未果的情动,成为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内在动力,他将自己的感情和心事,附着在翠翠的身上,把自己在鱼和熊掌之间摇摆的无奈与憾恨以及个人幸福婚姻背后的惆怅与忧伤,隐藏在这个乡下女孩子朦胧的爱情故事中,同时把自己那些激情与隐忍纠结,传奇与隐痛缠绕,奔放与矜持冲突的矛盾挣扎,寄情于湘西茶峒苍翠美丽的山水之间。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伪装,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置换与创造。如此看来,沈从文针对《边城》而对历史、人生、爱情的深刻思考与言说,就不再是高蹈无凭的玄思,而是实实在在人生困境的注脚。

在写作《边城》的过程中,沈从文曾经因为母亲病危而只身返乡探亲。在湘西的辰州河段,严冬的下午,斜晖残照,静水深流,沈从文曾经站在船上看水看夕阳,感触极深。他在船上给张兆和写信:“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仓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更不是权力那类东西),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8-189页。

那一次新婚之后月余的返乡独行,给了沈从文对人生、生命、歷史、责任、命运等等静心回望、潜心思考的绝好机会,他的反刍深入而真诚,莫名的泪湿,代表其内心的极不平静,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说服的过程。而这一次看夕阳的人生经验,同样被他写进了《边城》中。那夕阳斜晖,读者通过翠翠的眼,还会再看一遍,只是,夕阳下翠翠想的,却与沈从文完全不同。而那不同,或许就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船总家的媒人前来说亲,翠翠的心忡忡地跳,可那是大老走“车路”请媒人来说亲的,并非她暗暗期待的那个人。翠翠不说话。蒙在鼓里的祖父两次和翠翠提及此事,皆未有结果。“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儿玩。爷爷仿佛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

怎么会真的忘掉呢,而是不甘心吧?因为不甘心,而心生惆怅,又不肯面对,于是想要逃。文中写,黄昏,翠翠一个人坐在白塔下看夕光中桃花色的薄云,“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她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渴望从既有的情境中逃走是现实中沈从文无法出口的心声,在《边城》里,他借翠翠之口大胆说了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边城》中翠翠的故事,其主题不是笃定,而是犹疑;也不是抉择,而是逃避和等待,是遁入酣梦,乘着软而缠绵的情歌,飘飞到对溪悬崖半腰,去摘上一大把虎耳草。

故事中对比的运用也十分巧妙,比较不只是发生在天保与傩送这两个人物之间,就连节日,也有对照。作者写了两种节日的热闹,一是端午节,一是月圆的十五夜。文中写十五的夜晚,大筒灯火下落的满天花雨和火花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给翠翠“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总不及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翠翠与傩送的初遇,就是端午。而后来上门提亲的,却是天保。两个节日一样的喜庆热闹,却因为有某种情感的加持,在翠翠的心里就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把自己与“翠翠”重合,沈从文是有过明确指认的:“天气渐冷,我已不能再在院中阳光下写什么,且似乎也并无什么故事可写。心手两闲的结果,使我起始坠入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中。我需要什么?不大明白,又正像不敢去思索明白。”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31页。

沈从文剖析自己源于身世和经历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而这不正是那个靠“山水教化,草木为师,吸取天地灵气”的翠翠吗?

如此看来,与其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乡下女孩子的爱情悲剧,毋宁说是沈从文自己的情感世界的起伏波澜,是他的精神自传,翠翠身上隐约有张兆和的影子,那不过就只是肤色之类的外部特征而已,是皮相,而非心灵。翠翠本质就是一个女版沈从文。故事里翠翠在天保和傩送之间感情取舍的矛盾与纠结,对应的是现实中沈从文在“白玉兰”与“黑牡丹”之间的情感徘徊,翠翠心中不时涌起的幻想、纠纷与凄凉,也正是沈从文自己的切肤体验。

《边城》写的是沈从文“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是他唱给自己的牧歌。

六、望帝春心托杜鹃

沈从文与翠翠的对应关系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边城》完成15年后,沈从文经历了人生最大一次打击,两度自杀,获救后被送往精神病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6页。在呓语狂言中,他深情地呼喚着:“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在那个春天,迷乱中的沈从文翻出《边城》,题写下这样沉重的感喟:

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做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又称布谷鸟,传说是古蜀国的望帝杜宇所化。隐居山林的望帝在春天思念家乡,哀鸣不已,嗓子都叫出了鲜血,染红了盛开的杜鹃花,故有杜鹃啼血之说。杜鹃啼血,是因为其心中有巨大冤屈,亦有春恨之意。杜鹃声声,此时听到沈从文的耳中,都是悲凉。他说“杜鹃各处叫的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声音遥远悲酸”。

在人生最无助时,迷乱中沈从文再一次与翠翠合二为一,他在杜鹃声中喃喃叫着翠翠的名字,与其说那是他在呼唤生命中那个一闪而过的“偶然”,毋宁说是在为曾经以梦为马的自己招魂更恰切。

信奉“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5页。的沈从文,是讴歌自然之美人性之美的大师。他在《一个人的自白》中回忆少年时候在军营倍受困辱的自己,对于安恬与舒适的渴望,就是到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地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他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他说:“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沈从文就这样把自己的哀乐与心事包裹进翠翠的身体里,让那个乡下女孩在青山绿水间的白塔下为自己守灵,替自己歌哭,也让她在月圆之夜,乘着甜软而缠绵的情歌,做过一场爱情的梦。

“美丽总使人忧愁,然而还受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自传》,第226页。沈从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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