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武装人民驱逐日寇出中国”，号召东北民众奋起抵抗，得到了东北地区广大民众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与拥护，救亡图存的抗日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即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重要象征，在14年的浴血奋战中，以伟大的抗联精神唤起了东北军民奋起抗战。

一、东北抗联精神的价值意蕴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提出要组织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并发动游击战争。1931年，在北满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郑重宣告：“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受党组织委托，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先后在东北创建了磐石、珲春、珠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联合并支持各种抗日武装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抗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勇赴国难、艰苦奋斗、不畏牺牲、信念坚定”的东北抗联精神。

为彻底消灭东北抗联这个“心腹大患”，日本侵略者强力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切断了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孤悬敌后的抗联将士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在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抗联老战士马广荣回忆道，1941年夏天，他们十几天没吃上一粒粮食，天天吃野菜，头昏眼花腿发抖，有时甚至从野兽的粪便里找没有消化掉的食物吃。在艰苦时期入队的抗联老战士乔邦义回忆道，那时为解决穿衣的问题，打死敌人后马上就从被打死的敌人身上扒衣服穿。抗联老战士单立志回忆道，在长期严寒摧残下，一大部分年纪稍大的战友被冻死饿死了。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抗联将士们并没有屈服，依然誓死杀敌，抗击日寇。1938年3月，抗联第五军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带领一连小队，为保卫总部密营在宝清县小孤山对前来“清剿”的日寇和伪兴安军展开阻击。他们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砸。最后时刻，为防止武器落入敌手，李海峰命令战士们把枪支砸坏，抛到雪谷里。为纪念这些英雄，后来这座小弧山被称为“十二烈士山”。1938年10月，抗联第五军部分战士在行进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时突遭日军偷袭，为掩护部队转移，冷云等8名女战士果断开枪，把敌人吸引了过来，前有激流后有追兵，8名女战士互相搀扶着，走进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支撑着抗联将士们血战到底的，是共產党人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那颗赤子之心。

二、东北抗联精神感召各方武装力量联合抗日

从1931年起，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预见到会有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对“不抵抗政策”不满，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实现党的领导，培养领导骨干。

在辽宁、吉林因驻军实施“不抵抗政策”失守后，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带领东北军阻击日本侵略军打响了武装反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动员工人、农民、学生等对部队进行慰问，并派遣志愿兵参加战斗。

1932年2月，原东北军将领王德林在吉林成立国民救国军，扯起抗日大旗。中共东满特委立即派遣胡泽民、王毓民等10多名党团员到救国军组织抗日活动，中共延吉县委和蛟河地方党部也指派李延禄、盖文华参加救国军，这些人很快成为骨干人员。1932年3月，救国军以李延禄所率部队为主力，取得了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更激发了东北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3年后，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赤色游击队产生以后，因为彻底执行了反日斗争纲领，坚决行动起来，打击了反动武装力量，影响其他反日军再整旗鼓，马上形成十余股小的反日军在我们游击队周围行动起来。”

三、东北抗联精神激励东北民众奋起抗日

14年的艰难岁月，生与死、血与火，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东北民众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一大批爱国志士在东北抗联精神的感染下奋起抗争，走上抗日最前线。至1935年末，东北已经形成了7块较大的抗日游击区，其特点之一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抗日军队并战胜了敌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建立有抗日团体、群众抗日武装以至抗日政权，如在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抗联第一军将东边道一带的农民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1936年，巴黎《救国时报》报道：由于农民之帮助和拥护，杨部义军，人数益增，声势益盛。

汤原县的大地主黄有不忍看到日寇残害父老乡亲，抛弃家产投身抗联队伍。1937年冬，他机智地将一支日军“讨伐队”骗进小兴安岭风雪弥漫的深山老林里，700多个日寇除30几个侥幸逃出外，其余全都冻死在大山里，黄有也冻坏了手脚。此后日军多次派出部队专门追捕他，黄有不幸被俘，临刑前仍不停痛骂日寇。冯仲云称他为“脑海里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敦化县城东沙河沿首富戴万龄举家抗日，毁家纾国难，两代人皆为抗日救国捐躯。1937年春，戴万龄率部秘密潜回敦化县沙河沿一带，筹粮筹款，为抗联搜集情报，不幸被汉奸出卖，为敌寇所俘虏。日本宪兵逼他说出周保中、柴世荣等抗联将领的下落，戴万龄宁死不屈，身受酷刑，英勇牺牲。戴万龄为国捐躯后，戴家子弟兵前仆后继，抗战到底。1938年8月，戴洪昌的六子、抗联第五军团长戴克政在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被敌人包围，他率领14名战士沉着应战，与200多名敌人激战3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935年11月22日，负伤的赵一曼因汉奸出卖被捕，惨无人道的审讯并未能摧毁这位共产党人的意志，负责看护的董宪勋和韩勇义逐渐对她产生崇敬之情。赵一曼趁机以写作的形式，把她在九一八事变时在奉天（今沈阳）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虐状况、被虐待的中国人的惨状，以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等，写在药纸和其他纸片上送给董宪勋和韩勇义。这些文字激发了二人的民族责任感，便着手帮助赵一曼逃出医院，但营救计划并未成功。遭受各种酷刑的董宪勋和最后惨死狱中的韩勇义始终没有屈服，表现了爱国者高尚的民族气节。正是在东北抗联精神的激励下，他们才能在短短20天内转变成为忠贞的抗日救国者。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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