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性研究与争论

2020-11-09李健

桂海论丛 2020年5期

李健

摘要：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路，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针对三个关键性问题展开争论，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的学术定位是否已经达到政治自觉；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终结”或“转场”后的多元研究格局与理论构建；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未来展望。这三次争论启示我们，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该着力把握好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自卢卡奇以来所强调的方法，即如何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二是打通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关联，即如何从历史科学的视角阐述共产主义从产生到实现的在场问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5-0035-05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理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球化时代下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资源。客观全面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其内部争论以辩证的张力关系表达出来，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从叙述方式和研究方式，从具体和综合等不同角度评判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成果与未来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这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理论任务，将对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国际化产生积极效应。

一、政治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

针对“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初性问题，我国曾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产生过两次争论。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徐杜论战”①，一次是21世纪初的“徐王论战②。这两次论战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兴趣，在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围、特征，尤其是政治立场方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直至今天，国内学者依然将研究立场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从“徐杜论战”“徐王论战”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是一个政治立场不断确认的过程。“徐杜论战”中徐立足于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判断，将其看成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他们之间的界限反映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杜立足于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将其看成是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补充的社会思潮，判断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前者不仅共享了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改变世界的革命政治取向，而且还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拓展，可视为是后者的“继续”③。这些问题在他们的争论中没有得到淋漓尽致地展开，随后出现的“徐王论战”可以说是将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化。“徐王论战”争论的核心依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徐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时，要避免混淆两者的原则界限，从而在思想多元化的语境下危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王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当代西方资本主義新变化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认为该思潮在研究路线上没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而是重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重点发展了人的主观性与能动性。这些争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论”。自2006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通知以后，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加速道”。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介绍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趋势，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内容之一，基本特征是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潮与西方左翼的研究在当前呈现合流趋势，构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者着眼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构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韩秋红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学术维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研究，就必须坚持‘主义的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进行学术问题探讨上应有的自觉——政治自觉。”[1]王雨辰提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主导权问题，即如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解为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展开抽象和主观的批判，也意味着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满足于客观描述其具体理论观点，更不是为了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该把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定位为在阐发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的同时，总结归纳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2]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创立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因为“西马非马”“以西解马”等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曾出现立场不够坚定、思想走偏等错误倾向，这更加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线，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会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虽然现在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走向了广义的理解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回归还是重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呈现多元化格局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会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此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并做出判断的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样的，但不能是多元的。我们不能以文本的不同解读为借口来建构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陈先达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一元的并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解读、自我建构，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本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必然具有它的本质属性，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本中所阐述的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3]这便是说，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基本的价值立场和衡量标准。一是引进来。在客观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眼中的资本主义现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进一步理清概念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强化问题意识，创新研究范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汲取有利要素。二是为我所用。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路径揭示出来，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加深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解，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来说都很有意义。

二、多元格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或“转场”后的发展

针对20世纪50至60年代由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所带来的影响，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吗”这一命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汪行福、李佃来与张一兵、张亮等学者之间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终结”还是“转场”，这都意味着我国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到深耕与自我探索阶段。如今，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判定变为分散化与多元化的繁荣与反思阶段。

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终结”，实质上是讨论这一思潮的内在逻辑是否瓦解。其中张一兵和張亮的“断裂说”主张重构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从主体革命与历史辩证法两个层面出发，认为当前的主体和历史更应该从“断裂”而非“统一”方面进行解读⑤。这种内在逻辑的瓦解说到底是哲学基础的终结，即哲学基础的分散化与多样性。汪行福和李佃来主张“转场说”。“转场说”没有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言论的影响，而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性解读出发，以“他者之镜”的视角转场为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从开始的创造一种不同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自由主义霸权及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探索社会主义的出路问题[4]。李佃来同样反驳终结说，他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为例，认为书中的思想虽然从内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转折，但并未完全越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架，我们还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5]。“断裂说”和“转场说”这两种说法关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卢卡奇创造的总体性辩证法，一条是阿尔都塞创造的多元决定辩证法。卢卡奇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是如何以统一的总体性方式寻求人类自由解放。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于偶然性和可能性视域，其核心是重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内涵，打破因果必然性规律，在哲学的断裂中寻求政治革命的新突破。从深层次而言，这表明“两个马克思”的问题一直存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流派比较重视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批判功能，科学主义流派则重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6]如果这种分裂一直存在的话，那将意味着是否终结和何以终结就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被悬置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开的话，保持张力的阐释关系将带给我们一种开放式的回答。在这种意义上，用什么标准衡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间距以及间距的合适程度反倒会成为我们应该优先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如果从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思潮合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历史使命而言确实已经完成，但从它的后续影响来说，它会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在场。如果我们将主体辩证法和结构辩证法的研究置于更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来看，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换为突破口，以历史的辩证的方式切入时代命题，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危机的双重对照下，只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将研究放在这两个问题上，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终结，也没有过时。如果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性方位而言，在时间上属于“过去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其思想依然属于“现在时”甚至是“未来时”⑥。

三、未来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该往何处去

依照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而引发的问题之一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积极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路问题成为近几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他们对于这一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从历史与现实、学术史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反思，这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争论，应该看成是他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担忧。有些学者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动向应该从“新”和“大”的角度入手，为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提供“新启示”[7]。有些学者从历史方位的角度重新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回到马克思主义和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当下呈现之中，既肯定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又指出其繁荣景象背后并没有生长出新的理论的事实，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围绕三点：一是深耕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是重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三是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反思⑦。有些学者从影响效应与时代反思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其中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割裂的状态，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的验证和考察⑧。还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入手，从资本和形而上学的原则性批判，从方法论和立场上拓展了传统的问题域。也有学者从学科属性出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应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其跨学科研究路径迫切需要延伸至人文社会科学这个大类，培养自觉的开放意识[8]。综合以上学者的主要研究思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该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我们不能一味地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予以还原和再造，更应该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就此目标来说，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着力把握好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自卢卡奇以来所强调的方法问题，即如何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二是打通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关联，即如何从历史科学的视角阐述共产主义在场问题。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方法”[9]。这个方法说到底是总体性辩证法，他们反对苏联对于唯物主义的错误认知，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应该是“历史”而非唯物主义，从主体革命视角激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思维。还有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复兴，这是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新思考，他们主张用辩证法包容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来说，是运用分裂的反历史主义的方法为两者提供一种内在张力，从不可能性之中发掘可能性。再比如，我国有些学者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解释力和共产主义实现等原则性问题上表现出了怀疑。如果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回到马克思和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将成为空谈，由此出发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达到马克思的批判高度，更会在现实问题上陷入无原则批判，从而不利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有效对话。

关于唯物史观与未来社会形态的内在共通性，即如何从历史的视角阐述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建构性的，一是批判性的，其基本的方法论是在批判资本逻辑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建构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探索未来社会发展形态，其生成性与共产主义保持着紧密而有张力的内在关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思。但是，西方左翼学者并不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而是拓展了空间维度，建构了新的解放政治学。还有学者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实质是生命政治生產的判断出发，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另一种方式。生命政治所关涉的不仅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调节，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身体解放，在新时代语境下提供了解答“历史之谜”的另一种思路。此外，身体规训、交往异化、空间治理、加速主义等重要议题都在此层面展开，这是对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关系的多维剖析。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时代困惑。国内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注重挖掘共产主义的“观念”层面和唯物主义的“历史”层面，两者的关系在阐释空间上进入多样化和分散性阶段。当然无论阐释角度多么新颖，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互通依旧是回答时代问题的主脉。因为只有回到共产主义与唯物史观这一最本己的历史使命和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有力地回应时代话语中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才能以共产主义理论为契机从根本上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批判性地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将它作为我们发展和保持马克思主义活力的重要理论资源。此方面研究很好地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转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该往何处去等问题依旧是贯穿起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自觉担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和理论任务，以问题意识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话题，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贡献自己的些许力量。

注释：

①关于“徐杜论战”，可参见以下文献：杜章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徐崇温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载于《学术界》1994年第4期）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关于“徐王论战”，可参见以下文献：徐崇温的《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王雨辰的《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兼答徐崇温先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当然还有其他文章，在此就不再赘述。

③陈学明对两人的观点做出了精彩的评判，参见陈学明的《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于《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④以下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理解。第一种是从范围和意识形态而言，从地域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小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上讲又需要跟后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进行区分。第二种是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而言，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十月革命后独立于苏联和西方政党而发展起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参见汪行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状的思考》（载于《哲学动态》2018年第10期）。第三种是从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仅指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1968年“五月革命”前后的特定哲学思潮，其核心特征是“从人本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参见胡大平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书第3页）。

⑤张一兵教授指出，惟有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建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并存新格局，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动向（参见张一兵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一书《序》第Ⅳ页）。

⑥参见张亮、孙乐强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心使命》（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⑦以上思考可参见以下文献：张亮的《展望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载于《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2期）和《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及其效应评估》（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⑧参见王雨辰的《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载于《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和《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韩秋红，谢昌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2）：115.

[2]王雨辰.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8（10）：7.

[3]陈先达.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双重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14.

[4]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J].学术月刊，2006（10）：9.

[5]李佃来.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个再审思[J].学术月刊，2013（12）：56.

[6]王雨辰.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效应[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1）：112.

[7]陈学明，姜国敏.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J].理论视野，20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