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丹

作文教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一块，历来受到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民国时期，对作文教学的讨论和研究在新风气的影响下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

八股文，在我国科举考试的历史上历经久远，影响不绝。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语文作文课堂里，老先生们对文章的要求还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八股文条条框框的影响，而对作文教学也没有更明确详细的规章法则。盲目性、随意性、笼统性是其时作文教学最突出的特点。这些历史的弊病引起了教育学界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文人纷纷发表文章，讨论作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其中以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等最具影响力。在此，笔者以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的观点，梳理一下民国时期作文教学观念的嬗变过程。

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国学大师梁启超关于作文教学的方法和意见主要见于他在1922年于南京高等师范所作的“作文教学法”的专题讲演上。这个讲演后来编订成《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书。

在该书中，梁启超把内容材料的选定作为作文的第一要务。在文章材料的选定上，梁启超主张学生要通过自身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选取身边的事物作为材料的来源。为了指导学生观察，他精心提出了“鸟瞰最要提挈全部，类括最要分类绵密，步移最要层次分明，凸聚最要看出主眼所在，脔尝最要深入此部分而割舍他部分”等五种观察方法。另外，因为学生年龄小，生活经历不够丰富，因此，梁氏认为教师有必要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材料，作为写作的参考或补充。他认为教师应该提供的材料有三种：一是将材料与范文同时供给;二是先供给材料，令学生写成文章再供给范文，让学生对比分析，以悟得失;三是将必要的材料与不必要的材料同时供给，以考查学生的选材能力。

与作文材料的真实性相对应的，是梁启超先生对作文要求的“实效性”。梁氏把文章分为三类：记载文、论辩文、情感文。记载文和论辩文属于应用文，而情感文属于文学文。梁氏认为中学语文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而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应用的能力。所以，在写作上，他主张学生以写应用文为主。他说“作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是纸，我仍是我，社会仍是社会，无益处也。”其“实效性”还体现在梁氏主张的“分体裁、分阶段交替训练。”“须将各类文分期讲授，不可同时东讲一篇西讲一篇。因为各类文作法不同，要令学者打通一关再进一关。”“我主张一学年有两学期，一学期教记叙文，一学期教论辩文。由简单而复杂。记叙文先静后动，论辩文先说喻倡导而后对辩。”通过这样严谨的教学过程，梁氏的学生每学期要上交的作文只有两三篇，梁氏认为文章不需要多做，“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下次再做另一种文，如此便做一篇有一篇的好处”。

梁氏非常注意文章整体结构和思路的严密性、完整性，因此在作文的批改的时候，他要求“改文时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偶然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辞，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

与梁启超先生先所提倡的先学记叙文，后学议论文做法相似的是黎锦熙先生规划的学年制，第一、二学年，是简单语言的记录发表;第三、四学年，是通信、条告、记录的设计，和实用文、说明文的作法研究、练习，要注意初期作文的两个要素，即真切、迅速;第五、六学年，实用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作法研究、练习、设计。总的来说，黎锦熙把作文训练分成两个阶段：先求“通”，再求“美”。先“通”再“美”跟梁氏上面所说的先“规矩”，后“巧言”一脉相承。

黎氏关于作文提出了以其著名的“教学三原则”为指导思想的作文教学改革。这三条原则是：1.写作重于讲读;2.改错先于求美;3.日札优于作文。黎氏认为教师对于学生阅读的指导，远没有作文指导的重要性大。因为阅读就算是不经过教师的指导，学生只要认识字，还是能读懂的，而且会去读。但是写作，没有了教师的指导，很可能就会无从下笔，或者写起来没有章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主动去写。如果只是一味的读书，而不进行写作，很可能会造成“眼高手低”的局面。这主要是针对当时语文课堂上，教师对作文课的无作为而提出来的。黎氏既然提出学生要多练多写，当然也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即教师对作文的评阅。教师不能因为作文多了，而潦草的批改作文。黎氏这里提出一条写作的重要法门——改错先于求美。这跟梁启超先生提倡的“写作的实效性”又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两位先生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作文是改出来的。对于作文的修改，黎氏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他制作了四种“错误订正表”：1.字体错误表;2.方法错误表;3.事实错误表;4.思想错误表。学生自行改错，教师集中归类统计再公布。这里较梁氏的只注意“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而言，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更加具体、细致了。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在《初中作文教学法之研究》中对学生作文的批改也提出了“自动的批评和订正”“教师批改”“黑板订正”“优良作品的宣示”等办法。这些办法沿用至今，仍非常有效。另外黎氏提出的“日札优于作文”。跟梁氏提倡的“让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叶圣陶先生主张的“写话”的观点相近。他们同样重視培养学生观察生活、体会生活，养成点滴积累的好习惯。在积累的同时，黎氏要求“札记届满一学期或一年，即可按标类之数码，检集同类各条，组成单篇分标题目：积久即为各种专题研究论文之资料。”

上面提到的叶圣陶先生同样热心于中小学语文教育事业，他撰写了许多有关语文教育的文章和书籍。在《国文教学》中，他和朱自清先生在论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关系时指出“阅读时吸收，写作时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这跟黎先生提出的“写作重于阅读”有相关性，也有相对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一定的具体情境中的真诚阐述。我们知道，当时汉语写作的文白之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也蔓延至学校课堂。在文与白的选择中，叶老坚持要求学生必须以白话文的优秀作品为范本，进行白话写作。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写话”观点。也跟梁启超倡导的不要“谬为高古”相近。

在叶老的名篇《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中，他就明确提出“直抒感情，了无隔阂，朴实说理，不生谬误”的写作目的观。其中“必经已之思考而得答案”“因势利导而陶冶之”“以学生为本位”等学生主体观，历来为人们所赞许。叶老说“小学生练习作文之要求，惟在理真情切而意达。”他提倡“嘴怎么说，笔就怎么写”。另外在作文评改上，叶老指出：“教授之要着，自须认定标的。是以批改只应注意于谬误之推理，不通之字句。告以趋向，当从某方面着想，意在启发，而非限制，则重作之效果当有可观矣。”这与梁氏的只重整体，不重细节，和黎氏的全面注重不同。叶老希望教师在逻辑与字句之外，能够给学生以启发，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代替学生的思考。

王森然先生在他的《中国国文教学概要》中，关于作文教学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作文训练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尤其是作文命题。这点跟梁启超要求学生从生活中获得写作材料，叶圣陶提出的以学生为本位，从学生角度进行命题的观点相一致。2.作文训练要多样化：命题、自由命题、一题多作、多题选作、学生自己命题，此外听写、速写、讲演、记录、问答、约述、写生、实录、日记、翻译、填补、改订、笔记等。这些和黎锦熙先生提出的“日札优于作文”类似，和张中行先生提倡的“多读多写”相吻合，和阮真考试方法研究中作文命题的种类，包括命题作文、同题重做、听讲笔述、语体文译相近，都是博采生活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3.作文批改要讲方法。王氏将作文分成两类：一类是练习、创作、限定作文，此类必须批改;另一类是日记、读书录，此类只需日后指出缺点即可。

1925年扬州八中国文教员张震南、王范矩、李荃编著的《中学国文教学述教》中，尤其重视“札记”的写作：“欲求学生练习文字、莫善于‘札记。札记者，学生随时读书有所记录，倘能行之得法，固无待作文矣”。写作日札就是想学生通过每天频繁的练笔，达到“通”“美”之境。张中行先生就明确提出了学习写作的不二法门——“多读多写”。他在《作文杂谈》中说：“作文时把经过在自己构思、自己组织的话写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活动，其范围远远超过课堂之内;并且说，这样扩大范围，练习的机会多，思想可以少拘束，因而对教和学都有好处。”但是他并不反对课堂作文，相反他认为在他人命题、自己成篇的形式下，所做之文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他把课堂写作看做“很好的练功场或办法”，是“备用”，而不是“应用”。在写作上，张先生也是主张先“通顺”，也就是说内容层次要清楚，言之成理;表达方面没有词汇、语法等错误。在通顺之后，于写法的变化或写法的限制中锻炼“巧思”。他认为“多读”能够将各种表达方式、笔调的短长轻重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能够吸收“思想”，学会“思路”。而这些学到的东西，必须经过勤奋的练笔才能真正为己所用。在写法上，他继承了叶圣陶先生“写话”的观点，强調“言为心声”，以手写口，反对“文”与“话”剥离。因此，在他看来“作文能力的培养，也难，也不难，说是难，因为不能一蹴而就;说是不难，因为功到自然成。”

以上是我对民国时期几位重要的语文教育家关于作文教学的一点概括和阐述，这些历史人物提出的这些观点，对当时的中小学作文教学起到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我们当下的作文教学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