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义

“这是一份费尽周折、精心设计的单张。”在近日播出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一名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干警拿着台湾间谍李孟居散发给香港“黑衣人”的传单说道，“单张用的是2019年6月12日蔡英文在脸书推文用的‘自由的台湾撑香港自由的背景图片。”这张图用黄色标注香港和台湾，与祖国大陆区分，黄色即造成两岸关系停摆的“太阳花学运”标志色。图片还印着一朵灰色的紫荆花，暗示香港正处在灰暗时期，以及一面同时印有“青天白日”和“紫荆花”的旗子，寓意“台湾撑香港”。

“通过这些会议，（台湾间谍郑宇钦）去了解欧美对于祖国大陆重大事项的看法，国防、科技、军工、政治领域重大事项的看法。”一名福建省漳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说。在欧洲郑宇钦利用研究机构身份掩盖台湾间谍真面目，参加学术会议并建立人脉，不仅迂回搜集祖国大陆情报，还为台湾当局拓展所谓的“外交”空间。

2020年10月，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迅雷—2020”专项行动，破获数百起间谍泄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其运用人员。这些案件都有哪些新特点？“散点式间谍行径不再按老套路出牌，不再一味窃取具象情报，更像是无序的起哄、打群架。”中共隐蔽战线专家、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叶孝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台湾情治部门利用这些下三滥的新式渗透，意在收买人心，煽动动乱，“用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策反，营造一个越来越没有共识的社会”。

谋“独”窃密花样频出

李孟居本是一名在大陆的台湾商人，去年8月20日，当他正要携带拍摄大量涉密影像的手机、DV，以及“反中乱港”宣传海报出境时，被国家安全机关带走。就在被抓获前，他刚刚将涉密视频发到台湾的网络群中。

2020年10月，央視《焦点访谈》节目连续三期披露涉台间谍案，从左至右为：李孟居，郑宇钦，蔡金树。（视频截图）

李孟居的“台独”思想，由来已久。2001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经常出入纽约的台湾会馆，结识了有“台独”魔术师之称的肖锡惠，并长期与其密切交往。回到台湾后，李孟居加入妄图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因表现突出，短短几年就从普通成员升为理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协进会”候补理事陈亚麟鼓动他去香港声援暴徒。

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个精心设计的单张。在维多利亚湾“黑衣人”集会现场，李孟居让一些人拿着单张摆拍、签名。他想将这些作为回到台湾后给高官们的政治献礼，而且早就吐露出捞取政治资本的心声：即便被遣返，也能直接选立委。在那场集会上，他专门学了句粤语“加油”怂恿暴徒乱港，而坐在《焦点访谈》摄像机前身穿囚服的他说：“暴力是绝对不对的，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极大的错误，必须要把暴力绳之以法。”

与李孟居相比，另一起案件的主角郑宇钦的政治意图更明确。他曾是民进党前任主席卓荣泰的助理，“我的规划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担任咨询委员”。在台湾读研究所期间，他便对情报学产生兴趣，还专门撰写了研究大陆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和架构的论文。后来，清高自负的他并没有得到台湾政坛的青睐，于是决定到海外镀金。

2004年，郑宇钦到捷克查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遇到了李云鹏。李云鹏的名片上印有“驻捷克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并说自己在台“国家安全局”任职。一心想钻进台湾情治机关的郑宇钦兴奋地推销自己做过的研究，但不久与李失去联系。直到2008年，回到台湾的郑宇钦遇到自称台湾复兴广播电台记者的吕家嘉。郑宇钦清楚，这家电台是台湾军情单位的外围组织，吕家嘉就是台湾军情人员。

两人一拍即合，用各种方式搜集有关祖国大陆的情报。2011年到2013年，郑宇钦先后四次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福建省漳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说：“他有意识地替台湾的间谍情报机构物色可发展的专家学者，跟他们接触谈完话，会把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所从事的领域、研究的内容跟台谍一五一十进行报告，报告完后，会主动提出对这个人使用的想法。”郑宇钦以此从吕家嘉那里获得大量间谍经费。

2013年到2016年，郑宇钦因签证问题困在捷克，回到台湾后，吕家嘉把陶致蓁介绍给他。陶对郑宇钦与吕家嘉合作搜集情报的方式表示质疑，提出应在欧美国家找到更好的方式或平台，获取大陆情报。郑宇钦于是提议在捷克成立研究所，打出名气后，就能参加一些华人很难参加的会议，收集关于大陆的有用情报。

不久，郑宇钦回到捷克成立研究所，自封所长，参加会议就方便了。2017年，郑宇钦的研究所接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理事会邀请，在维也纳参加级别很高的学术会议，他是唯一受邀华籍人员。陶致蓁闻讯后很兴奋，第二天就随上司到维也纳见郑，并当面给他一万美元奖励。后来，郑宇钦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搜情任务和间谍经费也越来越多。从2005年到2019年落网，他共收取了276万台币间谍经费。

在《焦点访谈》披露的另一起案件中，早年曾在大陆求学的蔡金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并在大陆积累了丰富人脉。2013年，自称是其学妹的郭佳瑛联系到他，对他在大陆的活动表现出兴趣。蔡金树说，自己有个“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因缺钱没运转起来。郭佳瑛很快就给协会找好了场地，付了36万新台币的租金，并建议这个协会只做两岸交流。

蔡金树此时已意识到郭佳瑛另有所图，但没有拒绝她的“好意”，还给她协会办公室主任头衔。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趋冷，赴台交流的大陆学者变得寥寥无几。两人商量，成立电子媒体“鹰传媒”，向大陆学者约稿。此时蔡金树已经收了郭佳瑛很多钱，无法抽身，且被她洗脑：“把你听到的、看到的，还有拿到的东西交给我，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没有涉密的东西。”

蔡金树继续常年往返于两岸。一方面，他向接触的大陆人员强调自己支持两岸统一，以消除戒心;另一方面他与学者和官员接触时，私下套取大陆内部信息，如果有学者愿意赴台参加论坛或投稿，他就把郭佳瑛的微信推荐给他。郭佳瑛收到稿件后，会让台湾军情局等相关部门消化完后，才放到“鹰传媒”上发表。几年间，他先后向郭佳瑛介绍、报告大陆涉台工作部门人员、重要智库专家、知名媒体记者等50多人，先后收取间谍情报机关发放的经费500多万元新台币。

2019年12月31日，抗议《反渗透法》团体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外示威。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蔡英文的情治布局

“近期披露的间谍案件与蔡英文当局整体策略，特别是其两岸政策一脉相承。在构建反华价值同盟、煽动‘港独和塑造西方政客学者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咏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些案件显示了台湾情治工作在地域上已不限于两岸，而是扩张到港澳乃至国际，尤其是欧美国家。案件还显示，蔡英文当局在关键节点和重大事件上集中发力，无论是对“港独”的利用，还是对捷克的长期塑造，以及对深蓝学者的选择，均是精心布局，集中力量选择破坏力强的支点。此外，台情治活动不限于情报搜集，而是开始配合蔡英文当局整体战略，蓄意制造舆论，破坏祖国大陆的国际形象。

2016年开始，蔡英文当局抓紧修订“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是民进党当局为建立所谓“两岸法律防卫机制”，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刑法”“国安法”“机密保护法”四部法例的五个方面内容;“反渗透法”则在“选罢法”“公投法”“集会游行法”“游说法”等基础上，扩张处罚范围和加重处罚力度。

这些法例有相当多的条文为台当局从事情治工作、攻击大陆提供支撑和借口。比如，“刑法”修订所谓“外患罪”，将十多种具体罪名扩张适用于大陆及港澳地区;“国安法”扩张对“共谍”行为的认定范围，新增“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泄露公务秘密等;“反渗透法”将大陆党政军机构、人员均视为“渗透来源”，“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选举、“公投”、游说、集会游行等相关政治活动均可触法。陈咏江说：“这些条文往往定义宽泛，缺乏具体认定机构和界定程序，便于入罪，使得台当局情治部门更易介入，在两岸族群中制造寒蝉效应和绿色恐怖氛围。”

有了法例支撑，蔡英文当局开始对情治部门做整合。陈咏江介绍，蔡英文调整了法务部、调查局等相关部门的考核机制，提升了保防安全、“反渗透”等相关案件的计点分值，促使相关人员倾向于避开肃贪、反诈骗等吃力不讨好的案件，集中精力侦办安全保防相关案件，使两岸族群被“查水表”的几率大幅上升。

整合情治部门，关键是人事布局。蔡英文当局近年调整国安局、军情局等机构人事，在情治部门贯彻绿色政治思想。陈咏江说，批评政治对手“卖台”一直是民进党赚取选举红利的口号，近年来通过故意制造“共谍”案，蔡英文当局限制了岛内有行动能力的统派人士，扼杀了支持统一的积极发声。这降低了岛内支持和平统一的声量，强化了台当局塑造的“台独”民粹主义空间。

岛内顺应这股逆流的政界人士，却官运、财运亨通。由“调查局长”升任“法务部长”的蔡清祥，就在“反渗透”方面积极配合蔡英文当局政策。前“国安局长”彭胜竹配合蔡英文当局保防政策，派人监控台商等两岸族群活动，后来闹出“走私烟品案”才被迫请辞。

上述只是在法例、机构方面的可见举措，蔡英文当局在不可见的“地下”情报工作中，动作更大，从披露的案件可见一斑。“炒作假新闻，制造所谓‘爆点，以‘出口转内销扩大政治影响。”陈咏江分析，蔡英文当局强化情报技术手段，目的是为塑造舆论。“比如，情报工作人员释放小道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由绿色媒体跟进引用，必要时还会在国际小报宣传后再引入岛内，放大炒作具有特定政治效应的、涉及两岸的事件。”

在新披露的案件中，可以看到台湾间谍已经将这种歪曲炒作搬到国外。郑宇钦找到三篇美国反华基金会的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进行篡改和包装后放到捷克华人圈里传播。他谎称一些捷克华侨华人是中国间谍，这些文章是从捷克政府内部截获。这不光造成捷克华人圈的恐慌，还丑化了中国在捷克的外交政策。

陈咏江说，蔡英文当局通过向美国提供基础数据，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情报网络系统。从更深层面上说，这些破坏两岸发展融合的举措，与美国提升打“台湾牌”力度有相当大关联。“除了双方共同的反华策略外，美国提升了透过台湾获取亚太地区情报的需求，台美情报合作更加具体。”

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愈发不入流的情治系统

尽管台当局大力整合岛内情治系统，但相比于台湾70年来的情治历史，可谓江河日下、日暮途穷。

台湾情治部门的开山鼻祖是国民党大陆时期的“中统”和“军统”。1949年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戴笠时代的保密局也作鸟兽散。叶孝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曾在回忆录中记载，从上海走时，他借了一条船，漂洋过海去了台湾，到那里甚至没有对应机构。”当时，全国大多数国民党特务都集中在岛内，可谓僧多粥少，还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大陆负隅顽抗。以上海为例，有“百发百中，无刺不成”之名的军统特工刘全德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回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未成，1950年被处决。军统特务罗秉乾在台接受“万能情报员”训练后，被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刺探机關、工厂、街道后，在人口密集地和发电厂、造船厂、自来水厂等周边踩点，为台湾定点轰炸指引目标。国民党据此制造上海二六轰炸，罗秉乾于1950年被处决。

“当时的形势是解放台湾，指日可待。”叶孝慎说，转折发生在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及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台湾站稳脚跟了，“他开始经营台湾了，首先是清除岛内共产党，这需要加强情治部门建设”。1950年8月，蒋经国成为“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的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后来几经整合，蒋经国成为台湾情治部门的实际领导者，“也可以说，蒋经国是岛内情治部门的开创者”，叶孝慎说。

不久之后，神秘的“西方公司”粉墨登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1951年2月，“西方公司”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注册成立。“西方公司”就是台湾“空军特种任务组”的代号，最先倡议成立的是宋美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艾伦·杜勒斯等，具体负责人为蒋经国和美国海军通信主任兼CIA台湾代表克莱恩。从此，CIA开始派专家指导国民党开展特种训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山岛战役”，叶孝慎说，这是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对大陆进行的最大反攻，“这其实也是台湾情治部门在CIA的指导下发动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突然发动进攻，守岛的公安部队虽一度处于劣势，但增援的解放军部队赶到后，第二天就将“国军”击退。仅仅10天后，《朝鲜停战协定》宣告签署。

在蒋经国执掌台湾情治机构的几年间，首先要打破国民党党内异己力量，以便把自己的力量穿插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打掉孙立人，让蒋经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叶孝慎说，关于孙立人事件争论很大，“有人认为他是冤枉的，但我认为抓他并不冤枉”。孙立人是抗战名将，曾受蒋介石重用，但美国曾欲扶其上位，取代蒋介石，于是受蒋介石疑忌。1955年6月，孙立人被秘密拘捕，10月，开始了30多年的软禁生涯。“当年台湾主要软禁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学良，一个就是孙立人。”叶孝慎说，蒋经国在孙立人事件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用的就是他手下的特工，巩固了蒋介石在台湾的地位”。

蒋介石（左）、宋美龄和蒋经国（右）。

1959年开始，台湾情治部门越来越猖獗。“这一年是祖国大陆三年困难时期的开端，同时西藏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从台湾当局得到的一系列情报来看，很多间谍人员认为“反攻大陆”指日可待。叶孝慎曾与岛内一名叫岳正武的前国民党特务交谈。岳正武参加过东山岛战役，后来又和其他特务一同搭乘美国军机，跳伞空降至青藏高原。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当地武装力量，进行叛乱活动。随着西藏逐渐平叛，岳正武被逮捕，直到1992年重回台湾。

同一时期，当时最先进的美国U-2侦察机开始长期驻扎台湾军事基地，刺探大陆情报。这是一项合作计划，CIA提供飞机、维护和训练指导，台湾当局选派飞行员、提供场地和勤务支援。文献记载，第一批赴美受训的6名国民党飞行员于1959年初到达基地，从1959年到1971年间，共有27人赴美受训。叶孝慎曾与蒋介石侍从副官翁元交谈，“蒋介石办公桌身后的一面墙上牢牢挂着帷幕，翁元一直不敢碰。有一天他进到办公室，发现帷幕打开了，墙上是一幅庞大的中国地图，画着详细的U-2侦察机的行动路线”。

孙立人（1900年-1990年），国民党抗战将领，从1955年到1988年被软禁。

陈水扁，1950年出生，2000年到2008年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卸任后涉嫌贪污、洗钱，判刑20年。

1978年，在蒋介石病逝三年后，蒋经国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之前有件事值得一提，蒋经国1970年在美国遇刺，行凶的正是‘台独分子。”叶孝慎说，这件事至今仍反映出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本身就靠情治部门起家的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越来越重视这方面工作。

同一年，祖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台湾同胞获得了更多便利，同时也给台湾间谍一些可乘之机。“正如邓小平同志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叶孝慎举了当时触目惊心的一个例子，台湾黑帮“新义安”头目沈洲义实为台湾间谍机关的耳目，在香港吸收了从内地赴港的吴佳杰，策动其炸掉上海宝钢高炉。1985年底，吴佳杰被逮捕。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宣布解除在台湾地区施行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为海峡两岸营造格外暖心风景的同时，台湾情治部门也愈发猖獗起来。他们开始用“糖衣炮弹”侵蚀大陆个别公务员。席世国1972年参军，从战士一直做到正连职参谋，曾在自卫反击战中负伤立功。后来，自称经商的台湾间谍熊天军不断收买他，在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任助理调研员的席世国从1996年7月到1997年3月，多次利用省政府某些部门保密工作和内部管理存在的漏洞，获取近百份秘密文件和内部材料，提供给境外间谍分子，获得美元4300元、台币14万元、人民币6600元情报酬金及其他酬物。叶孝慎说他曾正面接触过狱中的席世国，两人正式谈话之前，叶孝慎先让他卷起裤管，露出脚上的伤疤。“我要看看他在战争时负伤的地方，我就让他跟我说说，在战场上是怎么受的伤。”伤口唤起了席世国内心的良知，“他越说越后悔，说这是一个噩梦，为了金钱、女色，亲手把自己毁了！”那个在战场上的他，曾和这个国家一道从坎坷走来，在烽火战场上战胜了敌人，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投靠了敌人，让人唏嘘不已……

回溯历史会发现，“从1949年之后，台湾这一套情治系统就已经不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了”。叶孝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台湾情治系统最多只能算美国的一颗棋子，“如果说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签署之前，美国还需要这套系统充当桥头堡，为自己火中取栗。那么在三个联合公报发表之后，它就被边缘化了。”

在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尤其是他在第二个任期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情治工作就越来越向‘起哄架秧子方向发展”。他们发展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台商，“这些人不是真想做生意，情治部门给他们钱来托底，让他们窃取大陆情报”。叶孝慎认为，陈水扁这样做是自食恶果，岛内民众开始用脚投票，“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台湾企业家纷纷谴责他”。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陈水扁的锒铛入狱也是因为特别机要费，而跟特别机要费最有直接关联的就是情治部门、间谍活动。

2016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又开始“绿化”情治部门，“他们与国际上一些不入流的政客合流，只为博眼球，抓到篮子里就是菜，只是一锤子买卖，甚至只是半锤子。”叶孝慎认为，蔡英文当局这些所谓新式渗透，“更像是一种饮鸩止渴、茍延残喘，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即便通过台当局包装，影响一部分岛内民众，但他们中间也有越来越多人早就厌烦了‘金元外交”。或许到最后，蔡英文当局只能骗一骗自己，掩耳盗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