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柯红 谢义帅

[摘要]21世纪城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乡村公共空间逐渐显现出衰颓的趋势，尤其是乡村留守老人的公共精神生活空间建构更是匮乏。基于对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空间功能弱化问题的研究梳理，通过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下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变迁，进行多元化分析，归纳出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空间匮乏的成因。

[关键词]乡村;留守老人;公共精神空间;重构

[中图分类号] D669.6

[文献标识码]A

乡村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学、经济与管理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留守老人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重构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中国，从1998年以来，已经受到王勇、曹海林、贺雪峰、王玲、王东等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注。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区主要在农村，而乡村中留守老人的基数大，存在的问题较多，社会渊源深刻。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空洞的嵌套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的照顧制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约有5800万农村留守人员，其中包括四川省约560万留守老人。必须指出，21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代研究难点。由于乡村公共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变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重构乡村留守老人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要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造成研究不全面、不具有时效性。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梳理以往的文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变迁，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归纳成因。

1 乡村公共精神生活空间变迁

1.1 人民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于1958年在农村建立，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使原有的社和乡镇的边界被打破。此时通过国家强制性手段把每一个个体融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集体生活中的人们被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政治学习和宣传工作也经常进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无形的根植于人民心中，农民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也保持高度的一致。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基本丧失了经济和社会职能，大多数农民几乎完全依赖于行政体制，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理，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此时乡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精神生活空间存在于集体生活之中，吃大锅饭、做集体劳动、甚至个人的整个生活都处于集体化中，出现了由“自由人”转为“集体人”的现象。部分村镇的房屋也进行了重新分配，青壮年男、女，老人与孩子分开居住。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打倒封建迷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对科学知识的宣传，各种过去传统的民间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的公共精神空间诸如寺庙、祠堂、宗庙、戏台等物质要素也在这一时期赋予了新的意义。民间的宗教信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击后，部分陈旧的乡村礼俗也出现了变化，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后，公共精神生活空间上演的内容与往常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人民公社时期的主流思想更多的是对家庭观念的侵蚀。乡村暂时未出现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可以寄托在子女以及集体劳动中。在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宗祠等出现弱化的同时，露天坝坝电影这类政治性公共空间得到加强，田间地头等生产劳作性场所成为乡村的重要公共空间。

1.2 改革开放期

1980年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乡村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农民也从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再次回归家庭生活。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巨变，主要有两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城镇、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给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得乡村留守老人公共精神生活空间更加稀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其中农业农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承包了集体土地和其它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生产和运营按照合同自主进行。除了支付国家税的一小部分，其余收入都归于农民。

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出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它使农民丧失了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有的农民为了保留承包土地的权利，选择留在农村继续耕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自由择业。但一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让土地的使用率受到了影响。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多劳多得，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分配主义，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动员起来，个人更关心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劳作后的休闲时间大多集中在个体建立的棋牌室，讨论的内容大多是怎样加强生产技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以及某村的某某外出务工在村里建了一栋新房子等经济性话题。为后期大量的“民工潮”埋下伏笔。

1.3 税费改革以后

税费改革之后，农民从村民小组、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脱离出来，而仅凭自身素质又难以提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从而使得乡村建设趋于离散化，村民在脱离一定管制后又缺乏应有的价值体系构建，即使给村民带来了私人领域的自由化，也使村民的共同体归属感逐渐丧失。个人一旦产生了精神上的迷惘不及时加以正确引导，便容易诱发社会性事件。

这一时期的乡村呈现出“空心化”的特征，农村留守的情况更加恶化。大批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的是年老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子女留守乡村。一方面，老人面临的是繁重的农活以及孙辈的抚养费，外出务工子女一般给予老人的生活费仅够日常开支。在物质方面得不到充分照料，遑论对留守老人的精神照料。这部分外出务工的子女大多会选择一年回一次家，也就是春节时，留守老人才能够盼回离家多时的子女。在这段短暂相聚的时间里共度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小孩在街头巷尾追逐嬉戏，老人以及子女共同准备“年夜饭”这一颇具仪式感的活动，补回那些在平时缺失的亲子时光，这阶段的相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留守老人带来精神寄托。

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部分公共生活空间。首先，电扇、空调在每家每户逐渐普及，乡村传统的“大树”这一乘凉的公共生活空间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其次，洗衣机以及自来水的到来无疑也冲击了原有乡村洗衣码头的功能意义;电视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露天电影的功能。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对传统公共空间存在的意义造成了冲击，也让各家各户曾十分重要的公共联结弱化。缺乏精神寄托的留守老人生活依然简朴、居住环境也不佳，再加上闲暇时无处可去，小卖部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由于老人节俭在此地会受到排斥。

2 乡村留守老人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缺失的成因

乡村地区的商业和服务设施通常具有公共性特征。改革开放后放开对个体工商业的管制，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私人经营的商业和服务业设施。固定时期的集市活动、小卖部、棋牌室、理发店等便成为乡村中比较活跃的公共空间。农村留守老人从子女在外地的工作，改善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在提高了家庭一定的生活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也就产生了忽视，因此公共精神空间的建构愈发重要;在传统化地缘、血缘关系联结弱化的同时，为乡村留守老人寻求精神寄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可以得知的是，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缺失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要探究它缺失的原因，要从各方面总结出它的影响因素。

2.1 宗教活动的影响

当子女外出务工时，大多数乡村留守老人的熟人网络集中于邻里乡亲。精神缺乏慰藉，其精神寄托有教堂、牌室、河边、诊所、养老院、理发店、集会市场、田间地头等。“宗教热”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旧时的祭拜天地、占卦算命、看风水、巫医治病等宗教活动的复兴;普通民众重建祖祠、村庙、地方神祠;宗教团体修缮、扩建教堂、寺院和道观，增加宗教活动场所，并采取各种方式广收信徒。缺乏精神寄托的留守老人从某些传道者口中了解到宗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信教不仅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教友，还能够拯救个人灵魂，带来救赎。依据CGSS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调查数据，虽然中国农村地区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很低，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看出，宗教活动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一部分，在老年人的精神寄托方面不可忽视。

其次，农村自古以来便重视封建迷信，一般人家里有个三病两痛的，先想到的不是去诊所看病，而是寻找巫医治病。留守老人通过农耕获得的微薄收入大多花费在对孙辈的抚育上，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机能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承担繁重的劳务，一旦生病也舍不得拿钱治病。一个老人从得知自己生病之后不仅会忧虑经济方面的困难，在精神上也面临着巨大压力。若家人选择为自己治病而慢慢耗光多年来一个家庭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在老人眼中无疑是得不偿失的，况且在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后，病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治好。由此引出农村留守老人信教的直接动因，即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难以应对的个人危机;第二个则是社会原因，打工经济带来的亲子分离而引发的孤独感;三是教义文化本身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健康的打击对每一个人都是残酷的，在寻求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无效的情况下，既缺少经济供养也缺乏精神照料的农村留守老人终于迎来了宗教带来的曙光。过去那种“一人生病、全家遭罪”的场景在他们眼中可以通过此种方式寻求解脱，曾经在农村盛极一时的巫医治病通过另一种方式给他们带来了精神慰藉。“一人信主，全家平安”的口号通过教友的口口相传也渐渐影响了更多的人。

宗教的影响近年来在农村地区由于种种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原因逐渐扩大。譬如乡村留守老人社会保障的缺乏，无法承担治病带来的高额医疗费用;乡村留守老人大多生于建国前，识字率不高，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信教的可能性增高;外出务工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精神关爱是不足够给其带来精神慰藉的，在感到孤独的时刻容易被宗教所吸引;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关注无疑会在某些方面带给孤独的乡村留守老人一定的精神寄托。宗教活动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从以前在农村盛行的巫医、神婆以及向龙王祈求降水等活动可以看出端倪。宗教对于留守老人是另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

2.2 传统公共生活空间的消亡

张良将乡村公共空间分为四类，主要是生活性公共空间、信仰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家电下乡”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村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也对部分公共空间产生了影响。拿每户人家的门前空地来说，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交流空间，它面积并不大，但起的作用却不小。首先，它能够作为农民晒谷子的场所;其次，在村民经过时能顺便闲聊几句，加强日常交流;它还能成为家庭吃饭的地方，吸引村民加入聚餐。可随着电视、网络、电扇、空调等在每家每户普及后，个体大多选择在屋里享受现代化家庭产品，减少了在院坝的围坐交流时间。洗衣机的出现，使在乡村洗衣码头的妇女、老人们锐减，往常在洗衣中与村民一起交流日常生活的场景也不复存在。小商店这种以买东西为由，聚集村民，供村民打牌、交往的场所受到了网络购物的冲击。大多数留守老人的子女倾向于网购后寄东西给老人，而不是给钱让老人自由支配，小商店的存在意义也被弱化，而戏台作为本地村民与方圆十里村民利用唱戏来传达农耕信息的重要场所，已经在人民公社时期或者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除，新的戏台也鲜少有人重新搭建。人民公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封建迷信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祠堂的消亡，这一祭祀祖先的神圣場所在现代化的今天，对宗族和乡村已经不再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

2.3 缺乏自我养老意识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从原来的3611人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这是国家普及义务制教育后的成果，但农村留守老人大多生于1949年前，文化知识不高，大部分是文盲，有些连基本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无法理解。由于环境的影响，对粮食等物质方面的要求比较在意，将生活重心都放在了物质层面，即使能够获得充足的经济支持，也无法放弃农耕生活，安心在家休养，如果子女有良好的经济能力带其离开乡村去往城市生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往往倾向于拒绝和子女一同住在城市里。

农村存在与乡村留守老人共生的现象——乡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承担抚育孙辈的责任，一方面可以给他们孤寂的乡村生活带来乐趣，获得一定的精神慰藉，还会因为注重孙辈良好身体素质的养成，搭配丰盛的饭菜，因而自己的身体也能得到一定的照顾;另一方面，留守老人不仅要负担孙辈的教育费用，还要承担他们日常生活费用。随着孙辈逐渐成长，留守老人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孙辈也越来越难管教，而且隔代教育往往会让留守儿童产生性格缺失。当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留守老人常常妥协，不愿做夹在子女与孙辈之间的导火索。长此以往，容易感受到子女“重幼轻老”，从而产生悲凉之感。

3 总结与展望

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乡村社会处于“去组织化”，农民逐渐从地方性、传统性共同体之中脱嵌出来，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代价却是丧失了共同归属感。有一种说法是“远亲不如近邻”，这表明了由血缘社会转向到地缘社会的乡村，身处其中的留守老人生活范围是狭窄的。除了一些要好的同村人以及沾亲的同辈人，他们可与其交流的对象是十分匮乏的。农忙时节还可以投身于繁忙的劳作中，暂时忘记精神上的孤独，农闲的时候偶尔选择走家串户，和为数不多的同辈人唠唠家常。在没有病痛的折磨之前，他们或许觉得知足常乐，不会对子女有太多要求，也不愿成为子女的负担。

孝道的弱化并不是一种原因导致的。独立的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与彼此的关联性越来越弱，传统地缘、血缘的联系也在不断削弱，市场经济的浪潮引发人们对物质的疯狂追求，而对精神方面的关注却越来越微弱。这种种因素都导致了个人的冷漠化，对家庭关系的去责任化，所以社会性事件层出不穷并发人深省。在未来，应该鼓励多元化养老模式的普及，为乡村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保障，在乡村也应建立新型公共空间供其闲暇时进行娱乐。

[参考文献]

[1]徐国普.人民公社时期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J].江汉论坛，2004 （07）.

[2]王东，王勇，李广斌。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3 （02）.

[3]宋月萍.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J].人口与发展，2014 （04）.

[4]刘嘎嘎.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探究[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8 （05）.

[5]林瑜胜，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状况值得关注[J].宗教周刊，论坛，2018 （06）.

[6]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一一兼论乡村社会整合[J].学习与实践，2013 （10），

[7]林瑜胜.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状况值得关注[J]宗教周刊，论坛，2018 （06）.

[8]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一一兼论乡村社会整合[J].学习与实践，2013 （10）.

[9]王玲.鄉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一一以公共空间为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0 （05）.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11]张良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05）.

[作者简介]刘柯红（1996-），女，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谢义帅（1995-），男，四川广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