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莲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2004-2010年全国红色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红色旅游概念，同时也引发了全国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开发热潮。作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宝贵革命精神的红色资源，在开发利用中需要深刻地认识到其资源的特殊属性，与一般旅游资源的差异：红色资源不是一般的人文资源，它的形成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与必然性，历史上红色旅游资源是随着革命战争推进而不断的发展形成的，内在地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历史，所以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域外红色资源存在着必然性的联系。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区域红色旅游资源的时代价值，有必要进行资源整合，探索跨区域旅游开发。基于此，拟以上海和延安两个区域为例，对两地红色旅游资源情况进行统计，并建立资源协同开发的评价体系，最后基于共生理论提出区域协同开发策略。

1 上海和延安的红色旅游资源概况

1.1 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分布整体概况

《2004-2010年全国红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发展红色旅游的六大目标，其中重点量化性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区域与路线的数量：培育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配套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100个左右“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且80%以上景区至少达到3A级别。当前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情况如表1所示。

1.2 上海、延安红色旅游资源数量与类型

上海作为中国五大革命圣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根据网络公开的红色旅游景点数量来看，约有60处红色资源得到了开发。但实际上，借助于谷歌地图工具对最新的标记旅游景点进行对比查找，发现实际上得到开发的数量远不止于这个数量，有超过100处的红色资源得到开发形成旅游景点。限于获取数据工具的能力，仅对初步梳理到的这100处被开发的红色资源进行了归类。其中，表2中红色资源分为了主次两类，主类为纪念场所类、革命遗址类；次类为红色纪念馆、红色展览馆、烈士陵园、烈士墓碑、名人故居、革命遗址遗迹。

表1 国内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

表2 上海红色旅游资源类型与数量

同样的处理方式，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旅游资源类型与数量如表3所示。

表3 延安红色旅游资源类型与数量

2 上海延安两地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评价体系

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的基础工作是资源等级的评价，在对上海与延安两地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协同开发前，必须进行的就是对两地红色旅游资源的评价。

2.1 评价方法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模糊综合评价三种方法，建构了上海和延安红色资源协同开发评价体系。

2.2 评价指标选择与体系建立

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包含了三个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共生理论的发展为旅游资源整合优化提供了指导，对于跨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按照共生理论的几个要素划分方式的内在原理，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的三要素可具体化表述为：红色资源协同单元、红色资源协同模式、红色资源协同环境。由于红色资源贯穿着中国人民革命这一条主线，其协同单元、模式与环境，具有高度一致性，区别于一般旅游资源跨区域之间的高度竞争性。基于此，评价指标的选择，以红色旅游资源的特殊属性来设计：一般旅游资源的评价主要从资源本身价值、旅游价值，以及所处的区位条件几个指标中进行选取。红色旅游资源，作为蕴含时代与我国国家色彩的特殊人文资源，它的资源价值、旅游价值区别于一般旅游资源：首先，红色资源的唯一性、不可取代性，决定了其资源价值不能以经济价值尺度简单衡量。这就决定了其需要全面考虑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中又以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主导，两者价值越大产生的经济价值越大，意味着这类红色资源的开发潜力越大。其次，旅游价值显而易见，红色资源的旅游价值与一般旅游资源类似，包括品牌知名度、社会效益等；最后，区位条件指标包含了区域交通水平、资源组合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的红色资源评价指标，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上海—延安协同开发红色资源评价指标评价体系。

图1 上海—延安协同开发红色资源评价指标评价体系

2.3 指标权重计算

初步建构上海延安红色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后，对三层目标体系建立两相比较的判断矩阵，咨询相关专家，以问卷的方式，采用模糊数学 10 分制对设计的因素指标打分，获得评分后通过计算的方式得到指标的权重。

权重的计算采用了RGM法求解权值，具体计算过程包括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 计算要素权重矩阵A行几何平均值，公式如下：

第二步，对几何平均值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值，公式如下：

最终上海—延安协同开发红色资源评价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上海—延安协同开发红色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表

3 上海延安两地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的关键问题

从建构指标在协同开发中的权重看，上海延安两地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中，历史文化价值、资源组合度、区域经济水平、社会价值、社会效益几个方面要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结合上海延安两地的红色资源禀赋类看，两者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且有一定的互补性，并且从红色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上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协同开发两地红色资源，这些方面都成了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3.1 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需以资源历史文化价值挖掘为导向

无论是从红色资源协同开发的权重角度，还是红色旅游本身来说，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都是开发中首要关注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缺乏历史文化价值的红色旅游，也失去了开发的意义，从市场角度看更是丧失了最大的竞争优势。所以，上海延安两地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过程中，必须以历史文化价值挖掘为导向，关注各类资源蕴含的丰富红色文化，进行互补类型资源开发，挖掘开发出更多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红色旅游产品。

3.2 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区位条件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红色旅游资源的形成是由我国革命战争的特殊历史所决定的，“农村包围城市”“敌后根据地”等种种特殊条件，使得红色资源部分的区位条件较为的特殊—多数红色资源地区交通相对不发达、经济相对落后。尽管自改革开放以后，交通和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不少红色资源风景地区依然同比其他地区更为落后。正是由于红色资源具备的这一特点，让其成为在开发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协同区域之间红色资源共同开发，区位条件是重点考虑因素，协同开发中保证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挖掘的情况下，要兼顾资源类型互补、地区经济条件互补、交通的通达性。从上海和延安两地的具体情况来看，两者在这些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协同开发优势。

3.3 协同开发红色资源的市场角度审视

红色资源置于市场化视角进行开发，一方面为了利用市场高效的资源配置更好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无疑也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拉动相对落后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对红色资源协同开发，应充分利用跨区域红色资源所在地主体的特点，最大化拉动两者经济。本文选择的上海与延安就是比较典型的互补的红色旅游资源地，上海一方面具有丰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延安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欠缺经济发展动力。协同开发两地能够有效发挥上海经济资源优势与延安历史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达到资源开发的效益最大化。长远地看，两者优势互补协同开发，既有利于红色资源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挥，也有助于市场价值的发挥，具有可持续性。

4 上海延安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策

通过对上海延安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关键问题的分析，从共生理论提出了三个层面协同开发上海和延安红色旅游资源的以下对策。

4.1 建构明确两地协同开发单元

红色旅游开发方兴未艾，是旅游行业一个较新的发展方向，在尝试区域合作开发旅游资源，首先必须建构协同开发单元，这是后续开发的基础。所谓协同开发单元，既可以表述为围绕某一红色旅游资源型项目而产生、形成的资源评价、建设、运行等环节的整体，包括了两个上海和延安两个地区关于某一红色旅游项目的种种设计的衔接等等。在尝试进行两地开发前，必须对这一协同开发单元进行整体规划与设计。

4.2 建立完善协同开发模式

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红色资源开发，各地在尝试进行跨区合作开发过程中，需要建立协同开发模式，并逐步摸索经验进行完善。以涉及上海和延安红色资源案例来看，目前在实际的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已经尝试推出了一系列开发模式，上海旅游规划中对此指出在跨区域开发中，形成与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的连线的模式，同时与江浙范围内红色旅游景点实施对接，特别是其中红色文化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景点，诸如中共一大会址与嘉兴南湖红船。这些进行中的案例为当下跨区协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各地跨区协同开发中在自身摸索经验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借鉴经验完善自身跨区域协同开发模式。

4.3 优化协同开发环境

跨区域之间的红色旅游开发，完全以市场旅游业为主体，显然存在着极大的难度。除了红色资源的敏感性等问题外，更多的是由于各地红色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导致相互之间协同的困难，同时市场中主体要准确地把握红色资源内核，并进行产品深度开发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因而，为了推动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协同开发，政府部门应该出台加强此类开发的政策，明确正确的开发导向，给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协同开发环境。

5 结语

红色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其在被开发利用过程中，除了关注产生的经济效益外，更多的是要注重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开发具有很大的难度。从协同开发视角展开研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困难，通过建构明确两地协同开发单元，建立完善协同开发模式，协同优化开发环境等措施的展开，能够较好地保证红色资源开发处于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价值导向范围内，规避了红色资源被过度消费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