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陈宇宏

汉长安城城墙东南角遗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人类文明，它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兼容并蓄，从而博大精深。在它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既一脉相承，又阶段显明。其中周秦汉唐等统一王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主干，而这些封建王朝均崛起并兴盛于关中这片皇天后土之上。如今西周、秦、隋唐的都城或消蚀破碎于河水冲刷之中，或大面积叠压于现代城市之下，唯独西汉长安都城，格局完整，地下遗存清晰地存留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城区。如何全面系统地保护和利用这座巨大的古代城池遗址，如何展示和传承其丰富而厚重的文化内涵，如何通过历史转化和活化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支撑，这始终都是陕西以及西安的战略性课题和历史使命。

2011年，陕西和西安在汉长安城申请设立了国家级的大遗址保护特区。2020年，陕西和西安又提出在汉长安城创建国家文化公园的申请。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李骊明作为资深的文化学者和这些重大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策划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题采访。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西部大开发》：大家都有一种疑问：都说陕西是历史文化资源大省，那么这个“大”，大在什么地方？都说要从文化资源大省变成文化产业大省，这个文化产业大省又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李骊明：陕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毋庸置疑，也用不着太多的论证。陕西文化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之多、品类之全、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举世公认的。西安作为陕西的省会和十三朝古都，还有着“世界千年古都，华夏精神故乡”的特殊文化身份，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价值上的大，这是西安在全国700多个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地方。文化产业之大可以从定性、定量等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化产业的数量指标和统计数据不是我研究的对象。我所看重的文化产业之“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文化产业创造的财富贡献大，文化事业所产生的意义大，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范围大，文化主题带动的产业链条大，重大项目在国内外文化格局中的影响大。这些定性的问题解决好了，定量的经济数据自然也会增大。你所提的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在资源的转化、活化上创造乏力，创新乏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文化话语权的竞争，文化创造力的竞争，内容经济的竞争，那种关于文化资源赋存地的竞争，历史文化古悠度甚至权威性的争吵，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文化生产力竞争优势。这也是值得陕西的文化官员和学者认真反省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您对汉长安城的保护利用有持续的关注，从您主持的诸多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中能深切感受到您的汉长安城情结。您常讲汉长安城是国家级战略性资源。能稍加解释吗？

李骊明：汉长安城的价值和地位与汉王朝的历史文化贡献密不可分。汉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华夏文明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发展并完善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模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它儒家法家互补，王道霸道兼用，最早实行对外开放，制定西部经略，推进丝绸之路上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汉长安城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展示出汉文化强大的吸纳之力和消化之功，奠定了中国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汉代形成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资源，例如其崇尚忠孝的教化方针，弘毅行道的价值导向，雄浑大气的审美旨趣，追求功业的社会风尚，后来都沉淀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深沉底色。汉代所创造的汉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品质。

汉长安城是根据中国传统礼制思想建造的一座都城，它是位于渭河一级阶地之上的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方城池，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作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城中包括宫殿庙堂、文馆武库、礼制建筑、贵族府邸、阎闾里坊、商贸贾肆、百工杂艺、苑囿台榭、人工湖泊等等，西汉王朝居此208年，后又被八个王朝或长或短的作为都城使用，前后作为都城时间长达369年。从西汉到隋初，这座都城既孕育了诸多的盛世文明，也成为佛教传扬和民族融合的策源地和集中区，显性和隐性的文化资源叠压积淀十分厚重。其中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东西二市、八街九陌、天禄阁、石渠阁、辟雍、横桥以及与之有机联属的上林苑，都成为中国古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在汉长安城遗址区创建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是一项烁古耀今，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伟大文化工程。

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大版图中，汉长安城和古罗马城是一组可以相互比较的帝都型双子座城市，它们分别作为中国和欧洲建筑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代表，影响了其后2000多年的文化样态。我们之所以说汉长安城是国家级的战略性资源，是基于它能够彰显国家文化形象、价值系统和中华文化特色的权威性资源。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成，必将进一步充实西安作为东方大遗产之城的形象，形成民族文化自信的支点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战略高地。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西部大开发》：您是最早明确提出“国家古都文化公园”概念并进行系统设计的人，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语境中，搞好汉长安城保护利用的文化策划和建设规划？

李骊明：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建设的新形式、新载体。它是一个类型集合概念，不同的国家文化公园各有自己的文化主题定位。文化公园的主题定位既是对外的标识，也是对内资源组合的指归，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公园主题定位，要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和价值系统，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高度。对于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定位，我们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认为最能体现国家文化战略和汉长安城资源赋存比较优势的主题是“汉长安城国家古都文化公园”。

西安百余名学童在西安汉城湖举行汉服开笔礼

我在这里再做几点补充，第一，“国家古都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公园中的一种新类型，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最直观、最具感染力的文化形象就是它最具代表性的古都，这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二，古都为“体”，其它为“用”，古都是本体性的存在，其它是派生性的，功用性的事物。主题定位于国家古都文化公园，不会影响其它派生性的文化主题的表达和彰显。比如，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就是这里的另一个主题，也可以叫作副主题。人们千里迢迢来到丝路东方起点，就是要游览古都这种东方文明的首善之区和丝路商贸的东方磁极。只有彰显古都，才能揭示古代文明产生的内在逻辑。第三，古都文化公园的建设，也必将有力地推进陕西和西安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综合价值的兑现。在全国层面，汉长安城遗址区不仅要成为雄浑大气的东方古都观光体验地，同时也将成为中国八大古都联盟和世界古都论坛的永久会址。用于传承优秀文化，传播中国声音。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可以和考古遗址公园无缝对接的文化工程模式，它有一套规范和主体功能分区的要求。这种模式不但适合线性的文化遗址，更适合面积巨大的圈层结构的片状文化遗址。国家文化公园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保护和综合性开发。它的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划分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在我们确定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模式、主题、文化内容和发展策略之后，文化策划和建议规划将会结合这里的文物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资源类型，周边自然人文条件，配套设置等具体情况，严谨地进行系统化的设计。

《西部大开发》：国家文化公园规模如此之大，要以何为支撑，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项目工程品质在传播中少打折扣？

李骊明：国家文化公园必须要有国家级文化工程的项目作为支撑，这些项目应该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文化工程的品质。我们在此提出两大类文化工程的创意和设计。第一大类是，需要国家支持的文化工程项目；第二大类是，社会多元主体投资运营的文化工程项目。

未央宫复原效果图

华服体验者身着汉服尽享银杏林浪漫醉人的美景

在策划创意过程中，我们力求突出三大特点：一是要与国家古都文化公园主题高度契合，从而形成对主题的呼应和支撑；二是充分发挥陕西和西安出土文物和文化资源的赋存优势，保证有特色鲜明的展品和素材支持；三是硬件软件并重，“三个效益”并重，争取每项文化工程都能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使国家文化公园同时成为文旅商贸的新引擎。

《西部大开发》：东西方文化遗址保护确有不同，中国的土木结构遗址应该采取怎样的模式？为何长久以来我们在保护理念创新上难以突破？

李骊明：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遗址作一比较，石质结构建筑与土木建筑的差别显而易见，特别是在经历了千百年的自然和人为损坏之后，二者的存留状况更是差别巨大。这从罗马古城和汉长安城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最明显的印证。罗马古城甚至不用太多的文化标识人们就可以看到其当初的格局和样态。而汉长安城除了部分夯土遗址，地面建筑基本是荡然无存。材质的差别和文化环境的差别，使得中国土木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必须要有适合自身特点的方式方法。

欧洲是近代考古学的起源地，也是遗址保护规范的策源地，从16世纪就已提出了遗址保护的概念。这些概念和规范是以欧洲的石质结构建筑和社会文化环境为前提的。由于欧洲在考古学和遗址保护的先行者地位，其保护理念和模式也就先入为主地成了世界性的规范和遵循。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欧洲式的原则和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的遗址保护，特别是不适合东方土木结构的遗址保护和文化展示，于是又产生了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世界上的遗址保护实际是呈现出一种“有定则、无定式”的多样化状态。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也是土木结构遗址最多的国家，但我们的考古学和遗址保护则晚于发达国家，我们的学者和文物管理者长期在欧洲模式与日本模式中间摇摆纠结，至今未能形成适合土木结构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及理论体系。

《西部大开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那么，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特区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展示创新？

李骊明：在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特区进行展示系统的创新是创建国家古都文化公园的重要内容和题中要义。现在，无论是从社会的期待、文物管理部门的观念更新，还是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方面看，我们都有必要、有条件进行文化展示和传承传播形式的探索创新。可以设想选择像未央宫或长乐宫这样有代表性的宫殿遗址，进行错位性、立体化的保护展示工程。地下文物层可以建成可观览、可作考古现场的保护性空间，地面上可以用轻型材料建成可逆性、可识别的宫殿型标识物，并依托地面建筑空间，开设汉文化博物馆或古都文化博物馆。对于宫墙及城墙部分，也可以用轻型新材料，错位或易位构筑起既有景观效果，又有展室功能的标识体。中国的新材料和工程技术与汉长安城文化遗址相结合，就是呼之欲出的中国大遗址文化展示创新的可行之路。

《西部大开发》：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内，原住民是否该完全迁出？传统村落是否要被保留？怎样有效解决遗址保护特区的土地平衡问题？

李骊明：在汉长安城遗址区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在还有四五万户籍人口的原住民。这里的村民不同于唐大明宫遗址区以河南籍移民为主的居民，这里的村民是当地的原住民，有些村庄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三四百年之前，他们在此有土地、有祖坟、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如果采取简单地全部迁出的办法，在经济和动员工作方面都会成本巨大，困难重重。现实而合理的选择是在调查分类和协商互动的基础上，探索一套合乎国情和区情的分类解决办法。从系统保护利用的角度看，原住民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传统的载体，在合理的利益保证和培训引导下，他们又会转化为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承人，因而保留部分原住民和传统村落，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题中之义。

因此，我认为，户籍原住民的安置，将来在政策引导和相互协商的有机结合下，应该采取货币安置一部分、区外安置一部分、区内安置一部分、区内传统民居安置一部分的办法，完全可以达到“原汤化原食”的平衡状态。

目前遗址区内还有33个行政村，村庄总人口5.4万人，流动人口6-7万人。根据村庄现状建设、占压遗址状况，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规划要求，按照构建利益共同体及和谐共生发展模式，将这些村庄划为不同类型，予以有序地拆迁、保留、改造。特区内曾提出四种类型，即远期迁建安置型、保留控制发展型、协调发展型、城镇化整理型。这种类型划分兼顾了保护规划的要求和现有村庄的现状，并体现了对大遗址区内传统民居景观的价值评价。应该被视为汉长安城国家古都文化公园的创造和探索。

美丽的汉城湖遗址公园

遗址保护特区的用地平衡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建设的文化公园，是一件成本高昂的战略举措，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应该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36平方公里的遗址区，72平方公里的环境保护区应该说在用地方面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保护特区应与政府及土地、规划部门积极协商，综合挖潜，切实解决居民安置和企业搬迁及项目用地的问题：一是遗址区外围，包括古城环濠地带、圈层状的地带的规划权和使用权问题；二是遗址区内原定的村庄、企业迁置用地落实问题；三是农村宅基地用地指标的使用问题；四是遗址区内基本农田面积的逐步核减问题；五是遗址区以外土地补偿和平衡问题。

总之，用地平衡是关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进度、效益和景观品质的前提性问题，对此必须要大胆创新，精打细算，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保证国家级文化工程稳健有序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