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飞

一、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教育投入的现状分析

邓小平同志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促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是，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问题，目前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甚至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教育不公有社会分配不公的因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财政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可以从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

财政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导致了教育产业化和教育腐败，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教育是社会公共品，投资属于公共品的教育无利润可言，即使说有利可图，也是体现在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长远幸福和长远效益上，不可能有短期的“产业化”利润。但是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长时间存在严重的缺口，在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到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达到4%，而现在只有3.28%，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8年统计表明：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基础教育的投入则更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后社会的发展，教育供需的矛盾进一步凸现，让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学校和部门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利润”，大喊教育产业化改革。一时间全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非义务教育到义务教育，出现了“卖考分”、“择校费”、“招生腐败”、“教育腐败”等社会不堪承受之痛恨现象。资本的寻利性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二、公共财政体制教育投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因为社会公平包括第一层次的机会平等和第二层次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的最低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人平等的起点，更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没有这最底层的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的公平。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就应享受教育权尤其是义务教育权的人，因教育不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对他而言还谈得上什么后来的机会平等和收入公平？更不要奢谈他将来能够公平地对待社会而不会对社会心怀不满？尤其是有朝一日当他手握权力之时，不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其实，现在社会上除了有59岁现象之外，已经出现了29岁现象，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不公对社会公平产生的负面影响。教育公平还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最终手段。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经济学家曾问来华访问的瑞典税务专家他们国家采取什么税收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的？答案却是“我们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是教育，不是税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运用教育而不是税收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就是注重利用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的相应教育机会来治贫，来提高低收入者的生产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以教育公平为本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体制

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教育公平是检验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和谐社会是以公平为基础的社会，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应从教育公平始，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体制更该以公平为本。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形式，它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缺陷进行弥补。公共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依靠市场难以满足，必须通过政府财政来提供。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典型的公共品，政府有责任为每位公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责之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并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体制？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教育体制。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社会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事务的行为，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逐渐向培育市场环境、调控市场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和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转变。财政是政府的经济活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必將引起财政运行范围、方式和目标的转变。针对教育投入，借鉴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经验，首先重点倾向基础教育，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分配，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水平，以保证国民接受大体相同的基础教育，体现公民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价值理念。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才逐渐增加对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投入。

四、教育的投资回报率

因为教育产品的外部性的存在，很多时候要很难准确衡量教育的真实投资回报率。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的区别我觉得主要是二者构成上，比如说教育投资很多不能用货币衡量！据我所知，现有的文献在实证上度量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主要有舒尔茨与丹尼森等，不过二者主要在宏观上衡量的总教育的投资回报率！mincer收益率好象主要是用于分析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或许这就是与内部收益率侧重点的不同！写到这，感觉真有点胆战心惊，毕竟自己所学太浅，不过但愿能抛砖引玉然而，关于教育事业的回报率问题。近日“，教育部将于年内公布大学生培养成本”之事成为社会争论热点。笔者解释，大学生培养成本不管估算出是30万还是50万，教育部的本意在于对各高校是假一种定量的约束，最终母的在于降低乃至消除高校各种不合规收费，以减轻大学生供养家庭的负担。因为教育支出已成为影响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们尚无法达到最近5 年我国教育回报率是否有显著上升的证据，但频频见诸报端的是诸如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甚至提出零薪水起点等类似报道。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由于劳动力总量供给压力空前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幅增加等原因，今年二，三季度中国就业形势趋向严峻的问题将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薪水不可能指望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说，即使教育回报率有上升的趋势，幅度肯定也不会很大。

守教育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棋资本收益的获取，同其它任何一种商品相同，都取决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双方。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需求增加有限，肯定会阻碍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这将会表现为教育回报率增长缓慢。如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鼓励外企和名企加入到对劳动力的需求竞争中来，这种竞争将会促使劳动力价格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从而使教育收益也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达到这样一个的效果的前提是必须打破一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允许外资和民资自由进入，充分参加市场竞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和民资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率。

当然，教育回报率较高的原因除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也反映了守教育者在不均衡中抓住机遇的能力较强。反过来也可以说，除了市场经济欠发达，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外，受教育者不如当今大学毕业生，在转型经济过程中应对迅速变化环境的不适应，也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出现高增长下的低教育回报这一奇特的现象，有很多原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市场经济的不发达，表现为资源配置中的非市场化因素过多，交易环境缺乏满足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约束，如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认识生产力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如果人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报护和发挥，人口众多将很可能是中国未来迅速发展的决定性优势。